【我和我温婉的母亲】（1-6）作者：往事随风飘荡

【我和我温婉的母亲】（1-6）
 作者：往事随风飘荡
 2026/10/04  发布于：pixiv
第一章　樟木箱里的旧信
奶奶走的那天，澜城下了一整天的小雨。还不是梅雨，梅雨要再过半个月才来，可那雨下得黏，细细密密的，落在弄堂的青砖墙上就不肯走，把整条弄堂洇成一种旧旧的、发潮的颜色。我站在客堂间门口给来吊唁的人递白花，手心一直是湿的，分不清是雨还是汗。
灵堂就设在家里。石库门的客堂间本来就窄，摆上遗像、香炉和两排折叠椅，人一多就转不开身。来的大多是老邻居，楼上的王家姆妈，后弄堂修鞋的老顾，还有几个跟奶奶一起跳了十几年扇子舞的老太太。她们轮流握住我的手，说的话差不多都一样：你奶奶把你带大不容易，以后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我点头，说谢谢，再点头。说到后来，那几个字在嘴里磨得光溜溜的，没了分量。
我父亲没有回来。他的船那几天在南溟海上，从珀港开往赤沙港，离最近的港口还有六天的航程。奶奶咽气那天夜里，我给他打卫星电话，信号断了三次，第四次才接通。电话那头全是风声和机器的轰鸣，他的声音隔着几千海里传过来，又粗又哑。
“你替我给她磕三个头。”
我说好。
他又说：“阿渡，你……”
后面的话被一阵杂音吞掉了。我对着话筒喊了几声，那头只剩下嘟嘟的忙音。我握着手机在弄堂里一直站到天色发白，始终不知道他那句话原本要说什么。
我今年二十二岁，春天才进公司，工牌上印着“助理工程师”几个字，塑封还新。公司做古建修缮，我跟着师傅们在工地上爬脚手架、量梁柱、画测绘图，手上总带着洗不干净的木屑和墨线。我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可是奶奶走了以后，我才发现自己连殡仪馆要交哪些材料都不知道，连她的寿衣放在哪个柜子里都要问楼上的王家姆妈。
公司里来了几个同事帮忙，许嘉禾替我张罗了两天，临走时在弄堂口抱了抱我，说有事就给她打电话。我说好，后来一次也没有打。
这二十二年，交水电费、给我开家长会、逢年过节给亲戚回礼的，原来一直是奶奶。
……
吊唁的第二天下午，雨小了些。客堂间里只剩几个老太太在折锡箔，窸窸窣窣的，谁也不说话。
那个人就是这时候进来的。
他四十五六岁的样子，身材敦实，一身深灰色西装熨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进门前在门槛外仔细地跺了跺脚上的水。他从我手里接过白花，我闻到一股很沉的香气，压过了满屋的香烛味。他冲我点了点头，走到遗像前鞠了三个躬，弯腰的幅度、停顿的时间都恰到好处。起身时，他左手腕上的一串佛珠从袖口滑了出来，颗颗深褐，油润发亮。
他把一个厚厚的白信封放进奠仪箱，转过身，没有马上走。
“你是沈渡吧。”
我说是。
他笑了。那是一种很周到的笑，嘴角弯得刚刚好，眼角也挤出了几道纹，可眼睛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认识你父母，”他说，“很多年前了。”
这句话他说得很慢，“父母”两个字说得格外清楚。我愣了一下。二十二年来，从没有人在我面前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说过。在我们家，只有“你爸爸”，没有“你妈妈”。“你妈妈”这几个字，就跟客堂间角落里那块一踩就响的地板差不多，谁都知道它在那儿，谁都绕着走。
我想问他认识的是哪一个，又觉得在奶奶的灵前问这种话不合适。还没等我开口，他已经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用两根手指夹着递过来。
名片是米白色的，压着暗纹，上面印着：桐溪文旅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振东。
“桐溪。”我念了一遍。这个地名我从没听过。
“云泽省的一个小镇，离这儿不远。”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串佛珠在我耳边碰出一声轻响，“你会来桐溪的。来了就找我，有什么难处，跟严叔叔讲。”
他走了。我站在门口，看他撑开一把黑伞，踩着弄堂里的积水走出去，没几步就看不清了。
我捏着那张名片，后背一阵发凉。他怎么知道奶奶走了？他怎么那么肯定，我会去桐溪？
……
奶奶头七那天晚上，我开始收拾她的房间。
那是二楼朝南的一间，窗外就是弄堂口那棵老梧桐。房间里的一切都保持着她最后那几天的样子：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菊花茶，茶水已经发黄；老花镜压在一本翻开的《澜城晚报》上；藤椅背上搭着她那件藏青色的开衫，袖口磨得起了毛。我在门口站了两三分钟才进去。总觉得只要不碰这些东西，她就还会从楼下走上来，一边扶着楼梯扶手喘气，一边骂我又把湿毛巾扔在床上。
我从衣柜开始收拾，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纸箱。叠到她那件枣红色的丝绵袄时，我想起小时候每逢过年，她都要穿上它，带我去老庙街吃一碗酒酿圆子。她总是把自己碗里的圆子拨给我，说她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些黏东西。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骗我的。
床底下有一只樟木箱。
我一直知道它在那儿。小时候捉迷藏，我想钻进床底，奶奶一把就把我拎了出来，那是她唯一一次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后来我长大了，再也钻不进那片阴影里，也就把这只箱子忘了。
我趴在地上，把它拖了出来。箱子比我想的要沉，四角包着黄铜，锁扣上挂着一把小铜锁，锁身已经长出了绿锈。我翻遍了奶奶的钥匙串，没有一把对得上。最后，我在她梳妆台抽屉最里面找到一只装雪花膏的铁皮盒子，盒子里没有雪花膏，只躺着一把用红绳拴着的小钥匙。
钥匙插进锁孔，转了半圈，咔哒一声。
樟木的气味一下子涌了出来，又辛又凉，冲得我眼眶发酸。最上面一层是奶奶年轻时的几件旧毛衣，叠得整整齐齐。我把毛衣一件件捧出来，下面压着一个油布包，用麻绳十字捆着，打了一个死结。
我解不开那个结，只好找来剪刀剪断了麻绳。
油布打开，里面是信。
一沓，又一沓，用橡皮筋分成几捆，橡皮筋早就老化发脆了，我的手指一碰就断。信封散开来铺了一地，有牛皮纸的，有白色的，也有印着红框的老式信封。我一封一封地捡起来，按邮戳上的日期排好。
一共二十一封。
每一封的收信人都是我：澜城市望潮区柳荫路二百一十六弄九号，沈渡收。每一封的寄信人都写着同一行字：云泽省鹭汀县桐溪镇河埠街，若棠裁缝，温若棠。
每一封的邮戳，都是五月十四日。
我的生日。
最早的那几封，信封已经黄透了。收信人那一栏旁边，有人用钢笔写了两个很大的字：拒收。字写得横平竖直，一笔一画都很用力，最后一笔几乎划破了纸。可是这几封信并没有被退回去，它们和后来的信一起，在这只箱子里躺了这么多年。
所有的信，一封都没有拆过。
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床沿，手里捏着那一沓信，半天没动。窗外梧桐树的叶子被雨打得沙沙响，楼下的挂钟敲了十一下，又敲了十二下。
温若棠。
我把这个名字在心里默念了几次。三个字，念起来很软。我不认识这个人，可念到第三遍，这三个字就不觉得生了。
我五岁那年问过奶奶一次，我妈妈在哪里。那天她正在厨房里择豇豆，手停了一下，豇豆断成两截掉进了水盆里。
“你妈不要你了。”她说。
就这一句。说完她继续低头择菜，指甲把豇豆掐得啪啪响。我站在厨房门口，看那两截断了的豇豆在水盆里打转，从此再也没有问过。
我一直以为，那个人不要我，所以连一封信、一个电话都不会有。
可是这里有二十一封信，从我两岁的生日，到我二十二岁的生日，一年都没有落下。
……
我只拆了最新的那一封。
邮戳是今年的五月十四日，离现在不过二十来天。信封还很白，边角挺括，上面的字是用蓝色钢笔写的，清清秀秀的小楷，每个字都端端正正地坐在格子里。
我用指甲沿着封口挑开。信纸只有一页，叠成了三折，展开的时候飘出一股香气。不是樟木味，更甜，是白兰花，在纸里压久了，要凑到鼻子底下才闻得出。
信很短。
“渡渡：
今天是你二十二岁的生日。
去年在弄堂口，我看见你腋下夹着一卷图纸，走路很快，图纸露出来一角，画的是老房子的屋架。我猜你是学了修房子的本事。要真是这样，那很好，老房子是有记性的，你待它好，它都记得。
衣裳又做了一件，是一件长衫，靛青的。还是照着去年的样子放了一寸，不知道合不合身。你长得太快了，我总是追不上。
今天我去看看你。远远地，不让你为难。
生日快乐。
妈妈”
我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读到第三遍，那些字就开始在纸上晃，一个一个地游开了。我抬手去擦，才发觉自己脸上全是湿的。
“今天我去看看你。”
五月十四日那天傍晚，我在做什么？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在城北的工地上待到很晚，回来时天快黑了。奶奶早上出门前就嘱咐我，蛋糕订好了，下了班不准在外面吃东西。我从地铁站出来，拐进弄堂口，一眼就看见那棵老梧桐下站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旗袍，很素，什么花纹都没有，只在襟上别了一朵小小的白花。她身形很瘦，头发在脑后低低地挽着，路灯照着她半边脸，看着不过三十出头。旗袍下摆底下是一截肤色丝袜，脚上一双浅口的细跟鞋。她站在树下不动，像在等人。
我走过去时说了声“借过”。她往旁边让了半步，低下头，没有出声。
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花香，我经过她身边时闻到了，跟这封信里压着的是同一种。
我走出去几步，身后响起细跟落在弹格路上的声音，嗒，嗒，越走越远。我回过头，梧桐树下已经空了，只剩路灯照着一地湿漉漉的树影。
那天晚上我吹蜡烛的时候，奶奶坐在桌子对面，一直没有说话。她把蛋糕上那颗最大的草莓夹给我，后来又起身上了楼，在她那间朝南的窗口站了半晌才下来。
现在我才想起来，不只是今年。
小时候每到生日那天，奶奶都跟平常不一样。生日过后那几天，她总是一大早就下楼去开信箱，回来时脸色沉沉的，什么话都不说。她会催我早点回家，不许我在弄堂口玩。有一年，我十岁上下，跟她从菜场回来，梧桐树下也站着一个女人，穿着颜色很淡的衣裳。奶奶突然攥紧我的手，攥得我生疼，拖着我快步走进了弄堂。我回头张望，什么也没看清。
那时我以为，只是一个陌生人。
我把信纸贴在胸口，就那样在地板上坐到了天亮。其余二十封信，我一封都没有再拆。不是不想，是不敢。二十一封，我才拆了一封，就已经坐不住了。
……
第二天夜里，我又做了那个梦。
这个梦，我从记事起就一直在做。一片绿色的水，很深，很凉，四面八方地压过来。有人抱着我，抱得很紧，我们一起在水里晃荡，我睁不开眼，喘不过气。在一片咕噜咕噜的水声里，有人在我耳边轻轻哼着一支调子，断断续续的，听不清词。
以前每次醒来，我都会出一身冷汗，心口突突地跳，要缓上片刻才能分清哪边是梦，哪边是床。
这一次我醒过来，枕头是湿的，可心口没有跳得那么厉害。那支调子还在耳朵里绕。
……
天亮以后，我在手机上查了桐溪。
离澜城一百多公里，坐高铁到鹭汀县城，再转一趟班车，三个多小时就到。地图上，它是一片被河道切得七零八落的小镇，蓝色的细线弯弯绕绕。搜索结果里有几张游客拍的照片：石桥，乌篷船，临河的木楼，一座飞檐翘角的古戏台。还有一条本地新闻，标题是“桐溪老街改造项目启动，文旅开发公司董事长严振东表示……”。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过了一会儿，又翻过来，把那条新闻从头读了一遍。
到了公司，我在共享盘里翻项目清单，翻到一半，手停住了。
“桐溪古戏台修缮工程，委托方：鹭汀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状态：待驻场。”
这个项目我早就听说过。两个月前，公司里讨论派谁去驻场，几个老师傅都推了：那地方偏，梅雨季又长，一驻就是大半年，谁家里没有老婆孩子要顾。最后这件事就一直搁着，等冯工从岚屿的工地回来再定。
冯工那天正好在办公室。他五十五岁了，头发白了大半，桌上永远摊着一堆图纸，压图纸的是一块从老宅子里拆下来的青砖。我敲门进去，说我想去桐溪驻场。
他从图纸上抬起头，摘下老花镜，用镜腿敲了敲桌沿。
“你才来三个月。”
“我能吃苦。”
“不是吃不吃苦的事。”他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那个戏台是清中期的，八角藻井，整个县就剩这一座了。当地有家开发公司想拆了重建，说是危房，鉴定报告都拿出来了，文保所不认，两边一直在拉锯。你去了，不光是干活，还得会看人。”
我低头翻那份文件。鉴定报告的落款处盖着一枚红章，委托方一栏写着：桐溪文旅开发有限公司。
“我会小心的。”我说。
冯工没有马上答应。他沉吟了一阵，忽然问我：“桐溪那边，你有亲戚？”
我张了张嘴，嗓子发紧，一时说不出话。
“……可能有。”
他没再追问，重新戴上老花镜，在派遣单上签了字。
“六月中旬去。每个月我过去一趟。有什么拿不准的，先拍照，别乱动手。老东西拆下来一块，就再也装不回原样了。”
我说好。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窗外又下起了雨。
……
出发前一晚，我把那二十一封信重新理好，用一条干净的手帕包起来，放进背包最里面的夹层。拆开的那一封，我单独叠好，塞进了衬衫左边的口袋。
我又给父亲打了一次电话。他的船还在海上，卫星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我想过发一条短信，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什么也没有发。
我不知道该问他什么。是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温若棠的女人，还是问他，信封上那两个用力写下的字，是谁写的。
我把严振东的名片放进钱包，和身份证放在一起。我没扔它。他说我会去桐溪，说得那么笃定，我想知道他凭的是什么。
奶奶的房间我没有再收拾。樟木箱放回了床底，箱盖合上，樟木味还是从缝里往外渗。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对着空荡荡的藤椅鞠了一躬。
“奶奶，我出去一趟。”
没有人应我。窗外的梧桐树沙沙地响。
……
六月中旬，梅雨来了。
高铁开出澜城，窗外的楼房渐渐稀了，田野一片一片地铺开去，水田里倒映着灰白的天。过了苇塘，雨又大了起来，噼噼啪啪地打在车窗上，一阵紧过一阵。
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隔着衬衫，按住胸口那封信。
二十一年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被丢下的那个。可现在我知道了，这二十一年，有一个人每年都在照着我长大的样子放宽衣裳，每年都在梧桐树下站一站，再转身走掉。
我很想知道，她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她叫我“渡渡”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信上的字一样，轻轻的。
车厢广播里报出了下一站的站名。我拎起背包，站了起来。
第二章　河埠街上的裁缝铺
从鹭汀县城到桐溪，班车要开五十分钟。
车是那种老式的中巴，车窗关不严，雨丝从缝里斜斜地钻进来，在玻璃内侧积成一层细密的水珠。车上没几个人，前排一个老太太抱着一笼鸡，鸡偶尔咕咕地叫一声，又安静下去。我把背包抱在怀里，隔着帆布，能摸到那包信方方正正的轮廓。
公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水田，秧苗刚插下去不久，嫩绿嫩绿的，一行一行，被雨水洗得发亮。偶尔掠过一座白墙黑瓦的村子，屋后必有一条小河，河上必有一座小桥。司机把收音机开得很响，放的是一出我听不懂的地方戏，咿咿呀呀，唱一句，后头拖一个老长的腔，半天收不住。
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可是越往前走，胸口越发紧。我总疑心这条路我走过，只是那回是往外走的。
……
桐溪镇的车站很小，一间平房，一块铁皮站牌，锈得只剩下“桐”字还认得出来。下了车，雨正下得绵密，不大，却没完没了，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我撑开伞，按手机上的地图往河埠街走。
老街是从一座石拱桥开始的。桥身爬满了青苔，桥栏上的石狮子被雨淋得乌黑，脑袋磨得光溜溜的，不知被多少人摸过。过了桥，一条青石板路沿着河岸弯弯曲曲地伸出去，一边是河，一边是挨挨挤挤的木楼，楼上的窗子全都支开着，晾着的衣裳收了一半，剩下一半在雨里滴水。
墙上贴满了告示。白底黑字，盖着红章，一张叠着一张，有的被雨泡得起了皱，边角卷起来，在风里扑扑地抖。我停下来读了一张：“桐溪老街改造项目征收公告”，落款是桐溪文旅开发有限公司。底下密密麻麻的条款，我读了两行就读不下去了，只记住了“限期”和“逾期”这几个字。
不少人家的门板上都用红漆喷了一个“拆”字，外面画一个圈。红漆喷得很粗，边上往下淌，淌到一半干住了。
走到一半，我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
那是一座两层的木楼，临河，门面不大，门楣上挂着一块乌木匾，匾上刻着四个字：若棠裁缝。字是填了石绿的，年头久了，颜色褪得很淡。两扇木门半开着，门板上也有一个圈，可圈里的那个字被人用白漆涂掉了，涂了好几遍，一笔都没露出来。灰黑的门板上剩下方方正正一块白，雨天里看着扎眼。
我收了伞，在门口站住。伞尖往下滴水，滴在门槛外的青石板上。
门里很静。我闻到了布料、樟木和熨斗烫过棉线的气味，还有一股白兰花的甜香。
是白兰花。
……
铺子里比外面暗。靠河的那面墙开着一排木格窗，窗下摆着一张宽大的裁衣台，台面被磨得油亮，上面摊着半幅浅蓝色的料子，压着一把大剪刀。墙边立着三个木头人台，各穿着一件没有完工的旗袍，月白的、灰色的、墨绿的，领口别着大头针，在暗处立着。地上铺的是青石板，中间被人走得微微凹下去，泛着一层油光。
里屋传来一阵声音。
嗒。嗒。是高跟鞋踩在青石地上，一声一声，脆，细，不紧不慢，从里屋往外来。
我忽然动不了了。
那个声音我听过。在澜城的弄堂口，在我生日的傍晚，在梧桐树下，越来越远。
现在，它朝我这边过来了。
里屋的布帘被一只手掀开了。那只手很白，很瘦，指节细长，中指上套着一枚旧旧的铜顶针。然后是一个低着的头，黑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低低的髻，插着一根木簪。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旗袍，没有一点花纹，只在右襟别着一朵白兰花。旗袍下摆到小腿，往下是一双米色的小羊皮高跟鞋，圆头，鞋口浅浅的，露出半截脚背，跟细，足有九公分。她踩着它，脚背绷成一道弯，步子却一点不晃。
她手里拿着一卷软尺，正低头把它一圈一圈地绕起来，没有抬眼。
“先进来吧，外面凉。”
她说话声音很轻，像怕吵醒谁。
然后她抬起头来。
那一瞬间到底有多长，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她手里的软尺掉了下去，在青石地上弹了一下，松开的那一头一路滚到我脚边，停住了。
她没有去捡。
她就那样站在布帘前，一只手还举在半空，保持着绕软尺的姿势。她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出声，又动了一下。
“渡渡。”
只有这两个字。
见面的样子，我在心里预备过好几种。高铁上想，班车上想，过桥的时候还在想：我是谁，我为什么来，我要问她什么。我以为自己会很冷静，会客客气气的，说不定还有一点恨。可她一叫出那两个字，我预备的话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她比我想象的要小。
不是年纪小，是整个人小。她站在那里，踩着九公分的跟，也才到我的下巴，肩膀窄窄的，腰身细细的。脸很白，素着，一点粉也没擦，只有嘴唇是天生的淡红。眉毛淡，细细两弯，眼睛却亮，眼尾微微往下垂，看人时总像带着三分歉意。下巴尖尖的，脖子上一道纹也没有。她该有四十一了，可站在那里，看上去顶多三十，不像谁的母亲。
可是她的眉眼，我是认得的。我每天早上在镜子里都能见到。
我弯腰捡起软尺，绕好，走过去递给她。
她接过软尺的时候，指尖碰到了我的手指。很凉，在发抖。
……
她给我泡了一杯茶。
杯子是白瓷的，杯沿有一道细细的金线，她端着它从里屋走出来，走得很小心，茶水还是晃了出来，洒了几滴在她的手背上。她像是没觉得烫，把杯子放在我面前的小方桌上，又往后退了半步，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身前，指节捏得发白。
“你坐。”她说。
我坐下了。她没有坐，就站在裁衣台边，离我两步远。窗外的雨声沙沙地响，河上划过去一只乌篷船，橹声吱呀吱呀的
我捧着茶杯，热气扑在脸上，熏得眼睛发烫。
“我叫沈渡，”我说，说完才觉出这句话有多傻，“在澜城一家古建公司上班。这次是来修戏台的，要驻场半年。”
她点点头，又点了一下。
“戏台……”她轻声重复了一遍，“就在前面，过两座桥就是。”
“嗯，我在地图上看到过。”
又没话了。
我低头喝了一口茶，是绿茶，很嫩，入口微苦，咽下去才回甜。我把杯子放下，盯着杯沿那道金线。
“奶奶走了，”我说，“上个月底。”
她整个人晃了一下。
我抬起头。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白，比她身上那件月白的旗袍还要白。她张了张嘴，过了半天，才问出一句话。
“她走的时候……疼不疼？”
我没想到她会问这个。
我想过她会问奶奶说过她什么，问奶奶有没有提起她，问这些年奶奶待我好不好。可是她只问了这个。
“不疼，”我说，“睡着的时候走的。”
她闭了闭眼，轻轻吐出一口气，嘴唇抿得紧紧的，下巴微微发抖。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那就好。”
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用手背在脸上很快地抹了一下。动作很快，几乎看不出来。
我捏着茶杯，指腹压在那道金线上，压得生疼。
二十一年，我以为自己多少是怨她的。可这会儿我在心里找了一圈，找不着。我只看见她的肩胛骨在旗袍底下支出两个尖。
“你上个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涩，“在弄堂口？”
她的背僵住了。
过了半晌，她才转回身来，低着头，盯着脚尖前那一小块青石板，不点头，也不摇头。
她没有否认。
“我走过去的时候，”我说，“你让了一下。”
“嗯，是我。”她的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
“你为什么不叫我？”
她的手指绞在一起，绞得指节都泛白了。
“我怕……”她顿了一下，“怕你为难。”
信里也是这么写的。远远地，不让你为难。
我从衬衫口袋里取出那封信，叠成三折的信纸已经被我的体温捂得软了。我没有打开，只是把它放在桌上，推过去一点。
“信，我收到了。”我说，“我只拆了这一封。”
她盯着那张信纸看了很久。伸出手，又缩回去，最后只拿指尖碰了碰信纸的一角。
“一封也好。”她说。
另外那二十封在哪里，我为什么只拆一封，她都没问。
……
傍晚，门口进来一位撑着花伞的阿婆，来取一件做好的旗袍。
她从里屋取出一件叠好的旗袍，用牛皮纸包起来，系上一根麻绳。阿婆一边从布袋里摸钱，一边歪着头打量我，眼睛眯成一条缝。
“若棠，这后生是哪个？面生得很。”
她系麻绳的手停住了。
我也屏住了呼吸。在桐溪，在这条街上，大概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她可以说是远房亲戚，可以说是来修戏台的客人，随便哪个说法都能把这句话带过去。我甚至已经替她想好了，觉得那样也没什么。
她把麻绳打了一个结，拉紧，抬起头来。
“是我儿子。”她说。
声音还是软的，低的，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阿婆愣了一下，张着嘴，眼神变了，目光在我和她的脸上来回转了两圈。她是老街上的人，二十多年前的事，她多半记得。她什么也没说，接过纸包，撑着伞走了。花伞很快拐过了桥头。
她站在裁衣台后面，手指还捏着那截剪剩的麻绳。她没有转头，耳根却红了，一直红到脖子。
我坐在那里，胸口又闷又烫。二十二年来，头一回有人当着外人这样说我。
……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说我得走了，文保所给我在镇上的招待所订了房间。
她“嗯”了一声，送我到门口。我撑开伞，正要跨出门槛，她在身后叫住了我。
“那个招待所……”她犹豫了一下，“上个月贴了告示，说要拆，好多房间都封了，漏雨。”
我回过头。
她站在门里，半边脸被屋里昏黄的灯光照着，另半边隐在暗处。她的手扶着门框，指尖抠着门框上一道旧裂缝。
“楼上有个阁楼，空着，”她说，声音越来越低，“收拾一下就能住。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说完她就低下头去，等着我回绝。
雨落在伞面上，噼噼啪啪地响。河对岸的人家陆续亮起了灯，倒在水里，被雨点打碎，又拼回去。
“好。”我说。
她猛地抬起头来，眼睛一下子亮了。
……
阁楼在二楼上面，要从一道很窄的木楼梯爬上去。她在前面带路，一只手扶着墙，一只手提着旗袍的下摆，九公分的细跟落在木楼梯上，哚，哚，哚，比在石板上闷，每一级都落得很稳，鞋尖先着，后跟才放下去。我跟在后面，拎着行李箱，鼻尖几乎碰到她的发髻，白兰花的香气一阵一阵地飘过来。她每上一级，旗袍下摆就往上提一点，裹着肤色丝袜的脚踝在我眼前一抬一落。我心里没来由地一跳，赶紧把眼睛挪到扶手上去。
阁楼不大，斜顶，最高的地方我能站直，最低的地方要弯着腰。地板是旧木头的，踩上去会轻轻地响。一扇小小的老虎窗朝着河，推开来，就能见到河面和对岸的屋顶，雨雾里，黑瓦一层压着一层。
屋里很干净，干净得不像是空了好些年的样子。窗台上没有一点灰，墙角立着一张单人床，床头放着一只樟木的小柜子。她从柜子里抱出一床被子、一个枕头，被面是靛蓝色的土布，印着细碎的白花，叠得方方正正。
她跪在床边替我铺床，把被角抻平，又把枕头拍松，放正。我站在一旁，想帮忙，又不知道手该放在哪里。
“被子是新弹的，”她低着头说，“去年冬天弹的，一直没人盖过。”
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要在去年冬天给一个空阁楼弹一床新被子。
她铺好床，站起身来，把旗袍下摆的褶子理平。她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回过头，嘴唇动了动。
我等着。
“你……”她顿了一下，“晚上想吃什么？”
“都行，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那我下碗面，”她说，“雪菜肉丝的，好不好？”
“好。”
她点点头，转身下楼去了。哚，哚，那声音顺着楼梯往下走，下到楼底，换成了石板上的嗒，往灶间去了。
我在床边坐下来，手掌按在被面上。被子很蓬松，有太阳晒过的味道。这么个雨天，也不知道她是哪天晒的。
……
那碗面，我吃得很慢。
面是她自己擀的，切得很细，雪菜是自己腌的，咸里带一点鲜，肉丝炒得很嫩，汤上浮着几粒碧绿的葱花。她坐在小方桌对面，自己面前却没有碗。她就看我吃。也不是看我，是看我的手、碗、衣领，就是不看我的脸。
我吃到一半，忽然觉得鼻子发酸，只好埋下头去，把整张脸都埋进面碗冒出的热气里。
“好吃吗？”她轻声问。
“好吃，比澜城面馆里的好吃。”
“你小时候，”她说了半句，又停住了。
我抬起头。
她已经别过脸去，看着窗外的河。
我也没有追问。
那一晚，我们说了很多话，都是不要紧的。我们说戏台，说梅雨，说桐溪的桥一共有十二座，说隔壁那家茶馆的桂花糕最好吃。奶奶，父亲，那些信，那二十一年，我们都绕开了，谁都不敢往那边多走一步。
她始终叫我“渡渡”。
我始终没有叫她。
那个字卡在喉咙里，好几回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二十一年没叫过的字，我不知道头一回该用什么声音叫。
……
夜深了。我躺在阁楼的小床上，听着雨落在头顶的瓦片上，细细碎碎的。
二楼她房里的灯还亮着。光从地板的缝隙里漏上来，在斜屋顶上画出几道淡淡的金线。我听见她房里那台旧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咔咔咔，咔咔咔，响一阵，停一阵，再响一阵。
后来缝纫机也停了。
四周静得只剩下雨声。我以为她已经睡下了，正要合上眼，就听见楼下传来一句话，低得几乎被雨声盖过去。
“渡渡，晚安。”
不是冲着楼梯说的。她大概就坐在那盏灯底下，冲着天花板说，说得很顺，像是说惯了。
我睁着眼睛，盯着屋顶上那几道光，一直盯到它们熄灭。
“晚安。”我在黑暗里说，声音小得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那个字，还是没有说出口。
第三章　一年一件小衣裳
我是被橹声吵醒的。
吱呀，吱呀，从窗底下摇过去，又摇远了。我睁开眼，老虎窗外的天灰蒙蒙的，雨停了，屋檐还在滴水，滴答，滴答，落在楼下的石阶上。河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雾，对岸人家的烟囱冒着烟，一出来就被雾吃掉了。
我躺在那里，过了片刻才想起自己在哪儿。
楼下有声音。锅铲碰着铁锅，水壶在灶上呜呜地响，还有她的高跟鞋，嗒，嗒，从灶间走到堂屋，又从堂屋走回灶间，落得很轻，一步也不拖。我在澜城的这些年里，每天早上醒来，听到的都是奶奶的拖鞋声，啪哒，啪哒，拖得很重。原来有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是可以这么轻的。
我在床上又躺了一会儿，舍不得起来。
……
早饭是一碗白粥，一碟她自己腌的酱瓜，两只白煮蛋，还有一小碟油炸的春卷，切成小段，摆得整整齐齐。
“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她说，“就都做了一点。”
她换了一件浅蓝色的旗袍，襟上的白兰花也换了一朵新的，花瓣还沾着露水。脚上也换了，是一双裸色的绒面高跟，尖头，十公分，跟比昨天那双还细，绒面吃光，屋里再亮也不反光。我剥鸡蛋的时候，她坐在对面，手里拿着一块软布，低头擦那根木簪。簪子早就擦得发亮了，她还在擦。
“今天戏台那边要去吗？”她问。
“下午去文保所报到。手续办完了，才能上台。”
“那上午……”她把簪子插回发髻里，停了一下，“我给你看样东西。”
……
她的房间在二楼临河的那一间。
我跟在她身后走进去，脚步不由得放轻了。屋里很素，一张雕花的老木床，挂着白纱帐子，一张梳妆台，镜子上盖着一块绣花的布，墙上什么都没挂。窗台上一只粗陶瓶子里插着几枝白兰花，满屋都是那股淡淡的香。床尾靠墙放着一只樟木箱，和奶奶床底那一只差不多大，四角也包着黄铜，只是铜角磨得更亮，看得出常开。
她跪在箱子前，从襟扣上解下一把小钥匙，插进锁孔。
钥匙转动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肩膀轻轻抽动了一下。
箱盖掀开，樟木的气味涌出来，和奶奶那只箱子是同一种气味。我站在她身后，恍惚了一下，以为自己又站回了澜城那间朝南的小屋里。
箱子里是衣裳。
叠得整整齐齐，一件压着一件，每一件都用一块白棉布包着，棉布上用别针别着一张小小的纸条。
她把最上面的那件取出来，揭开白布，捧到我面前。
是一件小褂子，大红色的，对襟，盘扣是两只小老虎，眼睛用黑线绣的，一只睁着，一只闭着。褂子小得可怜，摊开来，也就比我两只手掌并在一起大一点。
纸条上用蓝色钢笔写着一行小字：“两周岁。约八十五公分。”
我接过来，那件小褂子几乎没有分量。
“那一年的扣子，”她说，“我绣坏了一只老虎的眼睛，就干脆让它闭着。”
她笑了一下，嘴角陷下去一个浅浅的梨涡，马上又平了。
她一件一件地往外取。
三岁，一件蓝色的小背带裤，膝盖那里缝了两块补丁，补丁是两朵小云。她说小孩子爬来爬去，膝盖最费。
五岁，一件海军领的白衬衫，领口滚着蓝边。
七岁，一件灯芯绒的小夹克，胸口有一只小口袋，口袋盖上绣了一艘帆船。
九岁，一件棉袄，絮的是新棉花，针脚密得像鱼鳞。纸条上写着：“九周岁。约一米三二。今年见你瘦了，下巴都尖了，棉花絮厚一点。”
我把那张纸条看了好几遍。九岁那年我瘦没瘦，自己早不记得了。
十二岁，一件藏青的运动外套，袖口收着松紧，拉链头上拴了一只小小的铜铃铛。她说那一年见我跑得飞快，从弄堂口一阵风似的过去，她连脸都没来得及看清，只听见我口袋里叮叮当当的，不知道揣着什么宝贝。那只铃铛，就是照着那个声音缝上去的。
十五岁，一件手织的毛衣，米白色，织的是麻花纹，一根一根拧得紧紧的。纸条上写着：“十五周岁。约一米七。个子一下子蹿上去了，背有点驼，要挺直。”
我下意识地挺了挺背。
她看见了，低下头抿着嘴，忍着没笑。
衣裳一件比一件大，纸条上的数字一年比一年高。从小褂到夹克，从夹克到毛衣，从毛衣，到十八岁那件笔挺的深灰色中山装。
“十八岁那件，”她轻声说，“是照着大人的样子做的。我想，你成人了。”
我没有说话。
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和几个朋友在外面喝啤酒，喝到半夜才回家，奶奶在客堂间里坐着等我，一句话也没说，给我热了一碗汤。那天傍晚，弄堂口的梧桐树下站着谁，我一点也不知道。
衣裳在床上摊开来，从床头一直铺到床尾，铺满了整张床，又铺到了窗台上。二十一件，红的、蓝的、白的、灰的，从小到大排下去。一个我自己都没见过的孩子，在这张床上一年一年长大了。
最后一件，她捧出来的时候，手抖得很厉害。
是一件长衫。靛青色，立领，盘扣是同色的布扣，一共七粒。料子很好，在晨光里泛着一层幽幽的光泽。
纸条上写着：“二十二周岁。约一米八二。照去年放了一寸。”
“你试试？”她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我脱下外套，把长衫穿上。她站到我面前，踮起脚，替我把领口的扣子一粒一粒扣上。她的手指擦过我喉结，我打了个激灵，她也缩了一下，停了停，接着往上扣。
扣到第七粒，她退后一步。
梳妆台的镜子被布盖着，我见不到自己的样子。可我穿着就知道：袖子短了，手腕露出一截；肩膀绷着，一抬手胳肢窝底下就扯得紧；下摆也短，露出了脚踝。
“还是小了。”她说。
她伸手扯了扯我的袖口，又抚了抚我肩头绷紧的布料，手掌在上面停了一下，又移开了。
“我总以为，”她说，“你还是去年的样子。”
她的眼睛红了，嘴角还弯着，撑了一会儿，没撑住。她转过身去，把脸埋进手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没有声音。
我站在那里，穿着一件小了一号的长衫，双手垂在身侧，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我想抱她，又不知道该拿什么身份去抱。儿子？还是一个昨天才见面的人？
最后我只是抬起手，搭在她背上。
她的背很薄，隔着一层浅蓝色的绸子，摸得到肩胛骨，在我掌心底下发颤。
我们就那样站着，谁也没有动。窗外的雾散了，阳光照进来，落在那二十一件衣裳上，落在那些写着数字的小纸条上。
……
“阿棠！”
楼下有人喊。是个女人的声音，又急又亮。
她慌忙擦了擦脸，理了理鬓角，答应了一声，快步下楼。我把长衫脱下来，叠好，放在床上，也跟着下去了。
铺子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四十五六岁，个子比她高半个头，穿一件墨绿色的对襟褂子，头发剪得短短的，利落地别在耳后。她的眉眼和她有几分像，只是线条要硬得多，嘴角往下抿着，一看就不好惹。
“隔壁阿婆说，你这里来了个后生……”
她的话说到一半，看见了我，就停住了。
我们隔着半间铺子对视了一眼。那一眼很长，我看着她的脸色往下沉，先是吃惊，后来就有了火气。
“阿姐，”她从我身边走上前去，轻声说，“这是渡渡。”
那个女人没有应她，只是盯着我。
“你来做什么？”短发的女人问我。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已经转向了自己的妹妹，压低了声音，却压不住那股火气：“二十一年都熬过来了，你别又一头栽进去，把自己搭上。”
“阿姐。”她又叫了一声，声音很轻，却很稳。
那个女人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对我丢下一句：“我叫温若梨，就住隔壁，开茶馆的。”
听着不像介绍，像警告。
她走了没多久，门口又冒出一个脑袋。
是个年轻的姑娘，二十出头，扎着一个高高的马尾，穿着一条碎花的长裙，怀里抱着一只竹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各色各样的小香包。她探头往里一看，眼睛一下子亮了。
“你就是表哥吧！”
我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答应，她已经跑了进来，把竹篮往裁衣台上一放，绕着我转了一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
“我叫林苒，双木林，草字头的苒。我妈刚才凶你了吧？别理她，她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典型的。”她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我妈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在茶馆里坐了一夜，说是算账，算盘一下都没响。”
“苒苒。”她在一旁轻声唤了一句，带着一点嗔怪。
林苒吐了吐舌头，又凑过来，小声补了一句：“还有啊，小姨每年五月都要出一趟远门，谁问都不说去哪儿。回来就要病一场，发烧，咳嗽，躺上三四天。我妈每年这时候都要跟她吵一架。”
五月中旬。我的生日是五月十四。我没有接话。
“今年也是，”林苒掰着指头算，“五月中旬走的，回来那天下大雨，她连伞都没打，浑身湿透了站在铺子门口，钥匙插了半天都插不进锁眼。”
“苒苒。”她又叫了一声，这回声音压低了，不许再说的意思。
林苒这才闭了嘴，从篮子里挑出一只香包塞到我手里。香包是靛青色的，绣着一枝白兰花，针脚细密，里头装的是艾叶和薄荷，凑近了闻，冲鼻子。
“见面礼。我自己做的，网上卖三十九块九一个，给你免单。”
我捏着那只香包，没忍住笑了。来桐溪以后，这是头一回。
林苒挺得意，转头对她说：“小姨你看，表哥笑起来跟你一模一样，绝了。”
她低着头，没说话。我却看见她的嘴角弯了弯。
……
傍晚，我去隔壁茶馆买桂花糕。
茶馆不大，摆着七八张八仙桌，墙上挂着一块写着“梨园茶社”的旧匾，几个老头坐在靠窗的位置下棋，棋子拍得啪啪响。温若梨站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见我进来，眼皮都没抬一下。
“麻烦拿两块桂花糕。”我说。
她没吭声，从蒸笼里夹出糕来，放进一只油纸袋里，往柜台上一搁，报了价钱。我付了钱，拿起纸袋，手上一沉，往里一瞧，里面装的是四块。
我抬起头，她已经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
“她爱吃这个，”她头也没回，“不爱吃甜的，就爱吃这个。一次只舍得吃半块。”
我捏着那只温热的纸袋，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
“谢谢大姨。”我说。
算盘声停了一下，又响了起来。
……
严振东是第二天下午来的。
那天我从文保所回来得早，进门的时候，铺子里已经坐着人了。他坐在我第一天坐过的那张小方桌旁边，跷着腿，手里端着一杯茶，身后站着一个夹公文包的年轻人。他还是那身熨得笔挺的深色西装，左手腕上那串沉香佛珠在昏暗的铺子里泛着油光。
她站在裁衣台后面，离他很远。
他看见我，一点也不意外，反而笑了起来，放下茶杯，朝我点了点头。
“又见面了。”他说，“我说过，你会来的。”
我站在门口，手心攥出了汗。
她猛地抬起头，目光在我和他之间来回转了一下，脸色变了。
“你……你去过澜城？”她问他，声音有些发颤。
“沈老太太走了，我去送一送，应该的。”严振东慢条斯理地转着手上的佛珠，“老相识了。”
他没有再理会我，转过头去，对身后的年轻人抬了抬下巴。年轻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双手递到她面前的裁衣台上。
“温老板，还是那件事。”严振东的语气很和气，像是在聊家常，“价钱，我又往上提了一成。整条河埠街，没有比这更高的了。你一个女人家，守着这么个破铺子，图什么呢？签了字，拿着钱，去鹭汀县城买套新房子，不比在这里受潮强？”
她没有去碰那份文件。
“严老板，”她说，“这铺子不卖。”
声音还是软的，和平时跟我说话没两样。可那几个字落下去，就没有往回收的意思。
严振东脸上的笑没有变。他又转了几颗珠子，珠子在指间磕出细碎的咯咯声。
“温老板，话别说得太早。”他说，“老街改造是县里的重点工程，游船码头就定在你这一段河岸上，你这间铺子正好卡在码头口。你不签，总有别人签。到时候整条街都拆了，就剩你这一间，孤零零地杵在河边，多难看。”
“那也不卖。”
铺子里静了下来。河面上有船摇过去，水一下下拍着石阶。
严振东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我面前，停住了，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好几秒，停得我浑身不舒服。
“长这么大了，”他说，“像你妈。”
“你妈”两个字，他咬得很重，说完还笑了一下。
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就像在奶奶灵堂前那一次，带着那个年轻人，慢悠悠地走了出去。皮鞋踩在青石板上，咯噔咯噔地远了。
……
他走了有一阵了，她还站在门后。
她背对着我，一只手扶着门框，就扶在门板背面，正对着外面那块白漆的地方。我走过去想叫她，才看见那只手在抖，指甲在门板上刮出细细的声音。
“他……他跟你是什么关系？”我开口。
“镇上的人，谁不认识他。”她没有回头。
她说话还是稳的，听不出慌。手却一直在抖，抖了好半天才停。她把手从门框上放下来，握成拳头，藏进了袖子里。
晚饭后，她把那件长衫熨平了，挂到了阁楼的墙上，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我在阁楼上听见楼下的门闩响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关门的时候。第二次，过了一个多钟头。第三次，已经快到半夜了。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着那一声又一声落下的门闩，想起她站在严振东面前的样子。人那么瘦，说话细声细气，一步也没退。
我想起那件靛青色的长衫。它现在挂在阁楼的墙上，袖子短了一截，肩膀窄了一指，在黑地里垂着。
她追了二十一年，还是差了一寸。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那床新弹的被子里。被子上是新棉花的气味，底下压着白兰花香，要把脸贴紧了才闻得到。
第四章　软尺绕过肩头
文保所的手续办了两天，第四天一早，我才第一次上了戏台。
戏台在镇子的东头，过两座桥，穿过一条窄窄的巷子，眼前忽然就开阔了。
那是一片铺着青石的空场，三面围着老房子，一面临河。戏台就坐在河边，背水面街，四只檐角翘得老高。台基是条石垒的，一人多高，台面铺着厚厚的杉木板，两侧的檐柱上挂着一副木刻的楹联，漆色剥落了大半，只剩下几个字还看得清：“……看我非我，我看我也非我……”。
我站在台下仰着头，脖子都酸了，还是舍不得把目光挪开。
文保所的老周陪我来的。他五十出头，矮矮胖胖，说话慢吞吞的，一口桐溪腔，每句话的尾巴都往上翘。他递给我一顶安全帽，带我从台侧的木梯爬上去。
“脚底下看着点，有几块板子松了。踩空了，我可抬不动你。”
台上光线很暗，一股陈年的木头气味扑面而来，混着灰尘和潮气，还有油彩和桐油的气味，老师傅管这个叫“戏味”。我打开手电，往上一照。
藻井就在头顶。
八角形，一层一层地往上收，每一层都由几十个斗拱托着，斗拱上雕着花鸟和戏文人物，一圈套着一圈，越往上越密。最中间是一块圆形的顶心板，上面画着一条盘龙，龙鳞上的金粉已经暗了，手电光扫过去，还闪了几下。
我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澜城，这几个月我跟着师傅们跑过的老房子不算少，石库门，老洋房，祠堂，庙宇，也见过几座藻井。可是没见过这样的。说是工匠凿的，我不太信，倒像它自己从木头里长出来，长了两百多年，长成这样就不长了。
“漂亮吧？”老周在旁边说，口气里透着得意，“整个鹭汀县，就剩这一座喽。”
“为什么有人想拆它？”
老周没有马上回答。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想点，又想起这是木结构，讪讪地塞了回去。
“地段好啊。”他叹了口气，“戏台连着这块空场，再加上河埠街那几间临河的铺面，正好是整个老街改造的龙头。拆了戏台，建一个仿古的演艺中心，再盖一排民宿，钱就来了。”
他说“临河的铺面”的时候，下巴往河埠街的方向点了点。
我顺着望过去。隔着两座桥，隔着一片灰黑的屋顶，我认出了那座两层的木楼，认出了二楼那扇临河的窗子。窗台上那瓶白兰花，从这儿当然看不见。
那一整天，我都待在戏台上。量柱子，量梁，量台面的跨度，一根一根地敲檐柱，听木头里面的声音。木头会说话，师傅们教过我。好木头声音实，闷闷的；糟了的木头声音空，发飘。
我敲了一下午，敲到手指发麻，没有敲到一根发飘的柱子。
傍晚收工的时候，我的手掌被一根翘起的木刺扎破了，渗出一颗血珠。我没在意，在裤子上擦了擦，就往回走了。
走到河边，一条乌篷船正好靠在石阶下。摇船的是个老人，六十多岁，背驼着，脸被太阳和河风吹成了深褐色，满是皱纹。他把橹搁在船帮上，蹲在船头，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我朝他点了点头。他没有回应，只是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几声含混的“啊、啊”。他伸出食指点了点我，又往河面上一指，然后把手掌平平地往下压，一直压到船帮那么低。
“那是哑伯，”老周在后面说，“在这条河上摆了一辈子渡。不会说话，也不识字，镇上的人跟他打交道，全靠猜。”
哑伯还在比划。我看不懂。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拿起橹，把船摇走了。
……
我回到铺子的时候，门口站着一个男人。
他四十多岁，个子很高，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中式褂子，戴一副细边眼镜，手里提着一只竹编的小篮子。他站在门槛外面，没有进去，正和门里的她说着什么，说话的时候微微弯着腰，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见我走过来，他直起身，笑着朝我点了点头。
“这位就是渡渡吧？”他说，“常听若棠提起你。”
他叫她“若棠”。听到这两个字，我心里扎了一下。
“这是陆先生，”她在门里轻声介绍，“镇上开药铺的。”
“陆怀山。”他朝我伸出手来。
我和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干燥，暖和，掌心有层薄茧，握得不轻不重。握完了，他没有马上松开，反而把我的手翻过来，借着门口的灯光端详了一下我掌心的伤口。
“木刺扎的？”
“嗯，下午敲柱子的时候扎的。”
“刺还在肉里，”他说，“梅雨天湿气重，伤口闷着要化脓的。若棠，家里有针吗？”
她已经转身进去拿了。
陆怀山让我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坐下，从篮子里取出一个小瓷瓶，又接过她递来的一根缝衣针，在灯下用火柴烧了烧针尖。他捏着我的手，三两下就把木刺挑了出来，又从瓷瓶里倒出一点褐色的药膏，替我抹匀了。
“三天别沾水，”他说，“明天就不疼了。”
我道了谢。他摆摆手，说不用客气。
篮子里还有几包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他一样一样地取出来，交到她手里。
“祛湿茶，按老方子配的，薏米、赤小豆、茯苓，你一天煮一包，”他说，“你这几年睡得不好，我又加了一点酸枣仁。”
她低声道谢，接过纸包。
“还有，”陆怀山往铺子的后门那边看了一眼，“你后门那把锁，上次我就说锈了，再不换，哪天就打不开了。明天我带一把新的来，顺手给你换上。”
“不麻烦你了……”
“麻烦什么，”他笑了，“老邻居了。”
他又跟我聊了几句，问我戏台的情况，问我在桐溪住得惯不惯，问我驻场要待多久。他说话慢，不打听，也不追着问，问的都是你愿意答的。临走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好干，”他说，“那个戏台，能保住就保住。镇上好多老人，都是在那台下看戏长大的。”
他提着空篮子走了。
我转过身，她正低头把那几包药茶往柜子里摆。
“他人很好。”我说。
“嗯，”她没有抬头，“陆先生这些年，帮了我很多。”
我没有再说什么。可那天晚上吃饭，我一直在想：她叫“陆先生”的时候，是不是也和叫“渡渡”一样软。
……
第二天一早，陆怀山果然来了。
他带来了一把崭新的黄铜挂锁和一套工具，蹲在后门那里，把那把锈得发黑的旧锁撬了下来。我出门上工之前，他已经把新锁装好了，正在试钥匙，咔哒，咔哒，开了又锁，锁了又开。
“好了。”他站起身，把一串钥匙交到她手里，“三把，你收好。”
她接过钥匙，道了谢。
我出门的时候，在门口的竹篓里看见了那把锁的包装盒，红色的纸盒，被晨雨打湿了一角，上面印着型号，还有一行小字：附钥匙四把。我匆匆瞥了一眼，没有多想，就撑着伞往戏台去了。
中午，她来戏台给我送饭。
那天雨停了，太阳从云缝里漏出来一点，石板路上的水洼亮晶晶的。我正蹲在台口量一块台板，远远听见空场那头嗒、嗒、嗒，高跟鞋敲在青石上，三面老房子把声音弹回来，一声后头还跟着一声回音。工地上几个搭脚手架的工人都停了手，齐齐地往那边望。
她穿着那件浅蓝色的旗袍，手里提着一只竹编的食盒，穿过空场，走到台下，仰起脸来找我。阳光落在她脸上，她眯了一下眼睛。她脚上还是那双裸色的绒面尖头鞋，旗袍开衩里露出一截裹着肤色丝袜的小腿，在太阳底下泛着一层细细的光。我看见那几个工人也盯着看，心里一下子不痛快起来。
“渡渡，吃饭了。”
一个年轻的工人朝我挤了挤眼睛，扯着嗓子起哄：“小沈，你女朋友啊？长得真俊！”
其他人哄地笑起来。
我脸上一下子烧起来，张了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她站在台下，脸也红了，低着头，把食盒举高了一点，递给我。
“我是他妈妈。”她轻声说。
工人们愣了一下，笑声一下子没了。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看不出来”，有人讪讪地回去拧螺丝。她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了。嗒嗒嗒，一路响回去，比来的时候密，一声赶着一声。
我捧着那只食盒，站在台口，半天没有动。食盒是温的，里面是一碗米饭，一份清炒的苋菜，几块红烧的小黄鱼，鱼刺都剔干净了。
刚才我没有开口解释。被人当成她的男朋友，我心里并没有不高兴。这个念头冒出来，我自己先吓了一跳。
……
那天晚上，她说要给我量体。
铺子已经打烊了，门板都上好了，雨声被挡在外头，闷闷的。屋里只开着裁衣台上方的一盏灯，灯罩是绿色的玻璃，光落下来，在台面上圈出一小片暖黄，四周都是暗的。
她换了一件灰色的旗袍，比白天那件更素，连襟上的白兰花都摘了，只在发髻里斜斜地插着那根木簪。她从抽屉里取出那卷软尺，又拿出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和一支铅笔，放在台面上。
“第二十二件，”她说，“这一回，量一量。”
说到最后一个字，她的声音抖了。
“站到灯底下来。”
我在灯下站好。她走到我面前，抖开软尺。
“先量领围。”
她踮起脚来。她脚上是那双裸色的尖头高跟，十公分的跟，可还是要踮着脚，脚后跟从鞋里提起来，才能把软尺绕过我的脖子。软尺贴上皮肤，凉了一下，然后她的手指跟着贴上来，是温的，从后颈绕到喉结前面，捏住了软尺的两头。
她离我很近。近得我能看清她额前一缕细软的碎发，能看清她睫毛尖上沾着的灯光，能闻到那股白兰花香。她今晚明明没戴花。
“三十九。”她低声念了一个数，松开手，在本子上记下来。
“肩宽。”
她绕到我身后。我看不见她，只能感觉到软尺从我的左肩头拉到右肩头，她的指尖顺着肩线按过去，按得很仔细。
然后她的手停住了。
停在我左耳后面。
她的指尖落在一个很小的点上，碰了一下，又碰一下。
“这颗痣……”她的声音低下去，是说给自己听的，“还在。”
我没有动。
我知道那里有一颗红痣，小时候奶奶给我洗头，总说那是胎里带来的。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它。可是这一刻，她的指尖就停在那颗痣上，停了半晌，久到我觉得那一小块皮肤都要烧起来了。
我听见她在身后吸了一口气，没吸到底，像是噎了一下。
然后那根手指移开了。
“四十八。”她说，声音稳住了，只是压得比刚才低。
“袖长，把手抬起来。”
我抬起手臂。她把软尺的一头按在我的肩头，一路往下拉，拉过手肘，拉到手腕。她握住我的手腕，替我把手臂调整到合适的角度。她的手很小，握不满我的手腕，掌心是凉的，指腹上的薄茧硌着我的皮肤。
我低下头。她正专注地盯着软尺上的刻度，嘴唇微微抿着，睫毛垂下来，在眼睑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告诉自己，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量过。奶奶给我买衣服，从来都是去商场里比一比，大了就卷起袖子，小了就送给邻居家的孩子。从来没有人这样一寸一寸地，用手指去记住我身上的每一个尺寸。
我告诉自己，儿子对母亲就是这样的。二十一年没有过，一下子有了，难免。
“胸围。”
她走到我面前，把软尺绕过我的后背，在胸前合拢。为了把软尺拉平，她的两只手从我的腋下穿过去，在我的背后交接。那一刻，她几乎是半环着我的。她的额头离我的下巴只有一拳的距离，她的呼吸落在我的衬衫上，隔着一层棉布，温温的。
我不敢呼吸。我怕我一吸气，胸口就会碰到她。
她也察觉到了。她的手在我背后停了一瞬，很短的一瞬，然后飞快地把软尺拉到前面来，捏住，低头看刻度。
“九十……六。”
她念得结巴了。
她低着头在本子上写字，写得很慢，铅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我从上面望下去，只能见到她挽起的发髻，和发髻底下一截白得发亮的后颈。她的耳朵红透了。
我们都没有说话。
灯泡发出很轻的嗡嗡声。门外的雨还在下，沙沙，沙沙。
“腰围，”她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你自己量吧。”
她把软尺递给我，没有抬头。
我接过软尺，绕过腰，捏住，报了一个数。她记下来。然后是衣长。她让我背过身去，把软尺从我的后颈一直拉到脚踝。蹲下去量下摆的时候，她那根细跟在青石地上“咯”地刮了短短一声，身子一歪，伸手撑住了台沿。
“好了。”她站起身，把软尺一圈一圈地绕起来，绕得很紧，很快。
“这就量好了？”
“嗯，量好了。”
她把小本子合上，压在软尺底下，转身去关灯。她的手按在开关上，停了一下，没有按下去。
“渡渡。”
“嗯，我在。”
“你长大了。”她说。
就这四个字。她背对着我说的，说得很慢。听不出是高兴还是怕。
然后灯灭了。
……
那天晚上，我躺在阁楼上，一直睡不着。
我把手举到眼前，在黑暗里，什么都看不见。可是我的手腕上还留着她手指的温度，左耳后面那颗痣还在发烫。
我想起她踮着脚的样子，想起她半环着我时落在我胸口的呼吸，想起她红透了的耳朵，想起她把软尺塞给我时那一下躲闪。
她是我母亲。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
说了，胸口那股热还是压不下去。它跟楼下漏上来的灯光一样，从缝里往上渗。
楼下很静。没有缝纫机的声音，也没有那句“渡渡，晚安”。
我一直等，等到雨停了，屋檐的水滴完了，她也没有说。
我知道她也没有睡。
第五章　梅雨落满阁楼
梅雨一下起来，就没打算停。
不是噼里啪啦的大雨，是细雨，从早飘到晚，飘在瓦上、河上，飘到人的头发和睫毛上。空气里的水多得能攥出来，墙根长出了青苔，木头门板摸上去总是潮潮的，连晾在阁楼里的衬衫，三天都干不透，穿在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
可是那些日子，我一点也不觉得难熬。
每天早上，我是被橹声和楼下那一串嗒、嗒一起叫醒的。下楼的时候，粥已经熬好了，搁在灶上温着，小菜一碟一碟地摆在桌上，每天都不一样。吃完饭我去戏台，中午她有时候来送饭，有时候不来，不来的时候，我的饭盒里一定已经装好了前一晚她做的菜。傍晚我收工回来，铺子里的灯已经亮了，她坐在窗下的裁衣台前，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缝着什么，听见我进门，就抬起头来，说一句：“回来了。”
这三个字我每天听一遍，听不腻。
晚上吃过饭，铺子打了烊，我们就坐在那张小方桌两边，就着一壶陆先生送来的祛湿茶，说话。
她讲一段，我讲一段，换着讲。二十一年就这么一晚一晚地往回凑。
她问我小时候的事。问得很细，细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你几岁换的门牙？”
“六岁吧。还是七岁？奶奶说我把掉下来的牙扔到了屋顶上，扔歪了，掉进了邻居家的天井里。”
她笑了，用手背掩着嘴，梨涡浅浅的。
“你学骑车，摔过没有？”
“摔过。八岁那年，在弄堂里，一头撞上了晾衣竿，门牙磕掉了一个角。”我咧开嘴给她看，左边那颗门牙边上，确实缺了一个很小的角。
她凑过来，借着灯光看，伸出手指想碰一碰，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
“疼不疼？”
“早不疼了。”
她点点头，低头喝了一口茶，过了半晌才说：“那一年，我见你说话的时候捂着嘴，还以为……你是不想见人。”
我愣了一下才明白，她说的是那年五月十四日，梧桐树底下。
我也问她。问她是怎么学的裁缝，她说是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又是跟外婆学的，三代都是做衣裳的，她十四岁就会自己做旗袍了。问她这铺子开了多少年，她说是她母亲留下来的，原先叫“温记成衣”，她二十岁那年接手，才换上了现在门楣上那块匾。问她平时一个人，晚上都做些什么。
她想了想，说：“还能做什么，缝衣裳。”
“一直缝到很晚？”
“嗯，”她低着头，指尖在茶杯沿上划圈，“缝着缝着，天就亮了。”
她说得很平常。我却接不上话了。我想起那二十一件衣裳上密密的针脚。
二十一年里有多少个晚上是这么缝到天亮的，我没敢往下算。
她也问我的工作。问修老房子累不累，问爬那么高的脚手架怕不怕。我跟她说起敲柱子听声音的事，说木头是会说话的，师傅们一辈子就靠一双耳朵吃饭。
她听得很认真，下巴搁在手背上，眼睛亮亮的。
“衣裳也会说话，”她说，“料子好不好，手一摸就知道。针脚密不密，对着光一照就知道。做衣裳的人用没用心，穿上身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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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做的衣裳，说的是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低下头，把我茶杯里凉了的茶倒掉，又续上了热的。
……
有一天夜里，阁楼漏雨了。
我是被滴在脸上的水珠弄醒的。睁开眼，屋顶的一角正往下滴水，滴答，滴答，落在地板上，已经积了一小摊。我爬起来，正想下楼去找盆，楼梯口就亮起了手电的光。
她举着一只手电筒上来了，怀里还抱着两只搪瓷脸盆和一只铝锅，披着一件开衫，头发散了一半，木簪斜斜地挂在发梢上，脚上趿着一双软底的拖鞋。
“我在楼下听见的，”她小声说，“这一角，每年梅雨都漏。”
她把脸盆放在滴水最急的地方，又仰头找了一圈，把铝锅放在另一处。我们蹲在地板上守着。水落进脸盆是叮的一声，落进铝锅是咚的一声，叮，咚，叮，咚，半夜里听着，倒像有人在敲着玩。
她先笑了出来，用手掩着嘴，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也笑了。
她笑着笑着，忽然伸手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发。头发被滴湿了一片，她皱了皱眉，把披在身上的开衫取下来，罩在我头上，隔着毛线，两只手替我擦。
开衫上有她的体温，还有白兰花的气味。我低着头，一动不敢动，眼前只有一片暖融融的米白色。
“好了，”她把开衫拿开，替我把翘起的头发按平，“明天让陆先生介绍个瓦匠来。”
“不用找瓦匠，”我说，“明天天一晴，我自己上去捡一捡。”
“你会弄这个？”
“这是我的本行。”
她瞧着我，眉毛先是一抬，跟着嘴角也翘起来了。
“那你小心些，”她说，“瓦上滑。”
她拿着手电筒下楼了。我坐在地板上，听着那一声叮，一声咚，一直听到后半夜。
过了两天，雨歇了半日，我借来梯子爬上屋顶，把那一角碎了的小青瓦换掉，又把松动的檐瓦重新压实。她站在后门口的台阶上，仰着脸，手搭着凉棚，一直没有进屋。我每挪一步，底下就“哎”一声。
那天夜里，我在阁楼里坐着，等着屋顶再漏一次雨，一滴水都没有落下来。我竟然盼着它漏。
……
有个下午，雨下得格外大。
我从戏台回来得早，走到桥头就听见了她。她去隔壁街给人量尺寸，出门时雨还小，回来时已经下大了。十公分的细跟踩在积了水的石板上，脆声叫雨水糊住了，扑哧，扑哧，每一步都像从湿泥里拔出来，又碎又急。
我进门的时候，她正要再出门，说是去河对岸给一个老主顾送衣裳。她在门口那只矮矮的竹凳上坐下来，把脚上那双浅灰色的高跟鞋脱下来。脚上的肤色丝袜湿到了脚背，颜色深了一块。那双鞋是小羊皮的，杏仁头，十公分，跟细得只有筷子头粗，跟尖包着一圈金属边，她平日走石板路，嗒嗒的脆响就是从这圈边上来的。她从门后的木架上取下一双黑面的布鞋，换上。
那双布鞋很旧了，鞋面洗得发白，鞋底纳得厚厚的，针脚细细密密。她把脚伸进去，拉了拉鞋帮，又站起来跺了跺，然后弯下腰，拿起那双高跟鞋，用一块软布把鞋面上的水汽擦干净，连跟尖上那圈金属边都擦到了。
“每次下雨都这样？”我问。
“嗯，”她把鞋子并在一起，鞋尖对齐，“石板路滑，高跟鞋走不稳。淋了雨，皮面也要坏。”
“那为什么还要穿？”
她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
“喜欢。”她说。
就两个字。说完她低头笑了笑，耳根红了，没打算再解释。
“鞋盒在楼梯底下，”她说，“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
我走到楼梯底下，弯腰往那个三角形的储物间里摸。里面堆着几只纸盒，我认出一只浅灰色的鞋盒，抽出来，打开。盒子里垫着一层白色的薄纸，纸已经发黄了。我把纸掀开，想看看里面是不是空的。
盒子底下，还躺着一双鞋。
很小的一双，两根手指就能捏起来。是布鞋，鞋头上绣着两只老虎的脑袋，黄色的老虎，黑色的花纹，两只圆圆的眼睛，用的是亮晶晶的黑色玻璃珠子。鞋底纳得极密，摸上去硬邦邦的，一点都没有穿过的痕迹。
我捧着那双小鞋，从楼梯底下走出来。
她看见了，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定住了。
“这是……”
“你两岁那年做的。”她轻声说。
她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那双小鞋，托在掌心里，用拇指摸了摸老虎的眼睛。
“那年想跟信一起寄过去，”她说，“走到邮局门口，又拿回来了。”
“为什么又拿回来了？”
她没有回答。
她把那双小鞋放回鞋盒的底层，铺好那张发黄的薄纸，又把那双浅灰色的细高跟鞋放上去，盖好盒盖，双手捧着递给我。
“放回去吧。”
我接过鞋盒，指尖碰到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
我抱着那只鞋盒走回楼梯底下，弯腰放进去的时候，听见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然后是油纸伞撑开的那一声“噗”。她出门了。布鞋踩在湿石板上没有声音。我听惯了门外那一声嗒，这回什么也没听见，等我回过头，她已经走远了。
我在楼梯底下蹲了半晌，才站起来。
……
雨停的那个傍晚，我们一起去了渡口。
是我提议的。我说想去看看桐溪的渡口，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老渡口在镇子的西头，离铺子不远，走过两座桥就到了。说是渡口，其实就是一段伸进河里的石阶，十几级，被水泡得发黑，最底下几级常年没在水里，长满了滑溜溜的青苔。石阶顶上有一棵很老的香樟树，树冠撑开来，罩住了半个渡口。对岸也有一模一样的石阶，两边隔着一条宽宽的河，河水是绿的，又深又静。
一条乌篷船靠在石阶下面，随着水波一起一伏。
我认出了船上的人，是哑伯。他坐在船头，正低头卷着一支烟。
“要不要坐船过去？”我回头问她，“到对岸转一圈。”
她站在石阶的最上面一级，没有往下走。
她的脸白了。夕阳把她那件月白的旗袍照得发黄，脸上却一点血色也没有。
“我不会游泳。”她说。
她说得很轻，怕河听见似的。说完就把眼睛挪开了，看树，看对岸的屋顶，看天上的晚霞，就是不看水。
“坐船不用游泳，”我说，“哑伯摆了一辈子渡，稳得很。”
“我知道。”她说，还是没有往下走，“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我没有去。
我走回最上面一级石阶，在她身边站着。她的手垂在身侧，攥着旗袍的一角，攥得布料都皱了。我想去握她的手，没敢，就那么站着，陪她看晚霞暗下去。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们回去吧。”
我说好。
……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趟渡口。一个人。
我去，一半是因为她站在石阶顶上那副样子：离水还有十几级，人却往后缩，像水会伸手上来拽她。另一半是因为我自己。我从小就怕水，怕得没有道理。在澜城的时候，同事们约去游泳，我从来不去，每次站在泳池边上，闻到那股水的气味，我的心就会突突地跳，跳得手脚发软。
我总觉得，那个梦里的水，就是这个颜色的。
哑伯还在。他的船靠在石阶下，船头挂着一盏马灯，昏黄的光落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他坐在马灯底下，手里捏着一截炭笔，正在一张烟盒纸上画着什么。
我走下几级石阶，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蹲下来。
他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他放下炭笔，一眨不眨地打量我。马灯照着他的脸，皱纹很深。
他忽然从船舱里摸出一只生了锈的铁皮饼干盒，打开，在里面翻了一阵，抽出一张烟盒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借着马灯的光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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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已经很旧了，边角磨得起了毛，上面是炭笔画的，线条又粗又歪。我认出了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桥边有几级台阶。河里有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和两只手露在水面上，两只手托着一个很小的东西。我还没有看清，那两只手是在往上举，还是在往下按……
“渡渡？”
身后传来她的声音。
我回过头。她站在石阶顶上，手里提着一盏小灯笼，脚上趿着那双黑面布鞋。灯笼的光照着她的脸，脸上很慌，像是已经找了好几处。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
我再转回头的时候，那张烟盒纸已经不在我手里了。
哑伯把它抽了回去，飞快地塞进铁皮盒子里，盖上盖子，塞进船舱最里面。他低着头，重新拿起那截炭笔，假装在烟盒纸上画着什么，再也不肯看我一眼。
我张了张嘴，想问他，又不知道该怎么问。我问了，他也答不出来。
“渡渡，”她又唤了一声，声音发抖，“回家吧。”
我站起来，往石阶上走。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把灯笼换到另一只手里，空出来的手拉住了我的袖口。
就拉着袖口，没有碰到我的手。
一直拉到家门口，她才松开。
……
那天夜里，我在阁楼上翻开了冯工给我的那份危房鉴定报告。
我一直没有认真读它。我想先用自己的眼睛把戏台看一遍，再去看别人是怎么写的。现在这十来天的测绘数据都整理出来了，我摊在床上，对着看。
报告是一家叫“鹭汀恒信工程检测”的公司出的，写得很专业，术语一个不少，结论很清楚：戏台主体结构严重损坏，西北角金柱、东南角檐柱糟朽严重，柱心空洞率超过百分之四十；藻井整体下沉十二厘米，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建议拆除重建。
我把这几行字读了三遍，然后翻出我自己的记录。
西北角金柱，我敲过，声音是实的。东南角檐柱，我也敲过，还用阻力仪打过两个孔，木芯完好，一点空洞都没有。藻井，我用全站仪测了八个点，最大的偏差是四毫米，在正常范围以内。
不是十二厘米。是四毫米。
我又往后翻，翻到报告后面附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拍的是“西北角金柱底部糟朽情况”，柱子底下垫着一块石头柱础，柱础上雕着一圈莲花瓣。
我盯着那张照片，背上慢慢凉了。
这座戏台的柱础，我每一块都量过，画过。一共十六块，全是素面的鼓墩，圆滚滚的，什么花纹都没有。
没有一块是莲花的。
这张照片上的柱子，根本不是这座戏台的。
我把报告的那一页拍了下来，又把我自己的测绘记录和柱础的照片拍了下来，一起发给了冯工。发完，我坐在床上，攥着手机，一直等着。
快到半夜的时候，冯工回了一条消息，只有短短的一行字：
“先别声张。资料备份好，原件收好。”
我关掉手机，躺下来。
窗外又下雨了。楼下那盏灯还亮着，地板缝里漏上来的光，又在斜屋顶上画出了那几道金线。
我想起那张烟盒纸。想起水里那个人举着的两只手，和手里那个小东西。
我想起她站在石阶顶上，说“我不会游泳”的样子。
楼下传来很轻的一声：“渡渡，晚安。”
自从量体那晚以后，她这是头一回又说这句话。
“晚安。”我对着屋顶上那几道光说。
第六章　端午桥上的白兰花
端午那天，梅雨难得地歇了一口气。
天没有放晴，云还是厚厚的，灰白灰白地压在屋顶上，可是不下雨了。空气又闷又潮，蒸笼似的。一大早，河埠街就热闹起来，家家户户的门楣上插着菖蒲和艾草，绿油油的一束，冲鼻子。孩子们手腕上系着五彩丝线，在石板路上追着跑，笑得咯咯的。
我起得早，下楼的时候，铺子里没有人。灶上温着一锅粥，桌上留了一张字条，是她那手清秀的小楷：“在阿姐那里包粽子，粥在锅里。”
我喝了粥，走到隔壁的茶馆。
茶馆今天不做生意，八仙桌拼在一起，上面摆满了泡好的糯米、红豆、咸肉、蜜枣，还有一大盆洗得干干净净的粽叶，绿得发亮。温若梨坐在桌子一头，手脚麻利，一张粽叶在她手里一折一卷，填米，压实，缠线，三两下就是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林苒坐在另一头，包得歪歪扭扭的，米漏了一桌子，正被她妈骂。
她坐在中间。
今天她穿了一件月白色的旗袍，和我到桐溪那天穿的是同一件。袖口挽起了一截，露出两条细瘦白净的小臂。她今天薄薄地扑了一层粉，唇上点了口脂，脸颊被灶上的热气蒸出一点红，坐在姐姐和外甥女中间，看着倒像林苒的姐姐。她低着头，把粽叶卷成一个小小的漏斗，一勺一勺地往里填米，手不快，包出来的粽子小小的，码在竹匾里，挤成一窝青雀儿。
“表哥！”林苒第一个看见我，眼睛一亮，“快来快来救我，我妈说我包的粽子下锅就散，我被她嫌弃一上午了。”
“你那个是包粽子？你那是喂鱼。”温若梨头也不抬地说。
林苒冲我做了个鬼脸。
我在她身边坐下。她抬眼冲我笑了一下，往我手里塞了两张粽叶。
“这个我不会包。”我说。
“我教你。”
她把着我的手，教我把粽叶折成漏斗的形状。她的手指覆在我手指上，带着我折，填米，再把粽叶尾巴折过来盖住口子。
“压紧，”她轻声说，“不压紧，煮的时候会进水。”
我压紧了。她拿起一根棉线，绕着粽子缠了几圈，打了一个结，然后把那只粽子托在掌心里，端详了一会儿。
“还挺像样。”她说。
那只粽子的确不怎么像样，一个角歪着，棉线也缠得松松垮垮。可是她把它和她自己包的那些小雀放在了一起，放在竹匾最中间的位置。
温若梨从桌子那头瞥了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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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过后，河上开始赛龙舟。
整个桐溪镇的人都涌到了河边。石拱桥上，河岸上，临河人家的窗口和屋顶上，到处都是人，挤得满满的。小贩挑着担子在人缝里钻，卖凉粉的，卖糖人的，卖白兰花的。
卖白兰花的是个老太太，坐在桥头一只小竹凳上，面前的竹篮里铺着一块湿毛巾，毛巾上摆着一对一对的白兰花，用细细的铁丝串着，花苞鼓鼓的，白里透一点黄，香得冲人。
我在她面前停了下来。
“小伙子，买一对吧，”老太太笑眯眯地说，“送给心上人，别在衣襟上，香一整天。”
我没有解释。我掏出钱，买了一对。
回到她身边的时候，她正站在茶馆门口的台阶上，踮着脚往河上望。她今天穿了那双米色的小羊皮高跟，九公分的细跟，站在台阶边上，脚尖踮着，后跟悬在半空，脚踝上绷出一道细细的筋。我盯着那道筋看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是来送花的。
我把那对白兰花递到她面前。
她低头看了一眼，愣住了。
“给你的。”我说。
她没有马上接。那两朵小白花在她眼前停了好一会儿，她才伸手接过去，捏在指尖，凑到鼻子前闻了闻。
她襟上原本就别着一朵白兰花，是早上新摘的。她把那朵旧的取了下来，小心地夹进随身的手帕里，然后把我买的那一对别了上去，别在右襟的盘扣底下。别了两次才别好，她的手在抖。
“好看吗？”她低着头问，声音小得几乎被河上的锣鼓声盖过去。
“好看，跟你这身衣裳很配。”我说。
她抬起眼来，冲我笑了一下。笑得很短，梨涡刚露出来就藏回去了，眼睛却亮得厉害。
我喉咙发紧，赶紧转过头，去看河上的龙舟。
……
龙舟一共六条，红的、黄的、青的、白的、黑的，还有一条是彩色的，龙头上扎着大红花，一字排开在河面上。每条船上二十几个汉子，赤着膊，头上缠着红布，手里握着桨，等着号令。船头站着一个鼓手，船尾站着一个舵手，龙头高高昂起，龙须在风里飘动。
一声锣响，六条龙舟同时冲了出去。
鼓声、喊声、桨声一下子全炸开了，河面都在抖。六条船劈开绿水冲出去，浪花一道一道翻起来。岸上的人跟着船跑，桥上的人探出半个身子去喊，孩子们骑在大人的脖子上，挥舞着手里的小旗子。
我站在她身边，被人群挤得东倒西歪。有一次，一个跑过去的孩子撞了我一下，我往她那边一歪，肩膀撞上了她的肩膀。她踩着九公分的跟，台阶又窄，身子一晃，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扶，扶住了她的腰。
隔着一层薄绸子，我手掌底下是她的腰，细细的一把，透着热。
只有一瞬间。她站稳了，我立刻松开了手。
她没有看我，我也没有看她。我们都盯着河上的龙舟，盯着冲在最前头的那条红船，盯得很用力。
可是我的手掌一直在发烫，烫了一整个下午。
……
红色的龙舟赢了。
颁奖的台子搭在戏台前面的空场上。台上挂着一条红色的横幅，写着“桐溪镇端午龙舟赛暨老街改造项目启动仪式”，底下一排落款，最大的那一个是桐溪文旅开发有限公司。
严振东站在台上，替赢了的队伍挂彩。他今天没有穿西装，穿了一件中式的立领褂子，左手腕上的佛珠跟着他挂彩的手晃，油亮油亮的。他对着话筒说了很长一段话，说桐溪的未来，说老街的新生，说要让每一个桐溪人都过上好日子。台下的人鼓掌，有的鼓得很响，有的只是拍了两下。
我站在人群后面，没有鼓掌。
颁完奖，人群还没散，台下忽然一阵骚动。
陆怀山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他今天穿得很整齐，一件月白色的长衫，干干净净，熨得笔挺，和她身上旗袍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他手里捧着一只小小的红木盒子，径直走到了她面前。
周围的人一下子安静了，接着又嗡嗡地议论起来，自动让开了一圈空地。
她站在那里，像是被钉住了。
陆怀山在她面前停下，打开了那只红木盒子。盒子里是一只玉镯，碧绿的，水头很足。
“若棠，”他说，声音不高，却很清楚，周围的人都听得见，“这是我母亲留下来的。她走之前跟我说，要我把它交给一个值得的人。”
他顿了一下。
“这些年，你一个人撑着这间铺子，不容易。你的脉我号了这些年，夜里睡不着，肝气郁着，我都知道。你心里有很多事，有些事，你不愿意跟人说，我也不问。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往后的日子，你不用再一个人扛了。”
他把那只盒子往前递了递。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人群里有人吹了一声口哨，有人起哄，有人鼓起掌来。
我听见旁边有个女人小声说：“陆先生等了她十年了吧？”
另一个接话：“早该这样了，一个女人家，总不能守一辈子。”
我站在她身后半步远的地方，一动也不能动。
她的背影僵直着。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耳根红了，一直红进旗袍领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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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低下头去，过了半晌，才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让我……想想。”
声音很小，可是周围太静了，所有人都听见了。
陆怀山笑了。他没有勉强，把那只红木盒子合上，郑重地放进她手里。
“好，”他温和地说，“我等。”
人群又哄地热闹起来，有人拍他的肩膀，有人冲她挤眉弄眼。林苒在旁边捂着嘴，眼睛瞪得圆圆的。温若梨站在人群外头，两手抱在胸前，眉头拧着，嘴角却松了。
我抬起头，想找一个地方让自己的目光落下去。
然后我看见了严振东。
他站在颁奖台的边上，一只手揣在褂子的口袋里，另一只手慢慢地转着那串佛珠。他没有在笑。他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她身上，落在陆怀山身上，最后，落在了我身上。
他和我对视了一眼。
只有一眼。然后他转过身，拨着佛珠，慢悠悠地下了台，人一挤就看不见了。
……
端午的晚饭，是在茶馆里吃的。
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满满当当地摆了一桌子菜。温若梨请了几个老邻居，陆怀山也来了，坐在她旁边。大家都在说笑，说龙舟，说粽子，说陆先生今天好大的胆子。有人给陆怀山敬酒，有人给她敬酒。她不会喝酒，只抿了一小口，脸就红了。
桌上有雄黄酒，也有自家酿的黄酒。我一杯一杯地喝。
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我只记得陆怀山给她夹菜的时候，我喝了一杯；有人说“下个月就能喝喜酒了吧”的时候，我喝了一杯；她低头笑着、什么也没说的时候，我又喝了一杯。
陆怀山也端着酒杯，隔着半张桌子朝我举了举。
“渡渡，”他笑得很温和，镜片后面的眼睛弯弯的，“这杯我敬你。你来了以后，若棠这些天气色好多了。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尽管来找陆叔。”
桌上的人都笑着附和。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玻璃杯撞在一起，叮的一声，很脆。我仰起头，一口喝干。
“好酒量！”有人喝彩。
她坐在陆怀山旁边，抬眼朝我望过来。那一眼很短，眼神是慌的。我没接，低下头，又给自己满上了一杯。
温若梨隔着桌子，把我面前的酒壶拿走了，换成了一壶茶。一句话没说，把茶壶往我手边推了推。
酒是甜的，喝下去，却一路烧到胃里。
后来我站起来，说出去透透气。
没有人拦我。
……
我走到了那座石拱桥上。
天已经黑透了，云层很厚，没有月亮。桥上的人都散了，只剩下几盏路灯，昏昏黄黄地照着潮乎乎的桥面。河上漂着几盏孩子们放的河灯，往下游去了。
我扶着桥栏上的石狮子，身子晃了一下。
酒劲上来了，脑袋发沉。可是有一件事，我却想得越来越清楚。
我不想让她嫁给陆怀山。
这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先吓了一跳。我跟自己说，是因为我才找到她，舍不得；是因为陆怀山我不了解，怕他待她不好；是因为二十一年了，我就想这个家里再多几天只有我们两个。
理由找了一串，都说得通。
我自己知道，都不是。
我想起那天晚上量体，她的指尖停在我左耳后面那颗痣上；想起漏雨的阁楼里，她隔着开衫替我擦头发；想起今天下午，我的手掌底下那一截细细的腰身。那几回心里冒上来的东西，没一样是做儿子该有的。我一直不认，拿“二十一年”挡着，压下去一回又一回，压到今天，压不住了。
身后响起高跟鞋的声音。
嗒嗒嗒嗒，又急又碎，踩着石桥的台阶往上来，桥洞底下嗡嗡地回着。我没回头，知道是她。
“渡渡。”
她在我身后停下，喘着气。她走得太快了，九公分的细跟踩在湿石阶上，一步一打滑。
“你喝多了，”她轻声说，“跟我回去。”
我没有动。
她走上前来，站到我身边，伸手来扶我的胳膊。她身上的白兰花香一下子涌了过来，是我买的那一对，还别在她的襟上，捂了一整天，香得发甜。
我转过头去看她。
路灯的光从她头顶落下来，照着她的脸。她脸很白，眉头皱着。她仰着头瞧我，像那天在戏台底下仰着头找我一样。
“你不要嫁给他。”我说。
她扶着我胳膊的手，停住了。
河上的一盏河灯漂到了桥洞底下，火苗晃了一晃，灭了。
“渡渡……”
“你不要嫁给他。”我又说了一遍，声音哑得不像我自己的，“好不好？”
她没有回答。
她就那样站在我面前，仰着脸，嘴唇微微张着，一动不动。她眼睛里汪着水，路灯的光在里头晃。手还搭在我胳膊上，隔着衬衫，指尖一直在抖。
过了好久，她垂下眼睛。
“你喝醉了。”她说。
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她扶着我下桥。她那么小一个人，得拿整个肩膀顶着我，细跟在桥阶上咯、咯地刮着石头，滑了好几回，手没松。我们一高一矮，晃晃悠悠地沿着河埠街往回走。
一路上，她一句话也没说。
……
她把我扶上阁楼，让我在床上躺下，替我脱了鞋，又打来一盆温水，拧了毛巾，替我擦脸。
毛巾温温的，她的手隔着毛巾，从我的额头擦到眉骨，再擦到脸颊。我闭着眼睛让她擦。
擦完了，她没有马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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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到她在床边坐了下来。床板轻轻地陷了一下。她就坐着，不动，大概在等我睡着。
我没有睁开眼睛。我怕我一睁开眼，就会说出什么再也收不回来的话。
后来，她站起身来，替我掖了掖被角。然后有一只手落在我头发上，停了一下。
只停了一下。
她下楼去了。哚，哚，木楼梯一声一声往下响，响到半中间，停了。我等它再响，等了很久。
她就站在楼梯中间。
我睁开眼睛，对着黑漆漆的屋顶，眼泪顺着眼角流进了耳朵里，凉凉的。
我终于承认了。
跟才找到她没关系，跟陆怀山没关系，跟二十一年也没关系。我爱她。不是儿子对母亲的那种。她叫别人一声“先生”我心里就酸，扶了一下她的腰手掌烫一下午，她对别人低头说“让我想想”，我就一杯一杯地灌。是这种。
我爱她。
这三个字一落下来，我就知道，我完了。
楼梯上终于又响了。哚，隔好久，才又一声哚。
我把脸侧向墙那边。衬衫领口上还沾着白兰花香，是她扶我回来的时候蹭上的。
那一晚，楼下没有说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