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荷

第一节（上）
1995年·首尔·军政府时期侵犯人权调查委员会听证室
听证室设在旧政府综合大楼的三层，窗户朝北，八月的阳光被百叶窗切成一条条平行的光带，落在长桌表面，照出木纹里积年的划痕。房间挑高过高，空调的冷气沉在下方，坐在旁听席后排的人仍感到闷热。二十几名委员分坐长桌两侧，桌面上摊着文件夹、录音设备、水杯，以及几摞用回形针别好的书面证词副本。记者席在左侧靠墙处，摄影机镜头对准证人席，红色指示灯亮着。
证人席上坐着孙敏荷。
她五十岁。身高一百七十二公分，坐姿挺拔，肩线平直。皮肤白皙，保养极好，在日光灯下看不出斑点和细纹。身材极好，穿一件藏青色修身西装外套，内搭象牙白真丝衬衫，领口扣到第二颗，下配同色系及膝裙，脚上是一双低跟黑色皮鞋。衣着考究，但刻意低调，没有任何显眼的品牌标识。体力良好，她已经连续作证两小时四十分钟，声音没有疲态，语速稳定，吐字清晰。
首席委员金某坐在长桌正中。他六十出头，头发花白，戴一副细框眼镜，面前摊着一份书面证词的复印件。他翻到某一页，用笔尖点了点，抬起头。
“孙敏荷女士，我向您出示全宰德先生的书面证词，编号乙-17。其中有一段，我念给您听。”他清了清嗓子，念道，“‘我对政治犯家属抱有同情，所以接近了一些人。’”他顿了一下，翻过一页，“‘崔夫人苦苦哀求，她有无法抑制的受虐倾向，迫使我不得不参与她的SM情欲游戏。我不得不成为她的主人，当时我只有十五岁，精神上受到难以治愈的伤害。’”
金首席念完，把证词副本往孙敏荷的方向推了推。“您听清楚了吗？”
孙敏荷微微前倾，目光落在纸面上，看了大约三秒钟。然后她靠回椅背，双手交叠放在膝上。
“听清楚了。”她说。
声音不高，但听证室很安静，每个人都听得见。
“您对这段证词有什么回应？”
孙敏荷沉默了两秒。不是犹豫，更像是在组织措辞。
“金委员长，全宰德先生使用这套话术，不是在民主化以后才开始的。”她说，“长期以来，他用这套话术处理他与众多受害女性的关系。我指的是，从1980年开始，到他成年，到他进入商界，一直到今天。‘同情政治犯家属’‘被哀求’‘被胁迫成为主人’——这是他的标准叙事。我听过不止一个版本，措辞略有不同，核心结构完全一致。”
旁听席上有人低声交换了一句什么。记者席的摄影机微微调整了角度。
孙敏荷继续说：“我回忆一下1980年8月的情况。当时我丈夫崔基民被保安司令部对共科带走已经三个月，下落不明。我奔走于各个部门，律师、检察官、警察、保安司、青瓦台秘书室，能找的地方都找了，没有任何消息。8月中旬，我在汉城监狱管理总局的接待大厅里，遇到了全宰德先生。当时他十五岁，初中二年级。他说他听说了我丈夫的事，说他能帮忙，给了我丈夫写的一张纸条。后来我明白，那次‘偶然’结识，是安排好的。”
“您是说，全宰德是有意接近您？”金首席问。
“是的。但在当时，我没有理由怀疑一个十五岁的初中生。他表现得拘谨、同情、有些不知所措。几天后，他在电话里说可以安排我见丈夫一面。”
“您见到了？”
“见到了。在汉城一处秘密拘留中心。我丈夫失踪三个月，瘦了几十公斤，但健康尚好，没有明显外伤。全宰德站在走廊里等，没有进去。”
金首席翻动面前的文件夹，又抽出一页。“孙女士，我这里还有一段全宰德的证词，编号乙-19。我继续念。”他念道，“‘崔夫人哭着说我是她的救星，说她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崔夫人立即想付钱给我，我说我不是为了钱做这个的。她很高兴，对我使用了最高等级的敬语和礼节，我当时隐约有些不安，因为崔夫人是上流人士，我只是一个初中生。我对她的热情有些抗拒。我跟她约定了在一处高级料亭见面，她高兴极了。在那间料亭里，她向我坦白了她的隐秘性癖。我非常吃惊，也很害怕。’”
金首席念完，摘下眼镜擦了擦。
孙敏荷的表情没有变化。嘴角甚至有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不是笑，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对方果然会念这一段。
“金委员长，我承认，见到丈夫之后，我对全宰德说了那些感激涕零的话。我也确实像对待长辈那样对待他——使用最高等级的敬语，行大礼，请他吃饭。但那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几天后，他约我在一处料亭见面。就是证词里提到的那次。在见面过程中，他反复暗示、试探、施加压力。他说话的方式——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用那种方式对一个三十五岁的成年女性说话——我很快就明白了他的要求是什么。”她停了一下，语速放慢，“我意识到，如果我拒绝，我丈夫的处境会怎样，我不知道。也许他会留在那个秘密拘留中心，也许更糟。所以，我开始主动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受虐倾向极为强烈的、性苦闷的中产阶级已婚女性。我狂热地追求全宰德，哀求他成为我的主人。他扮演的是被追求、被哀求、出于同情心勉强答应的小男生角色。这就是他证词里那段话的由来。他写的是真的，只是顺序和因果关系被颠倒了。”
听证室里静了几秒。一个委员翻动文件的声音显得格外响。
孙敏荷看上去冷静极了。她伸手拿起面前的水杯，喝了一口，放回原处，动作从容。口才一流，没有废话，每一句都落在实处。衣着考究低调，坐在那里像在开一场普通的董事会，而不是在听证会上描述自己十五年前的屈辱。
她侧过头，与坐在旁听席第一排的崔氏集团律师团队低声交谈了几句。律师递给她一张便签，她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把便签夹进自己的文件夹。
委员会的二十几个成员，一片肃静。
金首席清了清嗓子。“孙女士，您是说，全宰德证词中描述的那些行为，实际上是您为了营救丈夫而主动配合的？”
“是的。但我要补充一点。”孙敏荷抬起头，目光平直地看向金首席，“全宰德当时十五岁。我三十五岁。他是全斗焕的侄子。我是保安司令部在押政治犯的妻子。谁在胁迫谁，委员长，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需要我作证两个小时四十分钟才能弄清楚。”
旁听席上有人轻轻吸了一口气。
金首席没有立刻回应。他低头看了看面前的证词副本，又看了看孙敏荷。
“休庭十五分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