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中）

第三节（中）
1980年8月19日·汉城·三清阁
1995年·首尔·军政府时期侵犯人权调查委员会听证室
第二次作证。孙敏荷还是坐在同一把椅子上，藏青色西装换了另一套，深灰细条纹，白衬衫，领口系着一条窄丝巾。头发盘得比上次紧了些，露出耳垂上一对极小的珍珠耳钉。她坐姿和上次一样挺拔，手叠在膝上，面前摊着自己的文件夹和一支笔。
旁听席比上次满了。记者席加了两个机位，左侧靠墙又摆了一排折叠椅，坐着几个穿深色西装的人，敏荷认得其中一两张脸，是崔氏集团的法务和公关。律师团队坐在第一排，还是那几个人，领头的换了条领带。
金首席戴上眼镜，翻开一份新的书面证词。“孙敏荷女士，我继续向您出示全宰德先生的书面证词，编号乙-31。我念一段。”他清了清嗓子，“‘崔夫人谈到崔基民的身体缺陷，说出“早泄”、“勃起障碍”等字眼，我当时非常尴尬，想制止，但面对比自己年纪、身份远高的女性，不知如何是好。’”
他翻过一页。“接着是乙-32：‘崔夫人谈到崔氏集团的职场竞争，男性为主的管理层对她有无形的压力，我完全没有社会经验，也感到她的遭遇值得同情，却又不知如何帮她，只好继续听她倾诉。’”
金首席念完，摘下眼镜，看着敏荷。
敏荷听完，表情没有变化。她等了两秒，确认对方念完了，才开口。
“金委员长，全宰德先生玩弄的还是剪裁、颠倒的手法。”她说，声音平稳，“他叙述的当时谈话，每一句都是真的。但每一句的上下文都被隐藏了。‘早泄’、‘勃起障碍’——这些词我确实说过。但他没有说的是，我为什么说、在什么情况下说、他说了什么让我不得不说。”
她翻开自己的文件夹，看了一眼，又合上。“在三清阁，全宰德以戒严体制为名义，对我施加了极大的威压。他提到崔基民将被移交全军审判会议，提到‘往好了说无期徒刑’、‘当庭释放上教科书判例’——那种语气，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用那种语气说一个成年人的死刑，那种威压，我无法用语言向委员会描述。他暗示我屈服。但‘屈服’该怎么做，他没有说。他不给我出示‘剧本’，而是不断压迫我，要我自己去编写‘剧本’。我只能绝望地猜想，哪里是我屈服的合理角度——是钱？是关系？是身体？是尊严？他一个一个试探，一个一个否定。最后我发现，他要的是我的隐私，我的婚姻，我和丈夫之间只属于两个人的东西。”
她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委员会席。“我不得不在他的反复询问下，说出夫妻生活的一些隐情。那些隐情有真实的成分——我没有编造。但被对方用于恶毒地歪曲我的本意。我只能迎合他，甚至不得不鼓励他钻进我的婚姻世界，把只属于夫妻之间的秘密，坦白给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因为在当时，那是我能看到的唯一的出路。”
委员会席上一位女性委员举了手。四十多岁，短发，妆容精致，穿一件米色套装，面前摆着名牌和一台录音机。敏荷认识她——新军部时代某主流媒体的记者，民主化后反戈一击，继续活跃在主流电视台，现在是一档时事节目的主持人。
“孙女士，我是委员朴某。我想问一个问题。”她的声音清亮，带着记者提问时那种温和的锐利，“您刚才说，您猜测全宰德要从崔基民律师的隐私入手，迫使您屈服。您为什么这样猜测？您有什么依据？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而不是别的？”
敏荷极度冷静地看着她。这个问题问得很巧——巧在它听起来是一个关于判断力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暗示敏荷主动选择了用隐私去交换，暗示她本来可以有别的选择。
“朴委员，”敏荷说，语速不快不慢，“我猜全宰德要从基民的隐私入手，有三个依据。第一，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丈夫的‘那个’——尺寸。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在第一次见面的饭桌上，问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她丈夫的尺寸。这不是一个随机的问题，这是一个试探。他在看我会不会答，答到什么程度。我答了，他就往下一层走。第二，他每次在我提到‘戒严体制’、‘崔氏效忠’、‘国家’这些词的时候打断我，但在我提到基民的身体、基民的疲劳、基民的早泄时，他不打断。他贪婪地听。一个对政治交易感兴趣的人不会这样听。一个对夫妻隐私感兴趣的人才会这样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手里有基民的命，但他没有开价。他不要钱，我递了一亿韩元，他说‘我不是为了钱’。他不要崔氏的生意，我提了工厂、合资、出口，他听了两句就转开。他不给我一个明确的交换条件，我只能自己去猜他想要什么。我猜了三次，前两次都错了，被他打断。第三次，关于基民的性能力，他没有打断。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猜对了。”
她说完，看着朴委员。“朴委员，您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我没有选择。在一个不给你剧本、只给你压力的房间里，你只能根据对方的反应去试。试对了，往下走。试错了，被打断，重来。这不是选择，这是试探。而我能试探的筹码，只有我自己和我丈夫的隐私。”
朴委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合上了。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低头看了看面前的笔记本，没有再举手。
金首席翻过一页证词。“孙女士，我继续念。乙-35：‘我当时还没有经历过男女之间的事，所以对崔夫人突如其来的倾诉，不仅尴尬，而且恐慌，但我当时的年纪和阅历，让我根本无法制止她，只能继续陪着她谈下去。’”
他看了一眼敏荷，又翻了一页。“乙-36：‘事实上，崔夫人是我第一个性伴侣。她让我了解了男女之事，但却是以一种病态、扭曲的方式完成的。我因此抗拒婚姻。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妻子也是极大的伤害。’”
金首席念完，把证词副本放下，摘下眼镜擦了擦。
听证室里静了几秒。旁听席上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记者席的摄影机微微调整了角度，红色指示灯亮着。
敏荷看着金首席，等了几秒，确认他念完了。然后她开口，声音和之前一样稳，但语速慢了一点，每个字都咬得清楚。
“金委员长，全宰德先生说我是他第一个性伴侣。这句话，从技术上说，可能是真的。但从他写下这句话的意图上说，这是一个谎言。他把它写成‘病态、扭曲的方式’——好像是我，一个三十五岁的已婚女人，把一个十五岁的处男拖进了某种不正常的关系。但他没有写的是，1980年8月21日，在三清阁的009房间里，是他先问我的性生活频率，是他先问崔律师的尺寸，是他先问崔律师能不能满足我。一个‘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的十五岁男孩，问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这些问题——这不是被拖进某种关系，这是主动进入。他不是受害者。他是那个房间里唯一一个知道规则的人。我只是在猜他的规则。”
她停了一下。“至于他后来的妻子——我对他后来的妻子没有任何恶意。但如果他的婚姻出了问题，那不是1980年三清阁里一个为了救丈夫而被迫配合的女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