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说话的顺序 礼拜四早上,陈太忠骑车到招商办,比平时早了二十分钟。楼道里拖地的大姐刚拖到三楼,拖把头上的水还没拧干,在水磨石地上画出一道一道的湿印子,他踮着脚尖绕过去,大姐在后头喊,陈科长,那边刚拖的,滑。 主任室的门锁着,钥匙在他兜里。秦连成走以前交给他的,一串三把,分别开门、开文件柜、开抽屉,最小的那把他没用过,也不打算用。他开了门,没进主任室,转身回了业务二科自己那间屋,把窗户推开一条缝透气,烧上一壶水,坐下来翻昨天下午的来文登记。 考察团走了一天,招商办像是被人抽走了半口气。综合科那边空了两张桌子,小孙一个人守着电话,接一个记一个,记完了往本子上一合,就趴在桌上发呆。业务一科的老钱请了假,说是孩子发烧。整层楼安安静静的,只有走廊尽头那台复印机隔一会儿哼一声,也不知道是谁在印什么。 九点半,谢向南从市里回来了。他一早去市计委开一个协调会,散得早,进门的时候脸是红的,不知道是冻的还是走得急。他没回自己的科,先拐进了业务二科,回手把门带上,带得很轻,门锁咔嗒响了一声。陈太忠抬头看他。谢向南这人做事稳,平时进门从不关门,说是开着门说话,谁听见都不怕。今天关门,就是有话。 “陈科。”谢向南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没解大衣扣子,“刘立明出事了。” 陈太忠手里的圆珠笔停住了。 “出什么事?” “说是省纪委收到一封匿名信。”谢向南压着嗓子,“信里说他儿子在英国,开名车,住别墅,钱来路不明。检察院那边已经找他谈过两回话了。今天会上没人明说,散了会几个处长在楼道里咬耳朵,我在边上站了一会儿,听了个大概。” “有证据没有?” “没有。”谢向南说,“就是一封信。没照片,没账,就是几页纸,写得有鼻子有眼的,说他儿子在伦敦郊区买了一栋房子,带花园,还有一辆什么车,牌子我没记住,反正贵。” 陈太忠把圆珠笔放下了。他跟刘立明没打过交道,只在开大会的时候远远见过两回,主席台第二排,坐在边上,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从头到尾不怎么说话,散了会也不跟人寒暄,夹着公文包就走。上回张开封跟他说李继峰把刘立明的爱人塞进考察团名单的时候,他才第一回把这个名字跟一张脸对上号。 “刘立明这个人,”谢向南说,“你可能不太清楚。他当过市委副书记,管过经济,那是八几年的事了。后来经济上出了点问题,具体什么问题,说法不一,反正被踢到人大去了,说是养老。” “人大不是冷衙门吗?” “以前是。”谢向南说,“这两年不一样了。人大要审预算,要听报告,要评议政府部门,市里哪个局长不怕人大评议?评议一个不合格,局长的位子就坐不稳。冷衙门成了香饽饽,刘立明在那个位子上坐着,比在市委的时候还滋润。不过他做人低调,不出头,不站队,也不往哪个圈子里凑,这些年没见他跟谁红过脸。” “李继峰跟他熟。” “熟。”谢向南点点头,“李继峰是他一手提起来的,早年在计委当科员,是刘立明把他调到招商办的。考察团那个名额,就是李继峰替他爱人争的,这你知道。” 陈太忠没接话。何止知道,那张预订单上歪歪扭扭的“不许叫陈太忠”,他到现在闭上眼还能看见。谢向南看了他一眼,像是有话要说,又咽回去了。他把大衣的扣子解开一个,从兜里摸出一包烟,看看陈太忠,又塞回去了。招商办不许在办公室抽烟,这规矩是秦连成定的,秦连成走了,规矩还在。 “还有一件事。”谢向南说。 门外头有人敲了两下。小吉探进脑袋来,看见谢向南在,愣了愣,说陈科,开水房的炉子坏了,今天没开水,暖壶里那点是昨天的。 “我这儿烧着呢。”陈太忠指指墙角那个电水壶,“一会儿你来灌。” 小吉说好,脑袋却没缩回去,眼睛在两个人脸上转了一圈。陈太忠拿眼睛看着,小吉这才吐吐舌头,把门带上了。谢向南等脚步声走远了,才接着说。 “小吉刚才那个样子,你也看见了。”他说,“外头已经有人在传了。” “传什么?” “传那封信是你写的。”谢向南说。 陈太忠没出声。窗缝里灌进来的风有点凉,吹得桌上那沓来文登记的纸角翘起来,他伸手按住。 “我是从小吉嘴里听来的。”谢向南说,“她昨天下午去市府办送材料,市府办的人跟她打听,说招商办那个陈科长,是不是跟刘家有仇。” “小吉说不知道。人家就说,预订单的事整个凤凰都传开了,李继峰那几个字写在幻梦城的前台上,谁没看见。刘立明的爱人进了考察团,陈科长没进,这口气换谁都咽不下。信是礼拜一寄到省里的,时间对得上。” “礼拜一我在干什么?”陈太忠说,“礼拜一我主持工作头一天,一整天都在这层楼里,开会,签字,接电话,连楼都没下。” “我知道。” “我连他儿子在哪个国家都不知道。”陈太忠说,“你刚才不说英国,我还以为是美国。” 谢向南笑了,笑得很短,笑完了又正经起来。 “我信你。”他说,“可别人信不信,是别人的事。这种话,你越辩,人家越觉得你心虚。你不辩,人家又觉得你默认。左右都不是。” “那怎么办?” “不怎么办。”谢向南站起来,把大衣扣子重新扣上,“该干什么干什么。秦主任不在,你主持工作,把活干好了,嘴长在人家身上,说两天就没劲了。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让你心里有个数,别哪天有人当着你的面问,你当场接不住。” 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又回过头来。 “还有,”谢向南说,“这几天李继峰那边要是有人给你打电话,你说话留点余地。他人在英国,心在凤凰,那边一有风吹草动,他比谁都着急。” 谢向南走了。陈太忠一个人坐在屋里,电水壶在墙角咕嘟咕嘟地叫了一阵,啪嗒跳了闸。他没去倒水,坐着没动。刘立明出事,他不意外。人大那个位子再低调,坐久了,总有人眼红,总有人记着账。他意外的是自己被人算进去了,算得这么顺溜,时间、动机、前因后果,一样不缺,跟侦探小说似的。 他想了想,那封信是谁写的,他不打算去问。一开口就成了关心,再往下就成了心虚。他连刘立明的儿子叫什么都不知道,这会儿要是满世界去问刘家的事,明天整个凤凰都会说,你看,陈太忠急了。小吉进来灌开水,拎着两个暖壶,一个红的一个绿的。她灌完了,站在门口没走,手里拎着暖壶,欲言又止。 “陈科,”她终于说,“市府办那个人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接。” “我知道。”陈太忠说。 “我跟他说,陈科礼拜一一天都在楼里,开了三个会,签了一摞字,中午饭都是我从食堂打上来的。”小吉说,“他不信,我也没办法。” 陈太忠看着她。这丫头平时嘴碎,什么话都往外倒,这回倒是知道替人挡着了。 “谢谢。”他说,“暖壶灌满了没有?” “满了。” “那去吧。”陈太忠说,“下午有人来,你把会客室收拾收拾,烟灰缸倒了,茶叶换新的。” 小吉答应着走了。陈太忠低头接着翻来文登记,翻了两页,一个字也没看进去,索性合上了,起身去了主任室,把秦连成留下的那摞待办文件搬到桌上,一份一份地过。干活比坐着想事强,这道理他在村里当代理村长的时候就懂了。 十点半,主任室的电话响了。是市府办综合处的一个副处长,姓马,陈太忠见过两回,说话总带着笑音,笑得人心里发毛。 马副处长先说正事,说下礼拜二市里开招商引资座谈会,各单位报个发言材料,三千字以内,最晚礼拜一交到市府办。陈太忠拿笔记下了,说好。正事说完,马副处长没挂,在那头笑了两声。 “陈科长,”马副处长说,“秦主任不在家,你辛苦了。最近招商办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陈太忠说,“考察团走了,家里清净。” “清净好。”马副处长说,“我还以为你们那边热闹着呢。外头都在说,人大那边出了点事,跟你们招商办有点关系。” 陈太忠握着话筒,听着那头的笑音。 “人大的事,”他说,“我不清楚。招商办这边,考察团的材料都发走了,展板的题词还差个尺寸,综合科在跟市委办对。座谈会的发言材料,我礼拜一以前让业务二科报上去。马处长还有别的吩咐吗?” 马副处长那头顿了顿,笑音淡了些。 “没了。”他说,“陈科长忙,那就这样。” 电话挂了。陈太忠把话筒搁回去,在笔记本上“座谈会发言材料”那一行底下画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了个“二科”。 这是第一个来探口风的,后头大概还有。他不打算跟任何人辩,也不打算跟任何人解释,谁来问,他就说招商办的事,人大的事一个字不接。谢向南说得对,辩了是心虚,不辩是默认,可后者总比心虚强,不吭声的话,过两个礼拜就没人提了。 十一点多,综合科的小孙抱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进来了,站在主任室门口,指节碰门碰得很轻,跟怕把门敲坏了似的。 “陈科,”小孙说,“伦敦那边来了个传真。” 陈太忠抬头。小孙走过来,把文件夹打开,里头夹着两张热敏纸,字是打印的,有点发灰,抬头是一家酒店的名字,英文,底下是中文,手写的,歪歪扭扭,一看就是李继峰的字。 传真写得很短,说考察团已平安抵达伦敦,一切顺利,明日赴伯明翰布展。最后一行另起,说展板上市领导的那两幅题词,装裱的时候尺寸量错了,挂不上去,请家里速查原件尺寸,重新传一份过来。 “原件在哪儿?”陈太忠问。 “在李主任抽屉里。”小孙说,“锁着。” “钥匙呢?” 小孙不吭声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陈太忠没马上接话。综合科的抽屉,钥匙在李继峰身上,李继峰在伦敦。小孙是来问他怎么办的,可这话不敢明讲,挑明了就成了要他拿主意撬李继峰的抽屉。 “题词是谁写的?”他问。 “一幅是市委书记的,一幅是常务副市长的。”小孙说,“市委办那边应该有底稿。” “那就去市委办要。”陈太忠说,“你拿着这份传真去,说考察团急用,请他们帮忙找底稿量个尺寸。量好了,你自己给伦敦传回去,抬头写李主任收,落款写综合科。不用经过我。” 小孙愣了愣,抬起头来看他。 “不用经过您?” “不用。”陈太忠说,“这是综合科的事,你们科自己办,弄完了跟我说一声就行。” 小孙抱着文件夹,站在那里,半天没动,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连声说好,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声谢谢陈科,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陈太忠低下头接着看文件。李继峰的抽屉,他不碰。别说撬,连钥匙他都不问。考察团回来以后,要是题词出了什么岔子,那也是综合科自己跟市委办对的尺寸,跟他没关系。 中午他没去食堂,小吉给他打了一份饭上来,白菜炖粉条,两个馒头。他吃到一半,手机响了,是古昕。 “太忠,”古昕在那头说,“外头那些话,你听见了吧?” “听见了。” “我在局里也听见两耳朵。”古昕说,“有人当着我的面说,我就顶回去了,我说你们谁见过太忠写信?他那手字,写个请假条都得找人改错别字。” 陈太忠一口馒头噎在嗓子眼里,捶着胸口咽下去,才笑出声来。 “谢了。” “谢什么。”古昕说,“你别往心里去,这种事,过两个礼拜就没人提了。你要是闷得慌,晚上出来喝两杯。” “晚上有饭局。” “那改天。”古昕说,“改天我请。上回那顿你没喝尽兴,下回补上。” 古昕挂了。陈太忠把剩下那半个馒头掰成两半,泡在白菜汤里,一口一口地吃完了。 一点半,他把业务二科的两个人叫到主任室,说了座谈会发言材料的事。三千字,礼拜一交,讲招商办今年的工作,讲甯家的项目,讲考察团。两个人拿本子记着,记完了,年纪大一点的那个老范抬头问,考察团那一段怎么写,篇幅多大。 “如实写。”陈太忠说,“什么时候走的,去哪几个地方,带了什么材料,展位多大。写三五百字,别多也别少。稿子出来先给谢科长看,他管过展位的事,数字不能错。” “那您那一段呢?”老范问,“甯家的项目,要不要把您的作用突出出来?” 陈太忠看了他一眼。 “不要,写招商办。项目是招商办引进的,不是哪一个人。名字一个都别提,连秦主任的名字都别提,就写招商办。” 老范愣了愣,低头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写完了,抬头看他,眼神有点古怪,像是头一回认识他。陈太忠没解释。这几天外头的话他心里有数,这会儿发言材料上要是写着陈太忠如何如何,送到市府办,马副处长那帮人看了,又能嚼出一堆东西来。 两个人走了以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信纸,把座谈会的事写在上头,压在电话机底下。写完了,又看了一眼墙上的挂历,那是秦连成的,一个月一张,十一月那张印的是黄山的迎客松,底下一排日子,礼拜三那格画了个红圈,旁边写着“出发”,是秦连成的字。 他看着那个红圈,算了算,考察团还有九天才回来。九天,一千多件事,一件一件地来。他把挂历翻回去,翻得太急,纸角撕开一道口子,他拿手指头把口子抹平了,抹不平,就那么着了。 下午两点四十,潘珂旻来了。他没提前打电话,是小吉从楼梯口一路小跑过来报的信,说开发区的潘主任来了,在会客室坐着呢,说是路过,顺便上来坐坐。陈太忠心里咯噔了一声。开发区在城东,招商办在城西,从城东路过城西,得绕半个凤凰。 他把手头那份文件合上,去了会客室。小吉已经把茶泡上了,烟灰缸也倒干净了,摆在茶几正中间,擦得锃亮。潘珂旻坐在沙发上,大衣脱了搭在扶手上,里头一件藏青色的毛衣,领口露着衬衫领子,看见他进来,赶紧站起来,两只手伸过来握。 “太忠,忙着呢?” “潘主任,快坐。”陈太忠握住他的手,觉出掌心有点潮,“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就是路过。”潘珂旻坐回沙发上,端起茶杯吹了吹,没喝,又放下了,“在市里开了个会,散了,想着好久没见你,上来坐坐。秦主任出国了?” “昨天走的。” “那你现在是一把手了。”潘珂旻笑着说,“恭喜恭喜。” “临时看家,秦主任回来就交还。” 潘珂旻嗯嗯地应着,又端起茶杯,这回喝了一口,烫得嘴一咧,赶紧放下。他这人陈太忠打过几回交道,开发区刚挂牌那阵子,甯家去看地,就是他陪着跑的,人不坏,就是说话绕,一件事能绕三个弯,绕到最后你都忘了他要说什么。 那回在碧园大酒店,他给甯瑞远敬酒,敬了三杯才说出来想让甯家把厂子建在开发区东头,那块地离他老家近。 果然,潘珂旻绕开了。 他先说开发区今年的招商任务,说完不成,市里催得紧,区里也催,他夹在中间两头受气。说完招商任务,又说街道办那边,张新华书记身体不太好,血压高,前两天开会开到一半头晕,让人扶回去的。说完张新华,又说天气,说今年冷得早,开发区那几个厂子的锅炉都提前烧上了,煤价涨了,厂长们天天找他诉苦。 陈太忠端着茶杯听,不插嘴。潘珂旻绕这么一大圈,后头必然有个硬茬子等着。 “开发区那几个厂子,”潘珂旻说,“你也知道,都是七八十年代的老厂,设备旧,人多,效益一年比一年差。今年冬天,锅炉一烧,煤钱就是一大块。我跟张书记商量了好几回,街道办的账上也没什么钱,区里倒是说给点补贴,可等批下来得到明年开春了,到时候冬天都过去了。” “甯家的厂子明年开工,”陈太忠说,“能招两三百人。” “是是是,这个我知道。”潘珂旻连连点头,“甯家那个项目,是开发区的救命稻草。我天天跟厂长们说,再咬咬牙,等明年甯家开工,下岗的人就有地方去了。太忠,这都是你的功劳,开发区的人都念着你的好。” 陈太忠没接这顶高帽子,笑了笑,端起茶杯喝茶。“张书记那个血压,”潘珂旻说,“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一,医生让他住院,他不住,说街道办离不了人。我说书记,您这是拿命换工作,他说命是自己的,工作是组织的,公家的事比自己的事大。你说这老头,倔不倔。” “老书记一直这样。” “是啊,一直这样。”潘珂旻叹了口气,“太忠,你有空也去看看老头子。他嘴上不说,心里挺惦记你的。上回甯家的纪要送过去,他看了好几遍,看完了跟我说,小陈这个人,做事是做事的样子。” 陈太忠心里动了动,没吭声,把这话记下了。 绕到第四圈,潘珂旻自己也觉得绕不下去了,停下来,咳嗽了一声,把茶杯往茶几上推了推,身子往前探了探。 “太忠,”他说,“我今天来,其实是受人之托。” “你说。” “刘立明主任那边,”潘珂旻说,“你可能也有所耳闻。” 陈太忠没点头,也没摇头。 “刘家托了个人找到我。”潘珂旻说,“托的人跟我是老同学,早年一块儿在党校学习过,不好推。他们的意思是,刘主任这回的事,纯属有人造谣,儿子在英国是念书,房子是租的,车是二手的,钱都是正当来路,经得起查。可这种事,你也知道,查没问题,传起来就有问题。传来传去,三人成虎。” “所以呢?” 潘珂旻说着,从毛衣底下的衬衫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展开了,是一张手抄的名片大小的纸条,上头写着一个名字一个电话号码。 “我那个老同学,”潘珂旻说,“现在在市人大办公厅当副主任,跟了刘立明多年。” “他说刘主任这几天连门都不出,在家里坐着,一夜一夜地不睡。老两口六十来岁的人了,儿子远在国外,打个电话都得算着时差。刘主任的爱人,就是考察团里那位,人在英国,本来说是顺道去看看儿子,现在也不敢去了,怕让人抓住话柄,天天待在宾馆里不出门。” 陈太忠听着,没吭声。考察团里那位,就是顶了他名额的那位。她这会儿在伦敦的宾馆里坐着,儿子就在同一座城里,不敢见。他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有点解气,又觉得这解气来得不太体面。潘珂旻把纸条重新折好,揣回口袋里,叹了口气。 “所以,”潘珂旻搓了搓手,“他们想托你在市里帮刘主任说两句话。” 陈太忠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 “我?” “你。”潘珂旻说,“太忠,你别谦虚。你在市里有人,这谁都知道。甯家的项目是你一手拉来的,凤凰今年最大的一笔外资,市里领导都记着你的功劳。你说一句话,比别人说十句都管用。” 陈太忠把茶杯放下了。他心里的火噌地往上蹿。刘家托人找他帮忙,他觉得荒唐。刘立明的爱人挤掉了他的考察团名额,李继峰在幻梦城的前台上写“不许叫陈太忠”,现在出了事,倒想起他来了。这跟打了人一巴掌,回头又找人家借钱有什么两样? 他张嘴就说了。 “潘主任,”陈太忠说,“刘主任家当初顶了我的事,我也没去找谁说情。” 潘珂旻脸上的笑停住了,嘴还咧着,眼睛却不笑了。陈太忠说完这句,自己也觉得冲了点,停了停,又补了一句。 “再说,我一个小科长,哪有那个能耐。” 两句话都是实话。考察团的名额被顶掉,他确实没去找谁说情,连秦连成都没找;他一个刚提正科的业务科长,在市里说话确实没人听,甯家的项目是甯家的事,他不过是跑了跑腿。实话说完了,他觉得心里那股火消下去一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温了。 潘珂旻那张脸僵了好几秒,才慢慢缓过来。他扯出个笑来,有点勉强,嘴角往上扯,眉头却皱着。 “那是。”潘珂旻说,“太忠说的是实话。是我考虑不周,不该来为难你。” “不为难,潘主任也是受人之托。” “是是是。”潘珂旻站起来,伸手去拿扶手上的大衣,“那我就这么回话了。” 他穿大衣的时候,一只胳膊伸了两回才伸进袖子里。陈太忠站起来送他,送到会客室门口,潘珂旻转过身来握手,握得很快,松得也快,跟来的时候那两只手伸过来的劲头不一样。 “太忠,留步。” “潘主任慢走。” 潘珂旻下楼了,皮鞋在楼梯上响了一路,响到二楼拐角就听不见了。陈太忠回到会客室,看着茶几上那两杯茶。潘珂旻那杯只喝了一口,杯沿上留着一圈淡黄的茶渍,茶叶沉在杯底,泡得发白。他坐下来,把那杯茶端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 他坐了一会儿,那股火彻底下去了,脑子里就开始转。他把刚才那两句话又在心里过了一遍。刘主任家当初顶了我的事,我也没去找谁说情。再说我一个小科长,哪有那个能耐。第一句是怨,第二句是推。怨在前头,推在后头。潘珂旻听见第一句的时候,脸就僵了,第二句说出来,他已经听不进去了。人家记住的,只会是头一句。 陈太忠坐直了身子。潘珂旻回去,见了他那个老同学,会怎么说?会说陈太忠这人记仇,考察团那档子事还搁在心里,不肯帮。老同学再回去跟刘家说,刘家会怎么想?刘家会想,信就是他写的,现在还幸灾乐祸。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两句话都是实话,一个字都没说错,可顺序一反,味道就全变了。要是先说第二句,我一个小科长,没那个能耐,市里说话轮不到我,再说第一句,刘主任家那档子事我早没往心里去,那就是推得客客气气,还顺带表了个态。潘珂旻回去,就只能说陈太忠帮不上,人倒是不记仇。 可话已经出去了。潘珂旻已经下楼了,这会儿大概已经出了招商办的大门,正往城东赶,脑子里转的全是“陈太忠记仇”这五个字。陈太忠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往下看。楼底下停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潘珂旻正弯腰钻进去,车门砰地关上,车子发动了,在门口打了个弯,开走了。 他在窗户跟前站了好一会儿,直到小吉来敲门,说会客室要锁门了。 “潘主任走了?”小吉问。 “走了。” “他好像不太高兴。”小吉说,“下楼的时候,我在楼梯口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看见我。” 陈太忠没说话。 “陈科,”小吉说,“是不是刘家的事?” 陈太忠回头看她。小吉缩了缩脖子,说我就是随便问问,转身去收茶杯了。她收拾茶几的时候,把潘珂旻那杯没喝完的茶倒进痰盂里,茶叶糊在痰盂底上,她拿手指头去抠,弄不干净,嘟囔了一句,端着痰盂出去了。 陈太忠出了会客室,在走廊里碰上谢向南。老谢端着个茶杯从开水房那边过来,看见他,脚步慢了慢。 “潘珂旻来了?”谢向南问。 “来了,刚走。” 谢向南看着他的脸,没问潘珂旻来干什么,只说:“开水房炉子修好了,下午有开水。” “好。” 谢向南端着茶杯往回走,没两步又回过头来。 “陈科,”他说,“脸色不太好。晚上早点歇着。” 陈太忠摸了摸自己的脸,没摸出什么来。 陈太忠回到主任室,坐在秦连成那张椅子上,把待办的文件摊开,看了半天,看到第三份的时候发现前两份讲的是什么已经忘了。他把文件推到一边,拿起电话,拨了半个号码,又放下了。 这事打给谁都不合适。打给潘珂旻,说刚才我说反了,那就更显得心虚;打给吴言,她这个点在开常委会,开完了还有一堆事;打给谢向南,老谢只会说该干什么干什么。他把电话搁回去,对着窗户外头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坐了一会儿,又把文件拽回来,从第一份重新看起。 五点半,天黑透了。招商办的人陆陆续续走光了,楼道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下去,只剩下主任室这一盏。 陈太忠把待办的文件看完了七份,签了五份,剩下两份是要秦连成回来才能定的,他拿回形针别好,压在最底下,用铅笔在上头写了个“待”字。写完了,他看着那个“待”字发了一会儿呆,想起秦连成那个蓝皮夹子上的“问太忠”,也是铅笔写的。 他关了灯,锁了门,下楼推车。 晚上七点育华苑有饭,还早,他没急着走,推着车在招商办门口那条街上走了一段。街两边的铺子都亮着灯,卖烤红薯的炉子上冒着热气,甜丝丝的味道飘过来,一个穿军大衣的老头蹲在炉子边上,拿铁钩子翻红薯。陈太忠买了一个,两块钱,烫手,揣在大衣兜里焐着。 他推着车往前走,脑子里还在转下午那两句话。 他想起在村里当代理村长那会儿,村东头老王家跟村西头老李家为一块宅基地闹了三年,谁劝都不听。后来乡里来了个老干部,先跟老李说,这块地按规矩确实该归老王,你争不赢;然后才说,可你家盖房子那年老王借过你两袋水泥,这份情你还记着吧。老李听完,蹲在地上抽了一袋烟,站起来说算了,地给他。 那时候他只觉得那老干部会说话,没琢磨过这里头的道道。今天自己栽了个跟头,才回过味来,那老干部说的两句话,要是倒过来说,先提水泥再讲规矩,老李准得跳起来骂人,说你这是拿人情压我。红薯在兜里焐得他手心冒汗。他掏出来剥了皮,站在路灯底下啃了两口,又甜又烫,他直吸溜。 晚上七点,陈太忠骑车到了育华苑。 晓艳是中午打的电话,打到他手机上,说话跟连珠炮似的,说她从素波回来三天了,还没正经请他吃过一顿饭,今天晚上她做东,在家里,她妈去她姨家打麻将了,不到十一点不回来,让他七点准时到,带张嘴就行,别的什么都别带。说完又补一句,娇娇也来。 他从筒子楼出来,路过巷子口的水果摊,还是停下了。晓艳说什么都别带,可空着两只手进人家门,他心里不踏实。水果摊的老太太正在收摊,拿一块塑料布往筐上盖,他赶在塑料布盖严以前挑了两斤皮薄的橘子,又拎了一串有点冻黑的香蕉,老太太说便宜给他,一块钱。 他把橘子和香蕉挂在车把上,一路晃荡着骑过去,骑到育华苑门口,橘子袋子的提手被车把勒出一道印子,香蕉又黑了一圈。 他在楼底下锁车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二楼那扇窗户亮着,窗帘拉了一半,能看见晓艳在里头来回走,手里端着什么东西。楼道里飘着炖肉的香味,混着葱花爆锅的油烟,从二楼一路飘到楼底下,他站在单元门口闻了闻,肚子先叫了。 晓艳开的门。她腰上系着一条碎花围裙,带子在后腰打了个蝴蝶结,打得歪歪扭扭的,头发拿一根黑皮筋随手扎在脑后,额头上有一层细汗,看见他,眼睛一亮。 “准时!”她说,眼睛往下一扫,看见他手里那两袋东西,眉毛竖起来,“不是让你什么都别带吗?” “橘子。”陈太忠说,“饭后吃。” “香蕉都冻黑了。”晓艳接过去,拎起来看了看,嫌弃地撇撇嘴,“冻黑的香蕉最甜,算你会挑。进来进来,鞋不用换,我妈刚拖的地,踩脏了明天她再拖。” 陈太忠进了门。客厅不大,一张方桌摆在正中间,桌上铺了块塑料桌布,红白格子的,四个菜已经上了三个:一盘红烧排骨,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拍黄瓜,还有个空盘子摆在桌角等着。三副碗筷,三个玻璃杯,一瓶橘子汽水,一瓶北京二锅头。 “娇娇呢?” “还没来。”晓艳钻回厨房,在里头嚷,“说是批卷子,批到一半,批完那个班就来。你先坐,汤马上好。” 陈太忠在方桌边上坐下,看着那盘红烧排骨。肉烧得油亮亮的,酱色的汁子挂满了骨头,最后撒了一撮葱花。他伸手想捏一块,厨房里晓艳头也不回地喊:“不许偷吃!等人齐了!”他把手缩回来,乐了。 七点二十,门铃响了。陈太忠去开门,任娇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摞卷子,摞得有半尺高,拿一根塑料绳捆着,卷子最上头压着一支红笔,帽子丢了,笔尖朝外。她穿一件驼色的呢子大衣,围巾围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眼镜片上全是哈气,白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 “谁?”任娇说。 “我。” 任娇愣了愣,腾出一只手来把眼镜摘了,眯着眼看他,看清了,嘴角往下一撇。 “你倒来得早。”她说。 她把卷子塞到他怀里,弯腰换鞋,换完了直起腰来,把围巾一圈一圈地解下来,解完了,脸冻得红扑扑的,鼻尖也是红的。她看了陈太忠一眼,又看看他怀里那摞卷子,伸手又抢回去了。 “别给我弄乱了,”任娇说,“按学号排的。” 晓艳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娇娇来啦!快洗手,开饭开饭!”四个菜终于凑齐了,最后一个是砂锅炖的萝卜排骨汤,晓艳戴着棉手套端上来,砂锅还在咕嘟咕嘟冒泡,往桌子正中间一放,热气扑上来,三个人的脸都给熏红了。晓艳给陈太忠倒了半杯二锅头,给任娇和自己倒了橘子汽水,举起杯子。 “第一杯,”晓艳说,“欢迎陈科长平安归来,没进派出所。” “进了,坐了一个钟头。” “那叫进吗?那叫参观。”晓艳说,“喝!” 三只杯子碰在一起,叮当一声。任娇抿了一口汽水,放下杯子,拿筷子去夹排骨,夹了一块最小的。“娇娇,卷子批了多少了?”晓艳问。 “三个班,批完两个。”任娇说,“还剩一个,就是我带的那个。” “自己带的班最后批?” “最后批。”任娇说,“先批别人的,手熟了,心也硬了,批到自己班上,就不会心软给分。” 陈太忠在旁边听着,觉得这话有意思,扭头看她。任娇没理他,低头喝汽水,喝了一口,又说:“我们班有个男生,作文题目是《我的老师》,写的是我。” “写你什么?”晓艳来了兴致。 “写我上课的时候眉毛一皱,全班都不敢出声。”任娇说,“写我拿红笔在他作文本上画了十七个错别字,他数了三遍。最后一段说,任老师虽然凶,但是凶得有道理。” “那你给他多少分?” “四十二。”任娇说,“满分五十。扣的八分里,有五分是错别字,三分是他把‘凶’写成了‘兇’,繁体字,不规范。” 晓艳笑得直拍桌子,陈太忠也笑了。任娇自己没笑,可眼睛弯了弯,拿筷子又去夹排骨,这回夹了块大的。 晓艳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 她讲素波,讲党校那个函授班,讲省城的大马路有多宽,讲锦园的自助早餐有十几样,讲她去咖啡馆喝了一杯热巧克力,十五块钱,心疼得她晚上没睡着。说到后来,话头就拐到了那天晚上。 “你是不知道,”晓艳把筷子一放,冲任娇比划,“那个警察,一进门拿手电筒到处晃,外间晃完晃里间,最后连卫生间都不放过,跟抓贼似的。我当时就火了,我站起来,我说你证件呢?你的警官证,拿出来我看看!” “你真这么说的?”任娇问。 “真的!”晓艳一拍桌子,碗里的汤都晃了出来,“他愣住了,大概没见过这样的,乖乖地把证件掏出来给我看。我接过来,看都没看,往我毛衣领子里一揣!” 任娇的筷子停在半空。 “揣……揣哪儿?” “领子里!”晓艳拿手指着自己的领口,“他要拿回去,就得伸手来掏,他敢吗?当着那么多人?他不敢!他只能跟着我回所里,当着所里人的面要。” 陈太忠低头喝汤,憋着笑,憋得汤都快从鼻子里出来了。 “然后呢?”任娇问。 “然后我们就去了派出所。”晓艳说,“坐警车去的,一人一辆,警车上那个味儿,哎呀,跟咸菜缸似的。到了所里,人家让我坐一边,我就坐着,一句话不说,掏出手机给我堂姐打电话。” “勤勤姐?” “就是她。”晓艳说,“我在电话里就说了一句,我在城南派出所,有人举报我卖淫。挂了电话,我就坐着等。墙上有个挂钟,滴答滴答,我盯着那个钟看,你猜几分钟?” “几分钟?” “二十分钟!”晓艳伸出两个手指头,在任娇眼前晃了晃,“二十分钟,一辆桑塔纳嘎吱一声停在门口,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警服都没穿整齐,帽子都没戴,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一路跑进来,满头大汗,进门就问哪位是蒙老师。” 她讲到这儿,自己先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扶着桌子才坐稳。 “那天要是没有那二十分钟,”陈太忠说,“我们俩今晚就在号子里过了。” “呸呸呸。”晓艳说,“号子什么号子,人家最后还给写了书面说明,盖着公章,写着举报不实。我拿回来压在我枕头底下了,留着做纪念。” “那你呢?”任娇扭头问陈太忠,“警察进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在看电视。”陈太忠说。 “看电视?” “坐着看。”陈太忠说,“警察一进门,我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就没我什么事了,全是晓艳在说。” “他就站着,”晓艳抢过话头,“跟个电线杆子似的,一句话不说。到了所里,人家让他坐,他就坐,让他等,他就等。我说你倒是说句话啊,他说说什么,说多了让人抓话柄。” 任娇看着陈太忠,嘴角往下撇了撇,又往上翘了翘,最后定在一个说不清是笑还是不笑的位置上。 任娇听着,一直没怎么说话,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把一块排骨上的肉剔得干干净净,骨头放在桌布上,摆得整整齐齐。 “你们俩,”任娇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在素波过得挺热闹。” 晓艳愣了愣,眨眨眼。 “热闹是热闹,”晓艳说,“就是差点进了派出所。” “已经进了。”任娇说。 “参观!”晓艳说,“跟你说了是参观。” 任娇哼了一声,没接话。她低头看了一眼陈太忠的碗,里头还剩一块排骨,他刚才光顾着听晓艳讲,没顾上吃。任娇伸出筷子,把那块排骨夹走了,放进自己碗里,低头啃起来,啃得很认真,啃完了,骨头摆在刚才那块旁边。陈太忠看着自己空了的碗,又看看任娇,人家眼皮都没抬。 晓艳在旁边看见了,扑哧一声笑出来,拿筷子敲了敲砂锅沿。 “汤凉了,”晓艳站起来,“我去热一热。你们俩聊。” 她端着砂锅进了厨房,门没关,煤气灶啪地打着了火,蓝色的火苗舔着砂锅底,咝咝地响。桌上就剩下他们两个。任娇放下筷子,拿餐巾纸擦了擦嘴,擦完了,把纸叠成一个小方块,压在碗底下。她低着头,眼睛看着桌布上那两根摆得整整齐齐的排骨骨头。 “那十天,”任娇说,声音压得很低,“你想过我没有?” 陈太忠看着她。灯底下她的侧脸红红的,不知道是汽水喝的,还是刚才冻的还没退。她的睫毛垂着,嘴抿着,等他答话。 “想过。”他说。 任娇抬眼看他。 “什么时候想的?” “晚上。”陈太忠说,“十点多,在锦园的屋里,看着窗户外头。我就想,这个点,任老师肯定在批作文,一边批一边骂学生,骂他们错别字一大堆,标点符号乱打,一篇八百字的作文写了六百字的废话。” 任娇瞪着他。瞪了好一会儿,那抿着的嘴角,慢慢地往上走了。 “谁骂学生了。”任娇说,“我那是批评。” “批评的时候,眉毛是不是皱着?” “皱着又怎么样?” “皱着好看。”陈太忠说。 任娇的脸更红了,扭过头去看厨房的门,厨房里晓艳在哼歌,哼的是什么听不出来,跑调跑得厉害。任娇看着他,又不说话了。她拿起筷子,在空碗里拨了拨,碗里什么都没有,拨了个空。 “素波的晚上,”任娇低声说,“冷不冷?” “冷。”陈太忠说,“锦园的暖气不行,半夜就停了,得盖两床被子。” 任娇点点头,像是放心了,又像是不太放心,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问。陈太忠看着她,猜得出她想问什么,可这话她不问,他也不提。两个人就这么坐着,耳朵里是厨房里砂锅咕嘟咕嘟的声音,还有晓艳跑调的歌。 晓艳在厨房里磨蹭了好一阵,砂锅热透了才端出来,汤又咕嘟咕嘟地冒泡了。她给三个人一人盛了一碗,盛完了坐下,看看任娇,又看看陈太忠,什么也没问,笑眯眯地喝汤。 喝完了汤,晓艳又从冰箱里端出一盘冻柿子,说是她姥姥从乡下捎来的,在窗台上冻了一礼拜,冻得硬邦邦的,拿凉水一泡,外头结一层冰壳,里头化成了一包甜水。她给一人拿了一个,教他们怎么吃:先在顶上咬个小口子,然后对着口子吸。 任娇吸了一口,眼睛一亮,又吸了一口,吸得太猛,柿子汁顺着下巴往下淌,她赶紧拿手去兜,弄得满手黏糊糊的,伸着手不知道往哪儿擦。陈太忠递过去一张餐巾纸,她先擦手又擦下巴,擦完了瞪他一眼,像是怪他看见了。 “我姥姥说,”晓艳嘴里含着柿子,含糊不清地说,“冻柿子去火。你们俩今天火都大,多吃一个。” “谁火大了。”任娇说。 “你。”晓艳说,“刚才抢人家排骨的时候,火可大了。” 任娇的脸又红了,抬手作势要打她,晓艳笑着往陈太忠身后一躲,柿子汁滴了他一裤腿。 吃完饭,三个人把桌子收了,晓艳洗碗,任娇擦桌子,陈太忠被赶到沙发上坐着,说是客人不许动手。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屏幕上在放天气预报,说明天凤凰晴,最低气温零下三度。 八点半,任娇把那摞卷子搬到方桌上,拆开塑料绳,拿红笔接着批。任娇干这个的时候不说话,眉头皱着,红笔在卷子上刷刷地走,打对勾,打叉,画波浪线,偶尔停下来,拿笔杆戳着下巴,盯着某一道题看半天,再在旁边写一行小字。 晓艳洗完碗出来,挨着陈太忠坐在沙发上,剥橘子吃,剥一瓣塞进自己嘴里,剥一瓣塞给他。两个人看着任娇批卷子的背影,谁都不出声。 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完了,换成了一部电视剧,演的是什么宫廷里的事,穿着长袍马褂的人在屏幕上走来走去,说话拿腔拿调的。晓艳拿着遥控器换台,换了一圈,没什么好看的,又换回来,把声音调到最小,只看得见嘴动。 她说怕吵着娇娇批卷子。九点半,任娇批完了最后一张,把卷子理齐了,重新捆上塑料绳,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我回去了。”她说,“明天第一节有课。” 陈太忠站起来送她。晓艳坐在沙发上没动,冲任娇挥挥手:“路上慢点,到了打个电话。”任娇在门口穿大衣,把围巾一圈一圈地往脖子上绕。陈太忠站在她身后,替她把卷子抱着。她绕完了围巾,转过身来,从他怀里把卷子接过去,抱在胸前。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她跺了跺脚,灯又亮了。 “下礼拜四,”任娇说,“我们年级考完分析会,下午四点散。晚上你来我宿舍,我给你做饭。” “好。”陈太忠说。 任娇看着他,眼镜片上又开始起哈气,她没擦,隔着一层白雾看他。 “就做饭。”她说,“别的到时候再说。” 陈太忠笑了,点点头。任娇抱着卷子下楼了,脚步声一层一层地往下走,声控灯一层一层地亮起来,又一层一层地灭下去。他站在门口听着,听到单元门哐当一声关上,才转身回屋。晓艳还坐在沙发上剥橘子,看他进来,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让出个位子。 “说什么了?”晓艳问。 “说下礼拜四给我做饭。” “哦。”晓艳把一瓣橘子塞进嘴里,嚼着,“她做的红烧鱼好吃,你记得夸她。” 陈太忠看着她。晓艳低头剥橘子,剥得很专心,橘子皮在她手里撕成一条一条的,堆在茶几上,堆成一小堆。 “我在厨房里都听见了。”晓艳说,“你那句皱着好看,是跟谁学的?” “自学的。” 晓艳呸了一声,把剥好的半个橘子整个塞到他嘴里,堵住了。晓艳剥完了最后一个橘子,把皮拢到一块儿,拿报纸包起来,扔进门后的垃圾筐里。回来坐下,盘起腿,看着电视里那个哑巴似的宫廷剧,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我叔前天来电话了。” “说什么?” “问我梨汤炖了没有。”晓艳说,“我婶说他嗓子还没好利索,天天咳嗽,半夜都睡不着。我说我放寒假就回去,他说不用回,在凤凰好好教书,别惦记他。” 她说着,低头抠指甲上一块剥橘子留下的黄印子,抠了半天抠不掉。 “你回去看看他。”陈太忠说,“寒假还早,礼拜天也能去一趟,坐长途车,两个钟头就到。” “礼拜天有补课。”晓艳说,“学校给初三加的,一个礼拜天十块钱补贴。” “补课能请假。” 晓艳抬起头来看他,看了一会儿,笑了。 “你倒会安排。”她说,“行,下礼拜天我请假,去看我叔。你给我买两斤冰糖,要黄色的老冰糖,我叔说白的不润嗓子。” “行。” 晓艳满意了,往沙发背上一靠,伸了个懒腰,伸到一半,听见楼道里有脚步声,赶紧坐直了,侧着耳朵听。脚步声在楼下停了,接着是开门关门的动静,是一楼那家。她松了口气,又靠回去。 十点不到,陈太忠从育华苑出来。晓艳送到楼梯口,没下楼,扶着楼梯扶手冲他摆摆手,说她妈快回来了,让他骑车慢点,路上有冰。 路上果然有冰。白天化了的雪水,太阳一落山又冻上了,路面上东一块西一块地发亮。他骑得很慢,车轱辘压过冰面的时候,车把往一边歪,他拿脚点着地,一点一点地挪过去。 育华苑到红旗巷,骑车要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里,他脑子里一会儿是晓艳拍桌子讲警察的样子,一会儿是任娇夹走他碗里那块排骨的样子,一会儿又是下午潘珂旻穿大衣一只胳膊伸了两回的样子。三个样子搅在一块儿,搅得他心里一会儿热,一会儿凉。 骑到红旗巷口,巷子里黑灯瞎火的,只有巷子尽头那盏路灯还亮着,底下一地的冰碴子。他下了车,推着走进去,鞋底在冰上打滑,走一步,滑半步。 回到筒子楼,十点过五分。楼道灯照旧是坏的,他摸黑上楼,钥匙在锁眼里拧了两圈才拧开。屋里冷得跟冰窖似的,他早上走的时候忘了关窗,北风灌了一整天,桌上那沓报纸吹了一地。他把窗户关上,报纸捡起来,在床沿上坐下,没开灯,手机拿在手里,拇指在键盘上按了几个数,又删了。 他坐了一会儿,觉得脚冷,起身去烧了一壶水,倒进脸盆里,兑了点凉水,坐在床沿上泡脚。水烫,他把脚伸进去又缩回来,伸了三回才伸进去,烫得脚背通红,从脚底板一直暖到小腿肚子。他泡着脚,把下午那两句话又翻出来过了一遍。每过一回,心里就硌一回,跟鞋里进了粒沙子似的。 十点十分,手机自己响了。 是吴言。 “在哪儿?”吴言问。 “家里,刚从育华苑回来。” 吴言在那头没出声,大概是在等他往下说,又大概是懒得问育华苑是怎么回事。她那边很静,偶尔能听见纸张翻动的声音,沙沙的。 “今天下午,潘珂旻来了。”陈太忠说。 “我知道。”吴言说,“开发区的人下午四点给区里打电话,说潘主任从招商办回来,脸色不好,晚饭都没吃,一个人在办公室坐着。” 陈太忠一时没说话。横山区的消息传得比他骑车还快。 “说吧,”吴言说,“说了什么。” 他就把下午那一段从头到尾说了。潘珂旻怎么兜圈子,兜了几圈,最后怎么开的口;刘家托的是谁,托的什么事;他自己怎么回的话,第一句说的什么,第二句说的什么。他讲得很细,连潘珂旻穿大衣一只胳膊伸了两回都讲了。吴言一直没打断。等他讲完了,那头翻纸的声音也停了。 “两句都对。”吴言说,“顺序反了。” 陈太忠握着手机,没吭声。 “先说你帮不上,再说别的。”吴言说,“你帮不上,这是事实,谁听了都没话说。你先把这个事实摆出来,人家就知道你不是不肯,是做不到。然后你再说当初那档子事你不往心里去,这就是给人家一个台阶,让人家回去好交代。” “我说反了。” “你说反了。”吴言说,“你先说当初那档子事你没去找人说情,人家听见的就是你还记着。后头那句帮不上,人家只当你是在找借口。顺序反了,人家只记住你记仇。” 陈太忠把手机换了个耳朵。 “我回来就琢磨过来了。”他说,“可话已经出去了。潘珂旻这会儿大概已经把话递回去了。” “递回去了又怎么样。”吴言说,“话说出去收不回来,可以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潘珂旻明天在哪儿?” 陈太忠想了想。潘珂旻下午走的时候提过一句,说明天上午街道办有个会,张新华主持,讨论开发区那几个厂子的冬季用煤。 “街道办。”他说,“张新华那边有个会。” “那你明天去看看老书记。”吴言说,“你多久没去看张新华了?” 陈太忠想了想,有一个多月了。上回去街道办,还是甯家的项目刚批下来那阵子,他去送纪要,张新华脸色不好,话也淡,他坐了十分钟就走了。 “一个多月。” “去看看。”吴言说,“别空手。也别专门去找潘珂旻。碰上了,把话按顺序再说一遍。碰不上,就当去看老书记,也不亏。” “碰上了怎么说?” “你自己想。”吴言说,“刚才你自己都说了,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还用我教?” 陈太忠在黑暗里咧了咧嘴。 “还有,”吴言说,“茶叶别买太贵的。张新华那个人,你给他拎五百块的东西,他不敢收,真留下了也睡不着。拎一百多的,他收得心安理得,还觉得你懂事。” “你怎么知道我要拎茶叶?” “你还能拎什么?”吴言说,“拎两瓶酒?他血压高。拎水果?太轻。拎烟?他戒了。你柜子里不是有人送的茶叶吗,人家送的别拿,去街上买。” 陈太忠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柜子里确实有两盒茶叶,是前阵子一个来谈项目的老板硬塞下的,铁盒子装着,上头印着烫金的字,他从来没打开过。 “刘家那封信,”他忍不住问,“你听到什么没有?” “没有。”吴言说,“我也不打听。你也别打听。” “外头有人说是我写的。” “我知道。”吴言说,“让他们说。你什么都不做,说两个礼拜就没人说了。你要是做了什么,哪怕是去问一句信是谁写的,他们就能说两个月。” 陈太忠嗯了一声。 “还有一条,”吴言说,“你记着。往后不管谁来找你说情,你先别急着表态。先听,让人家把话说完,你再张嘴。头一句,说事实;第二句,说态度;第三句,说你能做什么。能做的,哪怕只是一句我帮你问问,也得说出来,让人家回去有个交代。什么都做不了,也得说一句,你的意思我记下了。” “你的意思我记下了。”陈太忠重复了一遍。 “这句话不值钱,”吴言说,“可没有这句话,人家觉得你连听都没听。有了这句话,人家觉得你至少听进去了。官场上说话,跟写文件一个道理,先结论,后理由,最后落个尾巴。你今天下午那两句,结论没有,理由先甩出来,尾巴也没有。潘珂旻拿什么回去交代?” 陈太忠被她说得脸上发烫,好在屋里黑着,没人看见。 “你在党校那一个礼拜,”吴言说,“讲话的课上了没有?” “上了。” “讲的什么?” “讲领导讲话的艺术。”陈太忠说,“讲了整整一个下午,我记了三页笔记。” “笔记记了,没往脑子里去。”吴言说,“回头把笔记翻出来看看。” 那头安静了一会儿,又响起翻纸的声音。 “睡吧。”吴言说,“明天别迟到。” “育华苑,”吴言忽然说,“吃的什么?” 陈太忠愣了愣,没想到她会问这个。 “红烧排骨,西红柿炒鸡蛋,拍黄瓜,萝卜排骨汤。”他说,“还有冻柿子。” “谁做的?” “晓艳。” 吴言在那头嗯了一声,没往下问。过了两秒,她说:“萝卜排骨汤,冬天喝好。”陈太忠握着手机,不知道该接什么,就没接。那头翻纸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沙沙的,翻得比刚才快。她挂了。 陈太忠把手机搁在枕头边上,躺下来,瞪着头顶。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是去年夏天漏雨留下的,黄黄的一圈,形状像个歪脖子的葫芦。他瞪着那块水渍,把下午那两句话在心里翻过来,调了个个儿,又说了一遍。 我一个小科长,市里说话轮不到我,帮不上。刘主任家当初那档子事,我早没往心里去了。他说了两遍,第三遍的时候,觉得顺溜了,便翻了个身,把被子拽过来盖上。 礼拜五早上,陈太忠去招商办点了个卯,把当天的来文过了一遍,交代小吉上午有人找就说他去开发区调研了,十点钟回来。 走以前,他开了自己那间屋的文件柜,最底下一层塞着两个铁盒子,红底烫金,印着“特级明前龙井”几个字,盒子底下贴着价签,没撕干净,剩半截,看得出是五百多。他把两盒茶叶拿出来掂了掂,又塞了回去,柜门关上,锁好。 吴言说得对,这东西拎进张新华的办公室,老头子不敢收,硬留下了也睡不着。 他骑车出了招商办,在路口的副食店门口停下。副食店里有个玻璃柜台,专卖烟酒茶叶,他让售货员拿了两盒铁观音,纸盒装的,一百二一盒,又让人家拿牛皮纸包上,拿纸绳捆了个十字。售货员问要不要发票,他说要,抬头写个人。 售货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的,嗑着瓜子,一边包一边打量这位顾客,问是送领导还是送丈人。陈太忠说送一个老头。售货员说那你买铁观音就对了,老头都爱喝这个,龙井那是年轻人赶时髦,喝不出好来。她包好了,把纸绳在盒子上绕了两圈,打了个活结,留出一截提手,递给他,又抓了一把瓜子塞进他手里,说找不开零钱,拿瓜子抵。 陈太忠攥着一把瓜子出了门,站在副食店门口嗑了两个,嗑出来的瓜子仁是潮的,大概是放久了。他把剩下的揣进兜里,骑上车往城东走。 城东这条路他走过好几回,甯家的项目还在谈的时候,他三天两头往开发区跑,路边哪棵树歪了,哪个电线杆子上贴着老军医的小广告,他都记得。这会儿再走,路边新开了两家店,一家卖五金,一家修摩托,后头那家门口躺着一辆拆了一半的嘉陵,油污淌了一地,冻成了黑冰。 开发区街道办在城东一条老街上,一栋三层的灰楼,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街道办事处,一块是开发区管委会,两块牌子挨着,一块新一块旧,新的那块是今年才挂的,白底红字,旧的那块漆都掉了,字只剩个轮廓。院子里停着两辆自行车,一辆桑塔纳,车是潘珂旻的,昨天下午他在招商办楼下看见过。 他锁好车,拎着茶叶上楼。走到半道,迎面碰上街道办的老会计王大姐,抱着一摞账本往下走,看见他,眼睛一亮,嗓门也亮了。 “哟,陈科长!”王大姐说,“稀客稀客!多久没来了,我还当你把我们街道办忘了。” “哪能呢。”陈太忠侧身给她让路,“王大姐身体好?” “好什么好,腰疼。”王大姐把账本往怀里搂了搂,“天一冷就疼,贴了三贴膏药,不管用。你来找书记?在屋里呢,一早就来了,报纸都看第二遍了。” 她说着,眼睛往他手里的牛皮纸包上一溜,冲他挤挤眼,抱着账本往下走,没两步又回头喊:“陈科长,中午别走,食堂今天炖萝卜!”陈太忠应了一声,接着上楼。 张新华的办公室在走廊东头,门开着,门口放着一个铁皮暖壶,塞子没塞紧,往外冒着白气。张新华在里头看报纸。他架着一副老花镜,报纸举得老高,两只手捏着报纸的边,看得很专心,嘴唇还跟着动,像是在默念。桌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子,印着“先进工作者”几个红字,已经磨得模糊了。 陈太忠在门框上敲了两下。张新华把报纸放低,从老花镜上头往外瞅,认出是他,愣了愣,然后把眼镜摘下来,搁在报纸上,慢慢地笑开了。 “太忠?”张新华说,“今天有空过来?” “来看看老书记。”陈太忠进了门,把茶叶搁在桌角上,“好久没来了,路过,顺便。” 张新华看了一眼那两盒茶叶,牛皮纸包着,看不出是什么,伸手掂了掂分量,没推,往桌子里头挪到搪瓷缸子旁边。 “坐,”张新华说,“你这一顺便,比专门来还难得。” 陈太忠在桌子对面的木椅上坐下。张新华起身拎了暖壶,从抽屉里摸出一只干净杯子,拿开水烫了烫,倒掉,又从桌上一个铁皮罐里捏了一撮茶叶,碎末子多,整叶子少,扔进杯子里,冲上开水,推到他面前。 “自己家的茶,不好。”张新华说,“凑合喝。” “好着呢。”陈太忠捧着杯子。 张新华重新坐下,把老花镜叠好,揣进上衣口袋里,看着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 “瘦了。”张新华说,“素波的饭不养人。” “党校的食堂,”陈太忠说,“一礼拜五天土豆。” 张新华乐了,乐完了,又不笑了,拿手指头敲了敲桌面。 “上回杨新刚那顿饭,”张新华说,“你们年轻人吃,没叫我这个老头子。” 陈太忠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顿饭是杨新刚做东,请的是几个科室的人,他也去了,张新华没在名单上。这事他当时没在意,没想到老书记记着。 “是我的错。”陈太忠说,“老书记罚我。罚什么都行。” “罚你?”张新华说,“罚你下回请客叫上我,叫了我也不去,我血压高,喝不了。我就是说说,让你知道我老头子心里有数。” “记下了。” 张新华点点头,像是这事就算翻篇了。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咂咂嘴,又放下。 “赵璞你还记得吧?”张新华说,“当初在街道办,组宣委员,一脸疙瘩那个。” “记得。” “进了区政府办了。”张新华说,“上礼拜的事,提了副科。吴书记亲自点的名,说这小伙子材料写得扎实。” 陈太忠端着杯子,没接话。赵璞当初在街道办跟他不对付,背地里没少给他使绊子,后来被吴言盯着看了一回,就老实了。这会儿提了副科,进了区政府办,张新华特意说给他听,是什么意思,他琢磨不透,也不打算琢磨。 “挺好,年轻人有出息。” 张新华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没往下说。张新华又问了几句甯家项目的进度,问厂房的图纸出来没有,问环评什么时候报,问那块地上的十几户人家搬迁的事谈得怎么样了。陈太忠挨个回话,说得很细,图纸是素波一家设计院画的,三稿了,环评下个月报,搬迁的事区里牵头,杨新刚每礼拜报一次进度,周报他都看了。 张新华听着,不住地点头,听到杨新刚的周报,嘴角往上翘了翘。 “新刚那孩子,”张新华说,“写东西不行,跑腿还行。你让他每礼拜报,他就每礼拜报,一个字不敢少写。前两天他拿着周报来问我,说陈科长让他写细点,细到什么程度。我说细到你自己都看烦了为止。” 陈太忠笑了。 “老书记,”他说,“开发区那几个厂子的锅炉,煤够不够?” 张新华看了他一眼,像是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紧。”张新华说,“煤价涨了三成,厂子里那点钱,发了工资就不剩什么了。今天的会就是说这个,看看街道办能不能从哪儿挤一点出来,先把职工宿舍的暖气保住。别的可以冻,人不能冻着。” 他说这话的时候,眉头皱着,手指头在桌面上不停地点。陈太忠看着老头的手背,上头全是老年斑,指甲缝里有一道黑,大概是早上自己去锅炉房看过。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皮鞋踩在水磨石地上,嗒嗒的,由远及近,停在门口。潘珂旻探进头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看见陈太忠,愣住了。 “太忠也在?” 陈太忠站起来,冲他点点头:“潘主任。”潘珂旻进了门,冲张新华点点头,又冲陈太忠扯了扯嘴角,笑得有点不自然,眼睛在他脸上停了停,就挪开了。他在张新华桌子侧面的椅子上坐下,把文件夹搁在膝盖上。 “书记,十点的会,人到得差不多了。”潘珂旻说,“还有个事,开会以前想请您拿个主意。” “你说。” “幻梦城的房租。”潘珂旻翻开文件夹,抽出一张纸,“欠了两个季度了,下半年的,一共一万八。我让会计去催了两回,那边说生意不好,拖着。街道办这边的意思是,打个折,收回来算了,八折,一万四千四,总比一分钱收不回来强。” 张新华接过那张纸,看了看,没表态,抬眼看陈太忠。 “太忠,”张新华说,“幻梦城跟你熟,你说说。” 陈太忠放下杯子。幻梦城的房子是街道办的,这事他清楚。当初十七把幻梦城盘下来,租的就是街道办的房子,合同是张新华签的字。房租拖了两个季度,他不知道,刘望男没跟他提过,十七也没提过。这会儿两个人都看着他,等着开口。 “合同怎么签的,”陈太忠说,“就怎么交,怎么收。” 潘珂旻抬起头来。 “打折,”陈太忠说,“往后谁都来要折。街道办的房子租出去的不止幻梦城一家,今天给幻梦城打八折,明天别家就来要七折,后天就有人来要五折。到时候街道办怎么解释?就因为幻梦城跟谁熟?” 张新华没说话,拿手指头在那张纸上敲了敲。 “再说,”陈太忠说,“幻梦城的生意,我心里有数。没好到哪儿去,也没差到交不起房租。拖着,是没人催到点子上。” 他说完,从兜里掏出手机,当着两个人的面拨了个号码。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喂?”刘望男的声音,带着点刚睡醒的沙哑,幻梦城是夜里的生意,上午这个点,她大概还没起。 “是我。”陈太忠说,“幻梦城欠街道办两个季度的房租,你知道吗?” 刘望男在那头顿了顿。 “知道。”她说,“十七说缓一缓,年底一块儿交。” “别缓了。”陈太忠说,“让十七按合同把两个季度补齐,一万八,一分不少,下礼拜一以前送到街道办,找会计,开收据。” “好。”刘望男说。 她没问为什么,也没问他这会儿在哪儿,跟谁在一块儿。陈太忠等了两秒,那头只说了一句我这就跟十七说,就挂了。他把手机揣回兜里,抬头看张新华。 “下礼拜一以前。”他说,“一万八,一分不少。” 张新华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没说话,伸手把那张纸从桌上拿起来,折成四折,递还给潘珂旻。 “那就按合同办。”张新华说,“打折的事,不提了。” 他说完,又看了陈太忠一眼,慢慢地补了一句。 “街道办的房子,租出去十几家,”张新华说,“欠租的不止幻梦城一家。今天幻梦城按合同补齐了,明天我让会计挨家去催,谁再跟我提打折,我就说幻梦城都交齐了,你们比幻梦城还难?” 潘珂旻愣了愣,随即明白过来,笑了。 “书记这招高。”潘珂旻说。 “不是我高。”张新华说,拿下巴朝陈太忠点了点,“是他给我递的梯子。” 陈太忠没吭声,端起那杯碎末子茶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 潘珂旻接过纸,夹回文件夹里,看看陈太忠,嘴张了张,最后只说了一句:“那好。” 张新华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十点差五分。他站起来,从衣架上取下中山装,套上,扣扣子,扣到第二个,停下来,回头看陈太忠。 “我去开会。”张新华说,“你坐着把茶喝了再走。” “老书记忙。” 张新华拿起桌上的笔记本,夹在胳膊底下,出了门。潘珂旻跟着站起来,冲陈太忠点点头,也要往外走。陈太忠也站起来了。 “潘主任,”他说,“我送送你。” 潘珂旻回头看他,愣了愣,说不用不用,会议室就在楼梯口。陈太忠已经跟出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走廊里,张新华走在最前头,已经拐进了会议室,门在他身后关上。走到楼梯口,潘珂旻停下了。他转过身来,手里捏着文件夹,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陈太忠先开了口。 “潘主任,昨天那事,”他说,“我是真帮不上。市里说话轮不到我,一个业务科长,连市长办公室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这是实话。” 潘珂旻看着他,没吭声。 “刘主任家当初那档子事,”陈太忠说,“我早没往心里去了。考察团去谁不去谁,那是组织上定的,我服从。昨天话说得冲,潘主任别往心里去。” 潘珂旻愣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笑了。这回笑得跟昨天下午不一样,眉头松开了,眼睛也跟着弯了,伸出手来,握住陈太忠的手,使劲摇了摇。 “太忠,”潘珂旻说,“有你这句话,我就好回话了。” “潘主任费心。” “应该的。”潘珂旻松开手,拍了拍他的胳膊,“那我就这么回话。你放心,我跟我那个老同学,原原本本地说。” 会议室的门开了一条缝,有人探出头来喊潘主任。潘珂旻应了一声,冲陈太忠点点头,转身进了会议室。门关上了,里头传出张新华咳嗽的声音,接着是翻本子的声音。 会议室里有人在念文件,念得磕磕巴巴,念到一半卡住了,接着是张新华的声音,慢条斯理的,说先别念了,咱们先说说哪几个厂子的锅炉是真的烧不起了,一个一个说。陈太忠在门外听了两句,没再听。 陈太忠站在楼梯口,把两只手揣进大衣兜里,慢慢地往楼下走。 同样两句话,换了个顺序,人家的脸色就全变了。吴言昨晚那几句,他在心里又过了一遍,越过越觉得这里头的学问深,比他在党校听的那一个礼拜的课都管用。 他刚走到一楼,身后有人喊他。 “陈科长!陈科长!” 杨新刚从二楼追下来,跑得急,皮鞋在楼梯上踩得嗒嗒乱响,跑到他跟前,扶着楼梯扶手喘气。 “张书记让我带句话。”杨新刚说,“他进会议室以前,把我叫过去,说让我赶紧追下来,跟你说一声。” “什么话?” 杨新刚喘匀了气,压低声音,学着张新华的腔调。 “小陈今天这茶叶,买得对。”杨新刚说,“太贵的,他不敢喝。” 陈太忠站在楼梯口,乐了好一阵,把杨新刚看得莫名其妙,站在台阶上看着他。 “回去跟老书记说,”陈太忠说,“下回我还买这个价的。” 杨新刚答应着跑回楼上了。陈太忠出了街道办,在院子里开了车锁,骑上车,迎着北风往城西骑。太阳出来了,照在路边的积雪上,亮得晃眼,他眯着眼睛骑了一路,心里那块从昨天下午压到现在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骑到半路,手机在兜里响了。他单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掏出来看,是刘望男。他靠边停下,一只脚撑着地,接了。 “十七问我为什么。”刘望男说。 她的声音比刚才清醒多了,大概是起来洗过脸。背景里有哗哗的水声,像是谁在拖地。 “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说你让交的。”刘望男说,“他就不问了。他说下午就去银行取钱,礼拜一一早送过去,让会计开收据。他还问,要不要顺便给街道办的人带两条烟。” “不带。”陈太忠说,“就交房租,开收据,别的什么都别带。”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刘望男说。 她停了停,那头的水声也停了。 “你在街道办,”刘望男说,“吃亏了没有?” 陈太忠愣了愣。 “没吃亏。”他说,“是我自己要按合同办的。人家想打折,我没让。” 刘望男在那头没出声,过了一会儿,轻轻地笑了一声。 “一万八,”她说,“你一句话,我们一分折扣都没捞着。” “该交的。” “该交的。”刘望男说,“我知道该交的。十七拖着,是想拖到年底看看能不能少交点,我说过他两回,他不听。你这一句话,他倒听了。” 她说完这句,没等他接话,就说她要去对账,把电话挂了。陈太忠把手机揣回兜里,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刘望男那句吃亏了没有,问得没头没尾的,他琢磨了两遍,没琢磨出别的意思来,就是问他吃亏了没有。他骑上车接着往回走。 十点四十,他骑回招商办。 楼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卫明德,三十出头,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夹克,头发剪得短短的,看见他就招手。另一个是个中年人,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皮肤黑,穿一件军绿色的夹克,拉链拉到下巴,手里拎着一个铝合金的盒子,上头贴着一张白纸条,写着几个字,离得远,看不清。 陈太忠刹住车,一只脚踩在地上。卫明德迎上来,满脸是笑。 “陈科长,”卫明德说,“人我带来了。正门进的,登记过了。” 第109章 另行通知以后 会客室上午小吉刚收拾过,烟灰缸倒得干干净净,暖壶灌满了,茶叶换了新的。陈太忠领着两个人进去,让小吉去业务一科把谢向南叫过来,又让她泡三杯茶,赵老板那杯放糖,他说喝茶要放糖,老家的习惯。小吉愣了愣,说茶里放糖?赵老板嘿嘿一笑,说放一勺就行,白糖,没有白糖红糖也行。 小吉去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他一眼,大概是头一回见人往茶里放糖。 赵老板四十出头,个子不高,肩膀宽,脸晒得黑红,手背上有几道疤,一道新一道旧,新的那道还泛着粉,像是叫什么东西划的。他坐下以前先把那个铝合金盒子放在茶几上,放得很小心,两只手托着底,放稳了才松手。盒子上贴的那张白纸条,这会儿看清了,写的是“样品,勿压”。 卫明德坐在赵老板旁边,还是那件蓝夹克,洗得发白,领口磨起了毛。他跟上回在素波饭桌上那个样子不太一样,上回他坐在蒋经理身边,话少,蒋经理说一句,他补半句,补完了就低头吃菜。这回他坐得直,眼睛也亮,说话不用看谁的脸色。 谢向南进来了,手里拿着个硬皮本子,跟两人握了手,在陈太忠旁边坐下,把本子摊在膝盖上,拔开钢笔帽。 “赵老板,”陈太忠说,“你先说说你的厂子。” 赵老板没急着说话,伸手扳开铝盒上的两个搭扣,把盖子掀起来。里头垫着一层灰色的海绵,挖出几个凹槽,躺着几块黑乎乎的东西,四四方方的,跟砖头差不多大,表面发亮,像是抹了一层油。 “这是阳极碳块。”赵老板说,“电解铝用的。铝厂的电解槽里,一排一排地吊着这个,通上电,烧着烧着就烧没了,烧完了换新的。一吨铝,得吃掉小半吨碳块。” 他从槽里拿起一块,递了过来。陈太忠接在手里,挺沉,冰凉,表面光溜溜的,可手指头一蹭,指肚上就黑了一层。 “我在老家做了十年铝材。”赵老板说,“铝型材,做门窗用。开头是给人家打工,后来自己干,开了个小厂,二十几个人。干了十年,账算明白了一件事:铝价是人家定的,电价是人家定的,碳块的价钱也是人家定的,我夹在中间,挣的是加工费,一吨挣几百块,还得看人家脸色。” 他说着,抬起手背给陈太忠看那几道疤。 “这道是挤压机划的,”赵老板指着那道粉的,“上个月的事。这两道是早年在人家厂子里打工,模具掉下来砸的。这一道最长的,是我自己开厂头一年,半夜机器卡住了,我伸手去掏,差点把手指头搭进去。” 陈太忠看着那几道疤,没说话。 “我说这个,不是诉苦。”赵老板把手放下,“我是想让陈科长知道,我这个人,钱是一块一块挣的,挣得不容易,所以花得也仔细。碳素厂这件事,我算了一年的账,不是脑子一热。” “所以你想往上游走。” “想往上游走。”赵老板说,“铝我干不了,电解铝那是国家的买卖,几个亿起步。碳块我干得了。碳块的原料是石油焦、沥青,再加点煅烧过的无烟煤,配好了,压成型,进炉子焙烧二十多天,出来就是这个。技术上没什么门槛,卡脖子的是原料和电。” 他说得很顺,数字一个接一个,石油焦多少钱一吨,沥青多少钱一吨,焙烧炉一天吃多少度电,一吨碳块的成本多少,卖给铝厂多少,中间能挣多少。谢向南在本子上刷刷地记着,中途,抬起头来看了陈太忠一眼。谢向南记完了,抬头问了一句:“电价呢?焙烧炉吃电,阴平县的电价,比沿海贵还是便宜?” “便宜。”赵老板说,“我打听过了,阴平有两座小水电站,丰水期电多得用不完,往外送还送不出去。我要是建厂,就跟电站签直供,丰水期多烧,枯水期少烧,一年算下来,电钱比我老家省三成。” 谢向南又低头写了几行,拿笔杆在本子上点了点,冲陈太忠轻轻点了点头。陈太忠看出来,这一问谢向南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赵老板答得上来,这一关就算过了。陈太忠明白他的意思。这个人说的数字,跟上回蒋经理在素波说的不一样,蒋经理张嘴就来,前后对不上。 这个人说的每一个数,都说得出出处,哪家的石油焦,哪个厂的报价,哪年哪月涨的价。 “下马乡那一带,”卫明德接过话头,“有无烟煤,有铝矾土,离阴平县的变电站不到二十公里。上回在素波,蒋总跟您提过一嘴,说要在那边搞碳素厂,您没接。我回去琢磨了,蒋总那个想法,方向是对的,人不对。” 陈太忠看着他。 “蒋总那边,”卫明德说,“我辞了。” “辞了?” “上礼拜辞的。”卫明德说,“年底提成没要。” 陈太忠没马上说话,看着他。 “蒋总那个碳素厂,”卫明德说,“打的是阴平县的主意。他想让县里拿地入股,再让县财政出面担保,在天南的银行贷款,厂子建起来,股份他占大头,债务县里背。我跟了他三年,他这套我见得多了,在别的县也这么干过,干到一半钱跑了,留下一片烂尾的厂房,县里到现在还在还银行的利息。” “所以你辞了。” “所以我辞了。”卫明德说,“上回在素波,他让我给陈科长准备点东西,我没准备。回来他骂了我一顿,说我不会来事。我说我会来事,我就是不来这个事。第二天我就把辞职报告交了。” 赵老板在旁边嘿嘿地笑,拿胳膊肘捅了捅卫明德,说你看你,又把人家老板的底给兜出来了。 “兜就兜了。”卫明德说,“陈科长该知道。往后蒋总要是换个人再来找阴平,陈科长心里有数。” 陈太忠看着这个年轻人。三十出头,夹克洗得发白,年底的提成说不要就不要了。他想起素凤路上那辆中巴,下雨天,这人站在车门口,浑身湿透,还在帮人往车上搬行李。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就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似的。赵老板在旁边看了他一眼,又看看陈太忠,嘿嘿笑了一声。 “小卫是我老家的人。”赵老板说,“隔壁村的,小时候光着屁股跟我侄子一块儿下河摸鱼。他在蒋总手底下干了三年,跑了三年下马乡,那一带哪座山上有什么,哪条沟里有什么,他门儿清。他跟我说,凤凰有个招商办,有个陈科长,不收东西,不吃饭,按程序办事。我说那我得来看看,这年头不收东西的科长,跟大熊猫似的。” 谢向南在旁边没忍住,笑出了声,赶紧低头记本子。陈太忠也笑了,把手里那块碳块放回铝盒的槽里,掏出手绢擦了擦手指头上的黑,擦了半天,擦不干净。 “赵老板,”他说,“资金从哪儿来?” 赵老板脸上的笑收了收。 “自有资金,八百万。”赵老板说,“我那个铝材厂干了十年,攒下的。另外老家的信用社,答应给我贷一千二百万,抵押是我那个厂子和两套房子。一共两千万,一期够了。” “在天南借不借钱?” “不借。”赵老板说,“一分不借。在人家的地头上借钱,就得听人家的。我不在天南借钱,也不找天南的人入股。厂子是我自己的,亏了是我自己的,赚了也是我自己的。” 陈太忠看了卫明德一眼。卫明德冲他点了点头,点得很轻。 这一点头,陈太忠心里就有了底。蒋经理那回,嘴上说得天花乱坠,落到钱上,就开始兜圈子,兜到最后,是想让阴平县拿地入股,再让县里出面担保在天南的银行借钱,他自己一分不掏,空手套白狼。卫明德跟着蒋经理跑了三年,蒋经理那套把戏他最清楚,这会儿他冲自己点头,就是说这个赵老板的钱是真的。 小吉端着三杯茶进来了,挨个往茶几上摆,轮到赵老板跟前那杯,特意说了一声:“放了糖的。”赵老板道了谢,端起来喝了一口,咂咂嘴,说正好。陈太忠端起自己那杯,没喝,捧在手里焐着。 “赵老板,”他说,“话我先说在前头。招商办能做的,是牵线,陪同,按程序往上报。下礼拜我们陪你去阴平县,去下马乡看地,县里的人我们帮你约。地价多少,环评怎么过,税收怎么算,那是县里的事,县里跟你谈。我在这儿不许诺,就算许了也不作数。” 赵老板端着茶杯,看着他。 “我还得说一句,”陈太忠说,“碳块焙烧,有烟,有沥青味儿。环评那一关,不好过。下马乡的老百姓靠山吃山,种地、放羊、采药材,你的厂子要是把山上的草熏黄了,把河里的水弄黑了,他们不答应,我也不答应。这个你得想清楚。” “想清楚了。”赵老板说,“我带来的这几块样品,是我在老家托一个碳素厂烧的,人家那个厂子装了除尘,装了脱硫,烟囱里冒的是白烟。我要建,就照着那个建,钱我出。环评过不了,我不建,不跟县里磨。” 谢向南停下笔,抬头看了赵老板一眼,又低头接着记。赵老板把茶杯放下,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看着陈太忠,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 “陈科长,”他说,“你跟别处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别处,”赵老板说,“先说能办,什么都能办,地能便宜,税能免,环评能走个过场。说完了能办,再说要钱。要考察费,要协调费,要请客吃饭,要逢年过节意思意思。我在老家跑过三个县,全是这个路数。你这儿反过来了,先说不能办,什么都不许诺,说完了不能办,也不要钱。” “招商办不要钱。”陈太忠说,“谁要你的钱,你来找我。” 赵老板哈哈笑起来,笑得茶几上的茶杯都晃了晃。卫明德在旁边也乐,不出声,肩膀抖着。 谢向南把本子合上,问了几个登记要用的事:赵老板的厂子叫什么名字,注册在哪儿,法人代表是谁,联系电话多少,下礼拜哪天方便去阴平。赵老板一样一样答了,从夹克内兜里摸出一个塑料皮的名片夹,抽出两张名片,一张给谢向南,一张给陈太忠。名片是白底黑字,没烫金,没印头衔,就一个名字,一个厂名,一个电话。 “下礼拜二。”谢向南翻着台历说,“礼拜二上午出发,中午到阴平县城,下午去下马乡看地。县里那边我今天下午打电话去约,定下来就给赵老板回话。” “行。”赵老板说,“礼拜二我在凤凰等着。” 登记完,赵老板拉着他的手,说中午一块儿吃个便饭,就在街对面那家小馆子,四个菜,不喝酒,他请。陈太忠说不了,招商办的规矩,不吃客商的饭。赵老板愣了愣,又说那换你请,钱我掏,你出面,总行吧。陈太忠笑了,说那更不行,兜一圈还是你掏钱。 他想了想,说要不这样,招商办有个食堂,饭不好,可管饱,一个人一块五,我请你们俩吃食堂。 赵老板一拍大腿,说行,就吃食堂。 三个人去了后院的食堂。礼拜五中午人多,窗口前头排着队,赵老板排在陈太忠后头,伸着脖子看菜牌,看了半天,说土豆烧肉好,他要两份。卫明德要了一份白菜豆腐,两个馒头。陈太忠从兜里掏出饭票,一张一张地数给窗口里的大师傅,数了九块钱的,三个人端着铝饭盒,在长条桌边上找了个空位坐下。 排队的时候,小吉端着饭盒从前头过来,看见赵老板,憋着笑冲陈太忠挤眼睛,凑过来小声说:“陈科,我刚才去小卖部买了一包白糖,一块二,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回头找我报。” “不用报。”小吉说,“剩下大半包,我搁您抽屉里了,往后再来放糖的客人,现成的。” 她说完端着饭盒跑了。赵老板在后头听见了,哈哈笑着说这丫头机灵,往后我来凤凰,就冲这包糖也得来。食堂里的人都扭头看他们。招商办的人认得陈太忠,不认得那两个,看赵老板那身打扮,再看他手背上那几道疤,交头接耳的,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赵老板不管那些,埋头吃饭,吃得呼噜呼噜响,一份土豆烧肉吃完了,又把第二份拽过来,吃了一半,抬起头来,嘴角挂着酱汁,冲陈太忠竖起大拇指。 “这饭,”赵老板说,“比我在老家吃的那些酒席都香。” “酒席上的菜,”卫明德在旁边说,“吃的是人情,不是菜。” 赵老板瞪了他一眼,说就你话多,低头接着吃。陈太忠看着这两个人,心里头那点底,又厚了一层。 吃完饭送走两个人,已经一点多了。陈太忠站在招商办的楼门口,看着卫明德和赵老板往公交车站走,赵老板拎着那个铝盒,卫明德走在他旁边,两个人边走边说,赵老板说着说着,抬手在卫明德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卫明德缩着脖子笑。 谢向南站在他身边,也看着。 “陈科,”谢向南说,“这事要不要跟秦主任汇报?” “要。”陈太忠说,“写个情况,传真到伯明翰。” “写多长?” “一页纸。”陈太忠说,“谁来的,做什么的,资金多少,约了下礼拜二去阴平看地。就这些。” 谢向南点点头。 “别写成喜报。”陈太忠又说,“八字还没一撇,写成喜报,回头黄了,脸往哪儿搁。也别写是我接待的,写招商办。” 谢向南看了他一眼,笑了,说明白,转身上楼了。 下午两点,谢向南把传真稿拿过来了。一页纸,钢笔写的,字很工整,标题写的是“关于沿海某铝材企业来我办洽谈碳素项目的情况报告”,正文分了四条,谁来的,做什么的,资金多少,下一步安排。最后一行写着“招商办,十一月某日”,落款没写人名。 陈太忠一行一行地看下来,看到第三条,拿笔把“资金实力雄厚”几个字划了,在旁边改成“自有资金八百万,拟在原籍信用社贷款一千二百万”。 “雄厚不雄厚,让秦主任自己判断。”他说,“咱们只报数字。” 谢向南接过去看了看,点点头,说他去重抄一遍。 “还有,”陈太忠说,“阴平县那边约上了没有?” “约上了。”谢向南说,“县招商局的老周接的电话,一听是碳素厂,嗓门都高了,说下礼拜二他亲自去下马乡等着。我跟他说,就是看看地,八字没一撇,别惊动县领导。他说明白明白,可我听他那口气,八成还是要往上报。” 陈太忠想起上礼拜那个老周,在招商办的走廊里拉着他要函,被他打发回去走程序,走的时候脸拉得老长。这会儿一听有人要去投资,就把那点不痛快全忘了。 “报就报吧。”他说,“县里的事,咱们管不着。礼拜二你跟着去,我也去。到了下马乡,县里说什么,咱们听着,不表态,也不签字。” 谢向南答应着走了。两点半,谢向南又来了一趟,这回没拿稿子,手里捏着一张便条。 “陈科,”他说,“我刚才往赵老板老家那个信用社打了个电话。” 陈太忠抬头看他。 “没说别的,”谢向南说,“就说凤凰市招商办核实企业情况,问他们是不是有这么一笔贷款意向。接电话的是个副主任,查了半天,说有,一千二百万,抵押手续都在走,赵老板的厂子在他们社里是信用户,十年没欠过一分钱利息。” “你倒想得周到。” “秦主任以前教的。”谢向南说,“他说外商嘴上说的钱,打个对折听;内地老板嘴上说的钱,打个电话听。” 陈太忠笑了,把那张便条接过来,夹进赵老板的登记材料里。 “老谢,”他说,“这一条也写进传真里。就写已向原籍信用社电话核实,贷款意向属实。” 谢向南点头答应,转身要走,又停住了。 “陈科,”他说,“我在招商办干了八年,接待过的老板,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像今天这样,从头到尾没提一句吃饭、没提一句关系的,头一回。” “那是赵老板的本事。” “也是你的规矩。”谢向南说完,走了。 三点多,小吉从楼下传达室拿上来一摞报纸,最上头一张是今天的凤凰日报,二版有一条豆腐块大的消息,说市考察团抵达英国,受到当地华人商会热烈欢迎。配了一张小照片,黑乎乎的,看不清谁是谁,只看得出一排人站在一块牌子前头,牌子上写着英文。 小吉把报纸摊在他桌上,拿手指头点着那张照片,问哪个是秦主任。陈太忠看了半天,指着最边上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说大概是这个。 “李主任呢?” “看不出来。”陈太忠说,“大概在拍照的那个后头。” 小吉噗嗤一声笑出来,捂着嘴跑了。 陈太忠把报纸折起来,搁在一边。照片上那排人站得整整齐齐,笑得一个比一个灿烂,他想起吴言那句购物团加旅游团,又看了一眼那张照片,看出来最中间那个大概是副市长,左右站着两个穿裘皮大衣的女的,大概就是家属。 四点多,阴平县招商局的老周把电话直接打到了主任室。他在电话里一口一个陈主任,陈太忠纠正了两回,说是陈科,老周不改,照样叫陈主任。 “陈主任,下礼拜二那位赵老板来看地,”老周说,“我们县里研究过了,想请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出面接待,中午在县招待所摆一桌,表示表示重视。” “不用。”陈太忠说,“就是看地,八字没一撇。副县长要是去了,人家以为县里急着要,地价还没谈就先矮了半截。你们招商局去个人,带上乡里管土地的,看完了,人家要是有意思,再往上报,请县领导出面也不迟。” 老周在那头哦哦地应着,听得出有点失望。 “还有,”陈太忠说,“中午那顿饭,也别摆。下马乡有个供销社食堂,吃碗面就行,各付各的。赵老板自己说了,不吃请。” “这……”老周说,“这不合适吧,人家大老远来的。” “人家就是图咱们这儿不吃请才来的。”陈太忠说,“你摆一桌,人家心里就打鼓了,觉得跟别处一样。” 老周愣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他回去跟局长汇报,挂了。陈太忠放下电话,在台历上下礼拜二那一格写了两个字:吃面。傍晚六点,招商办的人走光了,他正收拾桌子准备走,手机响了。号码是阴平那边的,区号他认得,后头几位不认识,大概又是哪个小卖部的公用电话。 “陈哥!”狗脸彪的大嗓门从听筒里冲出来,“是我!” “说。” “车主提了大半了!”狗脸彪说,“今天又来了三拨,派出所的人带路,车主拿着单子,一辆一辆对车架号,对上了就签字开走。剩下的还有七八辆,派出所说车主在外地,得等。” “签字单呢?” “收着呢!”狗脸彪说,“一张一张的,我拿个铁皮饼干盒装着,压在枕头底下,谁也别想动。” “好。”陈太忠说,“按程序走,派出所让签什么就签什么,让等就等。签字单收好,一张都别丢。” “明白!”狗脸彪说,“就是山上冷,陈哥,夜里冻得睡不着。我跟马疯子把帐篷又加了一层毡子,是镇上供销社买的,两块钱一斤,买了十斤,收据我留着。” “收据留着,回来报。” “不用报不用报。”狗脸彪说,“二十块钱的事,报什么。陈哥你忙,我挂了,这电话一分钟五毛呢。” 他挂得急,陈太忠那句注意别冻着还没说出口,听筒里就只剩嘟嘟声了。他把手机揣回兜里,关了灯,锁了门,下楼推车回家。他推着车出了招商办的院子,在门口碰上传达室的老头锁大门。老头问他礼拜天还来不来,他说不来,老头说那明天要是有人找,就说你下礼拜一来。他说好。 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了,下班的人骑着车从他身边过去,车铃铛叮铃铃地响成一片。他骑上车,混进那片铃铛声里,往红旗巷去。半道上路过一家邮电所,橱窗里贴着一张红纸,写着“国际长途,直拨英国,每分钟二十四元”。他看了一眼,没停。 回到筒子楼,七点刚过。他在煤油炉上下了一把挂面,卧了个鸡蛋,端着碗坐在床沿上,面条刚下去一半,手机又响了。这回是甯瑞远。 “太忠,”甯瑞远在那头说,“你昨天让我回的话,我回了。” “怎么说的?” “照你的原话说的。”甯瑞远说,“我说凤凰招商办欢迎各位来考察,来了走正门,登记,看材料,谈条件,招商办陪同,不许诺。我那个美国的朋友在电话里笑了半天,说中国的官员他见多了,头一回听见有人先说不许诺的。” 陈太忠端着碗,没吭声,等他往下说。 “笑完了,人家说了一句话。”甯瑞远说,“说这样的地方,他倒想来看看。下个月他要到香港开会,开完了顺道来天南,让我陪着。他做的是汽车配件,规模不大,可人实在。” “来了按程序。” “知道知道,按程序。”甯瑞远说,“你现在说话跟个老干部似的。” 陈太忠一口面条差点呛进嗓子眼里,咳了半天。甯瑞远在那头哈哈笑,说你慢点吃,挂了。 他把剩下的面条吃完,连汤都喝了,碗搁在桌上没洗。他想起中午赵老板在食堂里吃第二份土豆烧肉的样子,嘴角挂着酱汁,冲他竖大拇指,忍不住又乐了一回。这样的老板要是多来几个,招商办的饭票都得多印两本。窗户外头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喊了好几声,没人应。 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块葫芦形的水渍,把今天的事从头到尾过了一遍:赵老板的铝盒,卫明德辞掉的提成,食堂里那九块钱的饭票,狗脸彪的铁皮饼干盒,甯瑞远那个美国朋友。一件一件,都是小事,可一件一件都落在了地上。 他想起吴言那句赢了关键的就够了,便翻了个身,没多久就睡着了。 礼拜六早上八点二十,丁小宁就到了市纪委门口。 信访室的通知是礼拜四下午寄到她表舅家的,一个牛皮纸信封,印着红色的单位名称,里头一张油印的通知单,说请她于礼拜六上午九时到市纪委信访室领取书面答复,携带本人身份证。她表舅拿着那张单子看了三遍,戴着老花镜看,摘了老花镜也看,最后递给她,什么都没说,转身去阳台上抽烟,抽了两根。 早上六点半她就起了。表舅妈比她起得还早,在厨房里熬小米粥,听见她开门的动静,探出头来,说锅里有鸡蛋,煮了两个,你揣上一个,路上饿了吃。她说不饿,表舅妈不听,拿一块手绢把鸡蛋包了,硬塞进她棉袄兜里,鸡蛋还烫,隔着棉袄都能焐手。 表舅坐在饭桌边上喝粥,喝得呼噜呼噜的,喝完一碗,往桌上一墩,看着她,半天没说话。她穿好棉袄,抱着纸袋,在门口换鞋,表舅忽然开口了。 “小宁。” 她回过头。 “好也罢,不好也罢,”表舅说,“回来再说。别在外头哭。” 她点点头,说知道了。表舅从中山装口袋里摸出一张十块钱,叠得方方正正的,递过来,说打个车去,别挤公共汽车,人多,把材料挤坏了。她没接,说有车钱,表舅就那么举着,举了好一会儿,她才接过去,揣进兜里,跟那个鸡蛋挨着。她没打车。她坐的还是公共汽车,七路,一毛五,从表舅家门口坐到市委大院后门,再走两站地。 那十块钱她一直揣着,没动。 她来早了四十分钟。市纪委的大门还没开,铁栅栏门关着,门卫室里一个老头在吃早饭,捧着一个搪瓷缸子喝豆浆,看见她站在门口,隔着玻璃冲她摆了摆手,意思是还没上班。她就在门口站着。 十一月底的早上,风是从北边来的,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她穿了一件藏蓝色的棉袄,是去年冬天在汽车站对面的地摊上买的,三十五块钱,袖口已经磨亮了。棉袄里头是一件高领毛衣,她自己织的,织得不太匀,领口那一圈松一块紧一块。 她把两只手揣在棉袄兜里,左手兜里装着身份证,右手兜里装着一支圆珠笔,是从317的笔筒里拿的,蓝色的,笔帽上咬了一圈牙印,不知道是谁咬的。 她怀里抱着那个牛皮纸袋,边角已经磨毛了,里头装着她这一年多攒下的所有东西:她父亲的病历复印件,她母亲的妇联工作证复印件,孙伯伯写的那三页证言,另一个老同事写的两页证言,一叠信访回执,一张一张按日子排好,用回形针别着。她不知道今天用不用得上,可她出门的时候还是把纸袋抱上了,抱着心里踏实。 八点五十,铁栅栏门开了。门卫老头探出头来,问她找谁,她说信访室,老头让她登记,她在登记本上写了名字、身份证号、来访事由,最后这一栏她写了“领取书面答复”六个字,写得一笔一画。信访室在一楼东头。走廊很长,水磨石地面,刚拖过,湿漉漉的,她走得很小心,怕滑。 走廊两边的门都关着,门上挂着牌子,案件审理室,党风廉政室,纠风办,她一块一块地看过去,看到最东头那块,信访接待室,门开着。 窗口里坐着的,还是那位戴套袖的女同志。四十来岁,短头发,戴一副圆框眼镜,蓝布套袖套到胳膊肘,正低头在一个本子上写什么。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来,看见丁小宁,愣了愣,随即点点头,放下笔,站起来。 “丁小宁?” “是我。” “来早了。”女同志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处长还没到。你先进来坐,里头暖和。” 她从窗口旁边那扇小门里出来,领着丁小宁往里走,穿过一间放着两排铁皮柜子的屋子,推开一扇门,是一间小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八把椅子,桌上铺着一块墨绿色的绒布,上头有几个烟头烫的洞。墙上挂着一面红旗,一幅字,写的是“为民执纪”,落款是某某书记。暖气片烧得很热,一进门,眼镜片都能起雾。 女同志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搁在她面前,让她坐。丁小宁坐下了,纸袋搁在膝盖上,两只手按着。 “处长九点一刻到。”女同志说,“你等一会儿。” 她点点头,女同志就出去了,门没关严,留着一条缝。丁小宁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看着那杯开水冒热气,白汽一缕一缕地往上走,到半空就散了。她没喝,两只手按在纸袋上,按得很紧,指头都白了。 她想起一年多以前,她头一回来这儿,也是这个窗口,也是这位女同志。那天她把材料从窗口塞进去,塞得急,材料散了一地,女同志弯腰一张一张捡起来,理齐了,拿回形针别好,在登记本上登了号,撕了一张回执给她,说回去等着吧,有消息会通知你。她拿着那张回执出来,在大门口站了半天,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那以后,她来过多少回?她没数过。回执攒了一叠,厚厚的,最早的那几张,字已经褪色了。 她记得有一回是下大雨,她打着伞来,伞骨断了一根,雨水顺着断骨的豁口往下灌,浇了她一脖子。窗口那位女同志看她浑身湿透,从里头递出来一条干毛巾,让她擦擦。她没擦,把材料从棉袄里头掏出来,材料是干的,她拿塑料袋包了三层。女同志看着那三层塑料袋,看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说,收了材料,登了号。 还有一回是大年二十八,纪委快放假了,楼里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她去的时候窗口已经关了,她在门口等了一个钟头,女同志才从里头出来,看见她,叹了口气,又把窗口打开了。这些她都记得。她不记得自己来过多少回,可每一回是什么天,穿的什么衣服,女同志说了什么话,她都记得。 九点过十分,戴套袖的女同志又进来了一趟,手里拿着暖壶,给她那杯一口没动的开水续上,又看了看她箍着纸袋的两只手,没说什么,从口袋里摸出两块水果糖,橘子味的,玻璃纸包着,搁在她杯子旁边。 “吃块糖。”女同志说,“压压慌。” 丁小宁看着那两块糖,愣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拿了一块,剥开,塞进嘴里。糖是酸的,酸得她眼睛发涩。另一块她没吃,揣进了棉袄兜里,跟那张十块钱放在一起。女同志出去了。她含着那颗糖,坐着,糖在嘴里慢慢地化没了,嘴里还是酸的。 九点二十,门推开了。进来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中等个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女同志跟在他后头,手里也拿着一个本子。丁小宁站起来。 “坐。”处长冲她摆摆手,在桌子对面坐下,女同志坐在他旁边,翻开本子,拔出钢笔,像是要记录。 处长把文件夹打开,从里头抽出几页公文纸,抬头印着红字。他把纸在桌上码齐了,抬头看了丁小宁一眼。 “丁小宁同志,”处长说,“你反映的问题,经过市纪委的调查核实,现在有了结论。按规定,要当面向你宣读,念完了,你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丁小宁点点头,两只手还按在纸袋上。处长低下头,开始念。丁小宁坐直了身子。她把纸袋从膝盖上拿起来,搁在桌上,两只手平放在纸袋上,跟小学生上课似的。她怕自己听漏一个字,连呼吸都放轻了,轻到她自己都听不见。戴套袖的女同志坐在处长旁边,钢笔搁在本子上,没写,眼睛也没看本子,看着桌上那块绒布上的一个烟头洞。 他念得不快,一个字一个字的,跟念文件一样,没有起伏,也没有停顿。 “关于丁小宁同志反映原横山区区长关志鹏有关问题的调查答复。” “丁小宁同志:你于某年某月起,多次来信来访,反映原横山区区长关志鹏同志,在任期间,一、压下你父亲赴素波治疗的申请,致使延误治疗;二、指使有关人员将你母亲作为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经市纪委调查组调阅档案、走访相关人员,现将调查结果答复如下。” 丁小宁听着,眼睛看着处长手里那几张公文,背面透过来一点字的影子,反着的,看不清。 “一、关于压下赴素波治疗申请的问题。经核查,某年某月,你父亲所在单位向横山区政府报送申请,要求批准你父亲赴素波某医院治疗。该申请经区政府办公室转呈时任区长关志鹏同志,关未在申请上作批示,压置三个月。其间,你父亲病情加重。三个月后,该申请退回原单位,附言‘按规定办理’。” “经调阅档案、走访当时区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及你父亲原单位同事,上述情况基本属实。” 处长念到这里,停了停,端起女同志给他倒的那杯水喝了一口。 丁小宁的嗓子眼发紧,连唾沫都咽不下去。她父亲压在那张申请上的三个月,她以前只知道个大概,只知道条子没批下来,不知道是压了三个月,不知道是“未作批示”。三个月,九十多天,她父亲在床上疼了九十多天,那张纸就在区长的抽屉里躺了九十多天,连一个字都没批。 她的手指头又开始抠纸袋的角了。丁小宁坐着没动。她的手指头在纸袋边上抠一个起了毛的角。 “二、关于强制收治的问题。经核查,某年某月,你母亲多次到横山区政府门口反映情况。关志鹏同志以‘影响机关正常办公秩序’为由,指示区政府办公室联系有关部门,将你母亲送往市精神卫生中心收治,其间未经法定程序鉴定,无家属签字同意。你母亲在该中心收治四十二天后出院。” “经调阅市精神卫生中心当年病历、走访相关人员,上述情况基本属实。” 四十二天。 丁小宁听见这个数字,手指头停住了。她不知道是四十二天。她母亲从来没跟她说过关了多久,她那时候还小,只记得母亲有一阵子不在家,表舅说母亲出差了,后来母亲回来了,人瘦了一圈,头发剪短了,一见女儿就蹲下来抱住,抱了很久,一句话没说。 四十二天。处长翻了一页,接着念。 “处理意见如下。一、你父亲原单位以‘不服从组织安排’为由,将你父亲调离原岗位,按内退处理,致使其赴外地治疗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经研究,原单位的处理不当,予以纠正。由原单位补报你父亲当年赴外地治疗的医疗费用,补发抚恤金,具体数额由原单位核算后书面告知家属。” “二、你母亲当年被强制收治,认定为错误。由横山区委、区政府向家属书面致歉。” “三、关志鹏同志系副厅级退休干部,其上述问题,已移送省纪委依纪依规处理,结果另行书面告知。” 处长念完了,把那几页纸放下,抬起头来看她。会议室里静了好一阵。暖气片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响,走廊里有人走过,脚步声嗒嗒的,远了。丁小宁没说话,跟处长对看着。女同志手里的钢笔停在本子上,也看着她。 “丁小宁同志,”处长说,“你有什么要问的?” 丁小宁张了张嘴,没出声。她清了清嗓子,又张了张嘴。 “关志鹏,”她说,声音有点哑,“会怎么样?” “那是省纪委的事。”处长说,“市纪委已经把材料移送过去了。处理结果出来,会书面告诉你。” “什么时候出来?” “说不准。”处长说,“快的话三两个月,慢的话半年一年。副厅级的干部,程序要走全。” 丁小宁点点头。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按在纸袋上的两只手,看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 “致歉,”她又问,“是怎么个致歉法?” “区里出一封信,”处长说,“区委、区政府联合署名,盖章,寄给家属。你母亲不在了,寄给你。” “信上写什么?” “写当年的收治认定错误,向家属致歉。”处长说,“具体措辞,区里起草,稿子出来,市纪委要看。” 丁小宁点点头,没再问。一封信,盖两个章,寄到她表舅家,她母亲看不见了。她想,看不见也要,她拿着信去河边念给她听。 “还有一件事。”她说,“我上回来,窗口这位同志说,卷里有一封从素波寄来的信。” 处长看了女同志一眼。女同志低着头,钢笔在本子上画了一道。 “有。”处长说,“卷里有一封信,从素波寄来的,没写寄信人,信封上的邮戳是素波市邮政局。信的内容是反映当年区政府办公室有关人员按关志鹏同志的指示联系收治的经过,内容跟你父亲的老同事提供的证言对得上。” “谁寄的?” “没写寄信人。”处长说,“我们也没去查。信的内容经核实属实,这就够了。” 丁小宁看着他,没再问。处长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小一点的纸,推到她面前,又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拔开笔帽,搁在纸上。 “送达回证。”处长说,“你看看,没问题就在这儿签字,按个手印。” 丁小宁把那张纸拿起来看。纸上印着表格,送达文书名称、受送达人、送达时间、送达地点,一栏一栏的,都填好了,只空着受送达人签名那一栏。她看了两遍,把纸放下,拿起那支黑色钢笔,杆子上的漆磨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铜。 她握着笔,在那一栏里写下自己的名字,丁小宁,三个字,写得很稳,一笔一画,比她在门卫室登记本上写的还工整。 女同志把一盒印泥推过来,红色的,盖子打开着。丁小宁伸出右手食指,在印泥里蘸了蘸,摁在自己的名字上。抬起手指,她看着那个红指印,指纹一圈一圈的,清清楚楚。她的手没抖。处长把送达回证收回去,夹进文件夹里,把那几页答复递给她。 “这是你的。”处长说,“收好。” 丁小宁接过来,两只手捧着。 纸是热的,大概是在处长的文件夹里捂久了。她低头看,最上头那一行黑体字,关于丁小宁同志反映原横山区区长关志鹏有关问题的调查答复,她自己的名字印在上头,印得端端正正,跟关志鹏的名字挨着,中间就隔了几个字。 她盯着这两个名字看了一会儿,把纸翻过来,扣在掌心里。处长站起来,冲她点点头,夹着文件夹出去了。女同志没走,把桌上的东西归拢好,看了丁小宁一眼。 “回去吧。”女同志说,声音比平时低,“路上慢点。” 丁小宁站起来,说了声谢谢,抱着纸袋,捧着那几页纸,出了会议室,穿过放着铁皮柜子的那间屋子,走到窗口外头的走廊上。走廊还是那条走廊,水磨石地面已经干了。她往外走,到了楼梯拐角,停下了。楼梯拐角有一扇窗户,外头是市纪委的后院,种着几棵松树,旁边停着几辆自行车。 太阳出来了,照在松树上,松针一根一根的,绿得发黑。 她在窗户跟前站着,手里捧着那几页纸,站了很久。有人从楼上下来,从她身边走过,看了她一眼,又走了。有人从楼下上去,也看了她一眼,也走了。她都没看见。 她想起头一回去317,陈太忠听她说完,没说帮她,也没说不帮,只问她材料带了没有,带了几份,原件在哪儿,复印件有几份。问完了,让她把每一份都编上号,登记在一张纸上,说往后每递出去一份就划掉一行,回执贴在后头。她那时候觉得这人真怪,人家哭着来,他问人家要编号。 后来她明白了。那些编号,那张纸,那一叠按日子排好的回执,就是她今天能坐在那间会议室里听人念答复的底气。 她想起她父亲躺在床上,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拿拳头捶床板,捶得床板咚咚响,她母亲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一遍一遍地说,再等几天,条子就批下来了。她想起她母亲从区政府门口回来,头发乱了,脸上有一道血印子,进门就往厨房里钻,烧水,做饭,一句话不说。 她想起她母亲后来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坐在窗户跟前织毛衣,坏的时候半夜起来,站在门口喊她父亲的名字。 她想起她母亲到死都信,早几天去素波,她父亲就能活。窗户外头,起了点风,松针簌簌地抖,一只麻雀落在松树枝上,蹦了两下,飞走了。丁小宁低下头,把手里那几页纸折起来,对折一回,再对折一回,折成一个小方块,边角对得整整齐齐。她打开纸袋,把那个小方块放进去,放在最上头,压在孙伯伯那三页证言上面。 她把纸袋抱回怀里,下了楼。出了市纪委的大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门卫老头还在门卫室里,这回换成了捧着一张报纸,看见她出来,隔着玻璃冲她点点头。她也点点头。她没去坐车。她沿着市委大院外头那条街往东走,脚步很慢,纸袋抱在怀里,两只胳膊箍着。街边的梧桐树叶子早掉光了,枝杈光秃秃的,戳在天上。 有个扫大街的大爷推着垃圾车从她身边过去,车轱辘吱扭吱扭地响。 走了两站地,她走到了横山区政府门口。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到这儿来的。区政府还是那个区政府,大门是新刷过的,铁栏杆上的漆是今年秋天才刷的,绿得发亮。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的门卫,穿着蓝色的制服,背着手,看见她站在马路对面看,扭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又扭回去了。 她母亲当年就站在这个门口。她那时候还小,没跟着来过,可她听她母亲说过,说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左边那个的耳朵缺了一块。她看过去,左边那个石狮子的耳朵果然缺了一块,缺口上长着青苔,绿茸茸的。她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儿,没过去,转身走了。 她在路边的公共汽车站等车,等的是到招商办的三路。站牌底下站着几个人,一个抱孩子的妇女,两个背书包的学生,一个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她站在最边上,掏出兜里那个早就凉了的鸡蛋,她剥了壳,三口两口吃了,吃得噎住了,拿拳头捶了捶胸口。 车来了,她上了车,投了一毛五,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子坐下,把纸袋搁在膝盖上,额头抵着车窗。玻璃是凉的,凉得她脑门发木。车开起来,晃晃悠悠的。她看着窗外的街一条一条往后退,百货大楼、新华书店、人民公园的大门,一样样闪过去。她想去哪儿,她自己心里清楚,可她不敢往深里琢磨,怕自己又掉眼泪。 表舅说别在外头哭。她一路憋着。那趟车的终点站离招商办还有一站地,她提前一站下了车,走过去。走到招商办门口,传达室的老头裹着军大衣在晒太阳,看见她,说丁姑娘来了,陈科长在楼上,礼拜六还来加班。她冲老头点点头,说陈科长辛苦,礼拜六还来。老头说可不是,年轻人里头,就数他实在。她听着这句话,抱着纸袋上了楼。 楼梯她走得很快,一步两个台阶,走到三楼,喘得厉害,在楼梯口站了站,把气喘匀了,才往317那边走。 礼拜六上午,招商办不上班,楼里空荡荡的,传达室的老头裹着军大衣在门口晒太阳,看见陈太忠推车进来,眯着眼睛冲他点点头,说陈科长礼拜六还来,真是劳模。陈太忠说来看个传真,老头说昨天夜里来了一份,英国的,他给放到三楼信报箱里了。 他上了三楼,从信报箱里取了传真,开了317的门。外屋小吉的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压着一张纸条,写着“陈科:暖壶里是昨天的水,别喝”,底下画了个笑脸。他把纸条揭下来,团了团,扔进纸篓里,烧上水,进了里屋。 传真是谢向南昨天下午发出去的那份的回音,秦连成的字,写在伯明翰一家酒店的便笺纸上,就两行:情况收悉,项目按程序推进,务实,勿张扬。底下又补了一行小字:展位已布好,题词尺寸对上了,替我谢谢小孙。 陈太忠看着那行小字,笑了笑,把传真夹进文件夹里。 他把这礼拜的来文又翻了一遍,把礼拜一要交市府办的座谈会发言稿看了,老范写的,三千字,写得四平八稳,甯家的项目那一段,果然一个人名都没有,通篇都是“招商办”。他拿红笔改了几个错别字,把一处“取得了巨大成绩”划掉,改成“取得了一定进展”,又在末尾加了一句“考察团的成果,待回国后另行汇报”。 改完了发言稿,他又把秦连成那份传真拿出来看了一遍。务实,勿张扬。五个字,写得比平时潦草,大概是在酒店的床头柜上趴着写的。他想起昨天谢向南那份一页纸的情况报告,他亲手划掉的“资金实力雄厚”,心想秦连成这五个字,跟他划掉的那几个字,是一个意思。 窗外头的天晴得透亮,对面楼顶上有人在晒被子,一床一床地搭在晾衣绳上,红的绿的花的,被风吹得鼓起来,跟船帆似的。他看了一会儿,起身把暖气片上搭着的抹布翻了个面。十一点多,外屋的门开了。门本来就是开着的,317的门白天不关,这是他定的规矩。 可礼拜六楼里没人,脚步声从楼梯口一路响过来,响到门口停了,他就听见了。他抬起头,透过里屋的门往外看。 丁小宁站在外屋门口。她穿着那件藏蓝色的棉袄,头发让风吹乱了,几缕粘在脸上,鼻尖冻得通红。她怀里抱着那个牛皮纸袋,两只胳膊箍着,箍得紧紧的,贴在胸口上。她没进来,就站在门口,看着他。 她那样子,陈太忠从来没见过。她以前来317,进门先敲门,敲两下,喊一声陈科长,等他应了才迈腿,进门先看外屋有没有人,碰上了就先打招呼,屋里空着就把纸袋往小吉桌上一放,规规矩矩的。今天她不敲门,不喊人,就那么站在门框里,脸上的神情说不上是哭还是笑,嘴唇抿着,下巴轻轻地抖。 他心里一沉,又一松。一沉,是怕结果不好;一松,是看清了她眼睛里那点亮,不好的结果,眼睛里不是这个亮法。陈太忠放下笔。 “进来。”他说,“外头冷。” 丁小宁进来了。她穿过外屋,进了里屋,走到他的桌子跟前,站住了。她没坐,也没说话,低头把纸袋打开,从最上头拿出一个折成小方块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展开,是几页公文纸,抬头印着红字。她把那几页纸放在他桌上,放正了,两只手按着纸边抹平,才把手收回去。 然后她退后了一步,站着。陈太忠低头看那几页纸。 “关于丁小宁同志反映原横山区区长关志鹏有关问题的调查答复。” 他一行一行地往下看,很慢,每一行都过两遍。压置三个月,基本属实。强制收治,未经法定程序鉴定,无家属签字同意,收治四十二天,基本属实。原单位处理不当,予以纠正,补报医疗费用,补发抚恤金。看到下一行,他停住了。 “你母亲当年被强制收治,认定为错误。由横山区委、区政府向家属书面致歉。” 他把这一行看了三遍。书面致歉。横山区委、区政府。横山区委书记是吴言。这份致歉信,最后要落到吴言的桌上,由她签字,盖横山区委的章。他把这个念头按下去,接着往下看。关志鹏移送省纪委,处理结果另行书面告知。最后是市纪委的落款,盖着红章,日期是礼拜四。 他看完了,把那几页纸码齐,抬起头来。丁小宁在哭。 她站在桌子跟前,两只手垂在身体两边,没擦眼泪,也没出声。眼泪就那么一直往下掉,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流到下巴上,一滴一滴地落在棉袄前襟上,落出一个一个深色的圆点。她的嘴唇抿着,抿得发白,鼻翼一扇一扇的,肩膀一抽一抽的,可就是没有声音。 陈太忠看着她,没起身。 他想起她头一回来317,坐在外屋那张椅子上,屁股挨着椅子边,说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抖,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掐着自己的手背硬往下说。她那天也没哭,眼圈红了好几回,都忍回去了。后来她一趟一趟地来,送材料,抄登记本,打收条,拿两块钱的车钱,在外屋那张桌子上一坐就是半天,从来没在他跟前掉过一滴眼泪。 今天她忍不住了。楼道里静悄悄的,礼拜六整层楼就他们两个人。暖气片里的水咕噜咕噜地流,窗外对面楼顶那几床晒着的被子还在风里鼓着。丁小宁站在桌子跟前哭,一点声音都不出,眼泪落在棉袄上,啪嗒啪嗒的,很轻,陈太忠却听得见。 他坐在椅子上没动。他想站起来,绕过桌子去,把她揽过来,让她靠着哭。可他没站。门开着,317的门白天不关,这是他定的规矩,今天礼拜六也一样。再说,她这会儿用不着人抱,她站着哭,不坐,不靠,就是要自己站着把这一场哭完。陈太忠伸手,从桌角拿起那条毛巾。 这是他自己的,白色,洗得有点发黄,叠成四方块搁在桌角,平时擦桌子擦手用。他把毛巾递过去。 丁小宁看了一眼那条毛巾,没接。陈太忠举着毛巾,没收回来。过了一会儿,丁小宁伸手接了。她把毛巾捧在手里,低头看着,看了好一阵,才抬起来,捂在脸上。她捂着脸,肩膀抖得更厉害了。毛巾底下传出来一点声音,闷闷的,是她在吸鼻子。 陈太忠看着她捂毛巾的那只手,上头有几道冻裂的口子,红红的。 “去财务科排队。”他说。 丁小宁捂着毛巾,没动。 “你父亲原单位的财务科。”陈太忠说,“等他们书面通知到了,你拿着通知去,按单子领。补报的,补发的,一分别少,也别多要。少了,你拿着单子跟他们对;多了,你也别拿,退回去。” 毛巾底下的肩膀停了停。 “领完了,开个收据。”陈太忠说,“收据你自己留一张,给你表舅一张,别给我。” 丁小宁捂着毛巾,闷声问了一句:“原单位要是拖着不给呢?” “纪委的答复上写着呢,予以纠正,补报补发。”陈太忠说,“他们拖,你就拿着这几页纸去找他们财务科长,问什么时候能核算完。问得客客气气的,一回问不着就问两回。还拖,你再去纪委窗口问那位女同志,说原单位的书面通知还没到。不用吵,不用闹,一步一步地问。” “一步一步地问。”丁小宁重复了一遍。 “你这一年多,”陈太忠说,“不就是这么一步一步问过来的?” 毛巾底下没了声音。毛巾慢慢地从脸上挪下来。丁小宁的眼睛红红的,肿着,脸上全是泪痕,鼻尖红得发亮。她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嘴角忽然往上一扯,露出个笑来。那笑是从眼泪里扯出来的,扯得很难看,嘴角往上翘,眼泪还在往下掉。她笑出了声,又赶紧拿毛巾捂住嘴,还是止不住,肩膀一抽一抽的。 “你这人,”丁小宁隔着毛巾说,“连句好听的都没有。” “好听的你自己说。”陈太忠说。 丁小宁笑得更厉害了,捂着毛巾,弯着腰,靠在桌子边上,一会儿哭一会儿乐,眼泪鼻涕全糊在毛巾上。陈太忠坐在椅子上,看着她,没起身,也没说话。外屋的电水壶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响了一阵,啪嗒跳了闸。过了好一阵,丁小宁才缓过来。 她直起腰,把毛巾从脸上拿开,低头看了看,毛巾上湿了一大片,她有点不好意思,把毛巾翻过来,拿干的那一面又擦了擦脸。 “我去洗洗。”她说,“这毛巾。” “不用。” “要洗。”丁小宁说,“糊了一脸。” 她拿着毛巾出去了,去走廊尽头的水房。陈太忠听见水房里水龙头哗哗地放了好一阵,停了,又接着放。他把那几页答复又看了一遍,看到“书面致歉”那一行,又停了停。丁小宁回来了。 毛巾洗过了,拧得干干的,她把毛巾展开,在暖气片上搭了一会儿,又拿下来,叠成四方块,叠得比他原来叠的还整齐,放回桌角上,放的位置跟原来一模一样。 她站在桌子跟前,两只手垂在身侧,望着他,眼睛还红着,可眼神清楚了。 “陈科长,”她说,“你刚才看到书面致歉那一行,停了。” 陈太忠愣了愣,没想到她看得这么细。 “停了。”他说。 “为什么停?” 陈太忠想了想。 “这一行最难。”他说,“补钱容易,原单位算个数,财务科拨出去,就完了。致歉不一样,要区委、区政府两家盖章,认这个错。这比掏钱难。” 丁小宁看着他,慢慢点了点头。 “我妈要是还在,”她说,“她要的就是这一行。钱她不在乎。” 她的脸也洗过了,眼睛还肿着,可脸上干净了,头发也拢过了,拿手指头梳的,梳得不太齐,两边的碎头发别在耳朵后头。她在他对面那把椅子跟前站了站,没坐那把,回头往外看。靠墙那把木头椅子,是她头一回来317坐的那把,椅子腿底下垫着一块硬纸板,是她后来垫的,说椅子腿短了一截,坐着晃。 她走出去,把那把椅子搬了进来,搁在他桌子侧面,没急着坐,一只手扶着椅背,试了试,不晃了。陈太忠看着她搬椅子,没问为什么。她把桌上那几页答复拿起来,重新折好,折成小方块,放回纸袋里,放在最上头。 “我在纪委门口站了四十分钟。”丁小宁说,“他们八点五十才开门。我来早了。” “冷不冷?” “冷。”丁小宁说,“可我不想回去等。回去了,我表舅肯定要问,可我也说不出来,我就在门口站着。” “念了多长时间?” “十来分钟。”丁小宁说,“处长念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跟念文件一样。念到四十二天的时候,我才知道是四十二天。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 陈太忠没接话。 “我签了字,按了手印。”丁小宁说,“手没抖。” 她伸出右手食指给他看。指肚上还有一点红,印泥没洗干净,渗进指纹里了,一圈一圈的。陈太忠看着那个红指印,看了一会儿,起身去外屋,从暖壶里倒了一杯开水,又从自己抽屉里摸出一包白糖,是上回赵老板来以前小吉去买的,剩了大半包。他舀了一勺搁进去,拿筷子搅匀了,端回里屋,搁在她跟前的桌角上。 “坐下喝。”他说。 丁小宁看了看那杯糖水,又看了看他,这回没犟,在自己搬进来的那把椅子上坐下了,坐得很实。她两只手捧着杯子,捧得很紧,低头吹了吹,喝了一口,烫得嘴一咧,又喝了一口。 “甜的。” “糖水。”陈太忠说,“你嘴唇都冻紫了。” 丁小宁低头喝水,没吭声。她喝得很慢,一口一口的,喝到一半,脸上才慢慢有了点血色。 “出了门,我在楼梯拐角站了半天。”她说,“想我爸,想我妈。想完了,就来这儿了。” 她说完这句,停住了,看着他。陈太忠也看着她。 “那封信,”丁小宁说,“处长说卷里有,没写寄信人,内容跟孙伯伯他们说的对得上。他说他们也没去查是谁寄的,内容属实就够了。” “那就够了。” 丁小宁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没再往下问。她低下头,手指头在纸袋边上那个毛了的角上抠了几下,抬起头来。她把杯子里剩下的糖水喝干了,杯子搁回桌角,杯底在桌面上磕出轻轻的一声。 “处长念完了,”丁小宁说,“窗口那位女同志送我出来,跟我说路上慢点。她以前没跟我说过这种话。一年多了,她每回都是收材料,登记,撕回执,说回去等着。今天她说路上慢点。” “她也替你高兴。” “我不知道。”丁小宁说,“她声音很低,说完就进去了。”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那几道冻裂的口子,红红的,有一道裂得深,渗着一点血丝。 “我妈以前织毛衣,”她忽然说,“好的时候就织,一坐就是半天,在窗户跟前,不说话。织出来的毛衣,有的袖子一长一短,有的领口开得太大,套不进脑袋。她织完了就把线拆掉,重新起针。我那时候不懂,嫌她浪费毛线。” 陈太忠听着,没插嘴。 “后来我才明白,”丁小宁说,“她手里得有点事干。手停下来,心里就乱。” 她说完,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十个指头交叉着,攥在一块儿。 “我今天在纪委那个会议室里,”她说,“手也一直按着纸袋,不敢松开,怕手一离开,我就站不住了。” 陈太忠看着她攥在一块儿的手,没说话。外屋的窗户没关严,一阵风灌进来,把小吉桌上那张没揭干净的透明胶带吹得哗啦响。 “钱领下来,”陈太忠说,“你打算怎么用?” 丁小宁想了想。 “先还我表舅。”她说,“这些年他供我吃,供我住,我在汽车站那会儿惹的事,也是他一回一回去给我平的。我没算过欠他多少,可我心里有个数。剩下的,给我妈的坟上立块碑。现在那块是木头的,字都看不清了。” “再剩下的呢?” “再剩下的,”丁小宁说,“存着。我想去念个夜大。” 陈太忠抬起眼睛看她。 “会计。”丁小宁说,“我在二科打了这么久的收条,登了这么久的记,觉得我干这个行。我妈以前在妇联,也是管账的。” “念吧。”陈太忠说,“报名的时候,要单位证明,我给你开。” 丁小宁看着他,嘴角动了动,没说谢。 “还有一件事。”她说,“区里那封致歉信,我要不要去区里谢谢谁?” “不用。”陈太忠说,“那是区里该做的,按程序出。你谁也不用谢,也别去问什么时候出。等着就行。” 丁小宁点点头,把这话记下了,像记登记本上的一行字。说着说着,丁小宁的肚子咕噜响了一声,响得很清楚。她脸一红,拿手按住肚子。 “早上吃了没有?”陈太忠问。 “吃了个鸡蛋,我舅妈煮的,硬塞给我的。我在公共汽车站吃的,噎得半天喘不上气。” 陈太忠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十一点四十。礼拜六食堂不开伙。他站起来,从椅背上拿起大衣。 “你坐着。”他说,“我下去一趟。” 他下了楼,出了招商办的大门,街对面那个卖烤红薯的老头还在,炉子上冒着热气。他挑了两个大的,一个三块,揣在大衣兜里,一路焐着上了楼。丁小宁还坐在那把椅子上,没动,看见他从兜里掏出两个烤红薯,愣住了。 “趁热吃。”陈太忠把大的那个递给她。 丁小宁接过去,烫得两只手来回倒腾,好半天才捧住。她剥开一块皮,红薯瓤是金黄的,冒着热气,甜丝丝的味儿满屋子漫开。她低头咬了一口,烫得直哈气,哈完了又咬一口。两个人就在317里屋,一人捧着一个烤红薯,谁也不说话,吃得满手都是黑。 吃完了,丁小宁把两张红薯皮拢到一块儿,拿报纸包了,扔进纸篓里,又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绢,擦手,擦嘴。手绢里掉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十块钱。 她把十块钱捡起来,看了看,又揣回兜里。 “我舅给的,让我打车。我没打。” “晚上六点,”丁小宁说,“我请你吃饭。” 陈太忠看着她。 “用我在二科打收条挣的钱。”丁小宁说,“一回两块,我攒着呢,攒了四十多块。够吃一顿。” “小宁。” “你别带钱。”丁小宁说,“带了我也不让你掏。”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红肿着,可一眨不眨,不躲,也不低头。陈太忠看着她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 “好。”他说。 丁小宁点点头,嘴角又往上翘了翘,这回翘得好看多了。 “长途汽车站对面有一家馆子,叫胡记,门口挂着个红灯笼。我以前常去。六点,你别迟到。” 陈太忠看着她。长途汽车站,她在那一带拢过一帮人,这事她头一回来317就说过,说得很平,说她那时候恨所有当官的,在汽车站专坑外地来的旅客,有表舅护着,谁也拿她没办法。 “那家馆子的老板娘,”丁小宁说,“认得我。那时候我天天在她家吃,赊了好几回账,她都没催。后来我不在汽车站混了,去把账还了,她还多给我盛了一碗汤。” 她说着,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我想请你去她家。”她说,“不去大饭店,那样的地方我去不起,也不想去。那家馆子,是我以前最难的时候待的地方。我想让你看看。” 陈太忠没说话,点了点头。她说完,站起来,把空杯子拿到外屋去,在水房里涮干净了,拿回来倒扣在暖壶旁边。然后她没走,在外屋小吉那张桌子跟前站了站,看见桌上压着二科这礼拜的来访登记本,伸手翻了翻。 “这礼拜的登记,”她说,“小吉记得乱。我给理理。” “今天礼拜六。” “我下午也没事。”丁小宁说,“回去了也是坐着。” 她在小吉的椅子上坐下了,把登记本摊开,从笔筒里抽了一支铅笔,低头一页一页地看。坐下以前,她拿起外屋桌上那部电话,看了他一眼。陈太忠冲她点点头。她拨了个号码,等了一会儿,那头接了。 “舅。”丁小宁说,“是我。” 那头说了句什么,她听着,嗯了一声。 “好的。”她说,“都好。比我想的还好。” 那头又说了一长串,声音大,隔着话筒陈太忠在里屋都能听见嗡嗡的响,听不清说的什么。丁小宁站在桌子边上听着,一只手攥着电话线,攥得紧紧的,一声不吭,听着听着,拿手背抹了抹眼睛。 “嗯。”她说,“我知道。我没在外头哭,一滴都没掉。” 她撒了谎,说得一点都不心虚。陈太忠低下头,假装看发言稿。 “晚上我不回去吃了。”丁小宁说,“请个人吃饭。是个……帮过我的人。你跟舅妈说一声。” 那头又说了两句,她说好,挂了。陈太忠回到里屋,坐下,透过敞着的门往外看。她坐得很直,背对着他,藏蓝色的棉袄后背上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头发拢在耳朵后头,露出半截后脖颈,冻得发红。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一阵,停一停,又响。 晚上六点。他在心里把这个钟点念了一遍。长途汽车站对面,胡记,红灯笼。他想了想自己有什么衣服能穿,想来想去,就身上这件大衣,里头那件毛衣袖口已经起球了。他想起丁小宁说你别带钱,又想起她兜里那张没舍得花的十块钱,和那四十多块的收条钱。 她要请这一顿,他就让她请。这顿饭对她是什么分量,他掂得出来。他看了一会儿,低头接着改老范那份发言稿。改了两行,又抬头看了一眼。 十二点半,里屋的电话响了。丁小宁还在外屋理那本登记本,一页一页地过,碰上字写得潦草的,拿铅笔在旁边轻轻地描一遍,描清楚了。她干这个干惯了,手底下利索,不出声。 她理到礼拜三那一页,停住了。礼拜三下午小吉记了一条,来访人“李”,事由“问考察团家属名单”,字写得歪七扭八,后头还画了个问号。她看了一会儿,没描,拿铅笔在旁边轻轻写了一行小字:此条未登记单位,待补。写完了,翻到下一页。 陈太忠在里屋看见她低头写字,没问写的什么。电话铃响第二声,陈太忠拿起来。 “是我。”吴言说。 外屋的铅笔声停了。丁小宁抬起头,往里屋看了一眼,站起来,拿着登记本出了317,到走廊上去了。她在走廊里靠着窗台站着,背对着门,低头翻本子,翻得哗啦哗啦响,翻给里头的人听,意思是她什么都没在听。陈太忠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动了动。 陈太忠嗯了一声。 “区里刚收到市纪委的函。”吴言说,“丁小宁那件事。要横山区配合原单位纠正,出书面致歉。函是上午送到区委办的,下午就到我桌上。” 陈太忠握着话筒,没出声。 “文件到我这儿,”吴言说,“我按程序签。不会因为你多看一眼快一天,也不会慢一天。” “我一眼都没看。”陈太忠说。 那头静了两秒。 “那最好。”吴言说。 陈太忠听着话筒里的电流声,嗞嗞的,很轻。 “她的事,”吴言说,“你别去区里替她谢谁,也别替她去要钱。补报多少,补发多少,原单位核算,区里配合,一笔一笔走账。你一插手,账就不清了,往后谁都能说这钱是你替她要来的。” “我刚让她去财务科排队了。”陈太忠说,“等原单位的书面通知,按单子领。一分别少,也别多要。” “还有,”吴言说,“致歉信是区委、区政府两家出,起草的是区委办。起草好了,先给信访办看,再给区长看,最后到我这儿。中间哪一道卡住了,你别打听,别催。一封信,从区委办到我桌上,按规矩走一个礼拜,快了慢了,都有人说话。”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吴言说,“她要是问起来,你就跟她说,按程序,一个礼拜左右。别说我。” 吴言在那头嗯了一声,再没别的话。陈太忠等了两秒,听筒里咔嗒一响,挂了。他把话筒搁回去,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窗外对面楼顶上,晒被子的那家人上来收被子了,是个系着围裙的中年妇女,一床一床地往下扯,拍打两下再搭上胳膊,拍得灰尘在太阳底下飞。他看着她把被子抱下去,楼顶上只剩下几根空晾衣绳,在风里晃。 吴言那几句话,他在心里又过了一遍。她说按程序签,不快一天,也不慢一天。她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也是说给她自己听的。书面致歉那封信,最后要她签字,横山区委的章要盖在上头。她签的时候,大概会想起这丫头在317外屋坐过多少个下午,也会想起是谁一趟一趟地陪着她跑纪委。她不会因为这个签得快,也不会因为这个签得慢。 他想到这儿,心里有点说不清的滋味。他想起吴言上回在电话里说的那句,不叫你,是他的脸;你去闹,是你的脸。这回她没说脸,说的是账。一笔一笔走账,谁插手,账就不清。她这人什么都往程序上落,严丝合缝,连她自己都不给自己留缝。 他又想起礼拜三夜里那盏绿玻璃罩的台灯,她当着他的面把短信删了,手机扣在床头柜上。删得干干净净,跟没发过一样。这两件事搁在一块儿想,他心里头那点说不清的滋味,慢慢地就清楚了。她心里防着,防的是哪一天有人翻她的账,翻出来的每一笔都得经得起翻。 他坐在那里,手搭在电话机上,半天没挪开。走廊里翻本子的声音停了,脚步声回到外屋,铅笔又沙沙地响起来。外屋传来轻轻的水声。他抬头往外看。丁小宁站在他那张桌子跟前,手里拎着暖壶,正往他的茶杯里续水。她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没听见。暖壶里是他刚才烧的那壶,还热着,水倒进杯子里,茶叶翻上来,又沉下去,冒着白气。 她续满了,把暖壶放回墙角,回到桌子跟前,从棉袄兜里摸出一张小纸条,压在他的茶杯底下,压好了,转身回了外屋,坐回小吉那张桌子上,低头接着描字。陈太忠看着那张纸条。这是二科的收条,印好的格子,他认得。来访人姓名一栏写着丁小宁,事由一栏写着“帮忙”,金额一栏写着“贰元整”,日期是今天。 收条上的字一笔一画,写得很工整。 他把茶杯挪开,把收条抽出来,翻过来。收条背面,拿铅笔写着一行小字: “今天这张不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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