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守摊儿 长途车九点四十进的素波汽车站。陈太忠揣着两个凉透了的馒头下车,拦了一辆黄面的,司机问去哪儿,他说机场,司机从后视镜里打量他半天,打量的是他那只轮子卡死的蓝帆布箱,从车站一路拎过来的。司机说机场三十,不打表,他说行。 面的一路上颠得厉害,他把签证的事从头到尾又想了一遍。杨倩倩电话里说得清楚,三点以前,过时不候。素波到北京的票是谢向南替他买的,中午十二点二十那一班,一点五十落地,从机场到使馆,司机都说少说一个钟头。他算来算去,留给排队的工夫,满打满算也就一个钟头出头。 素波机场不大,候机楼是七十年代盖的,墙上还留着一条标语的印子,字铲掉了,灰底子上一道一道的白。他换了登机牌,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让他把箱子打开,翻出那本英汉词典,又翻出两盒凤凰的大前门,看了看,挥手放行。 他是头一回坐飞机。 飞机是一架图-154,舱里是航空煤油混着香水的气味。他的座位靠过道,旁边坐着个出差的胖子,一上来就把鞋脱了。飞机往跑道上滑的时候,陈太忠两只手攥着扶手,攥得手背上青筋直跳,那个没洗干净的红“阅”字跟着一鼓一鼓。轮子离地那会儿,他的胃往下坠了坠,又被什么东西托了上来。 胖子扭头看他,说:“头一回?” “嗯。” “没事儿,掉不下来。”胖子说,“真掉下来也痛快,不遭罪。” 陈太忠瞪了他一眼,胖子嘿嘿乐,闭上眼睛打起呼噜来。 空姐推着小车过来,发了一小袋花生米、一杯橘子汁。花生米是盐焗的,袋子上印着航空公司的标,一小袋只有二十来粒。他吃完了,看着空姐又推着车回来,犹豫了半天,又要了一袋。空姐笑着给了,他红着脸接过来,剥一粒吃一粒,吃得很慢。 一点五十,飞机准点落了首都机场。省外办的小伙子在出口举着块纸板,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歪歪扭扭。小伙子姓于,二十出头,戴副眼镜,一见面就把他手里的箱子抢过去,说:“陈科长,车在外头,快走,路上要是堵,咱就悬了。” 车是省驻京办的一辆旧桑塔纳。小于坐在副驾驶上,回过头来跟他说材料的事:护照、邀请函、外办的函、照片,全在他包里,使馆那边上礼拜就递了,今天就是取。可签证处的窗口三点关,排队的人从门口排到马路牙子上,“咱是加急的,人家可不管你加不加急,一样排”。 “排得上吗?”陈太忠问。 “看命。”小于说。 三元桥堵了二十分钟,司机骂了一路娘。到建国门外的时候已经两点半,签证处门口果然排着长队,大半是背着书包的学生,也有拎公文包的干部,还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小于让他在队尾站着别动,自己攥着那叠材料挤到窗口边上,跟一个保安模样的人说了半天,又跟窗口里头的中国雇员说了半天。 陈太忠站在队尾,看着手表上的秒针一圈一圈地转。两点四十,两点四十五,两点五十。两点五十二,小于从人堆里探出头来冲他招手。他挤过去,窗口里头的雇员让他按了个手印,核对了照片,又问了一句话,是英文。他没听懂,小于在边上替他答了。雇员低头盖章,把护照从窗口底下推出来。 他翻开一看,里面多了一页,花花绿绿的,贴着他那张像劳模的照片。两点五十五。小于长出了一口气,靠在签证处外头的铁栏杆上,摘下眼镜擦汗,说:“陈科长,我跑签证跑了两年,没见过掐得这么准的。” “谢谢你。” “别谢我,要谢就谢我们处长。”小于说,“我们处长说了,凤凰那个科长的事,误了你就别回来了。” 陈太忠想起钱占奎那句“你没求,是工作”,没再说什么,把护照揣进西装内兜,拍了拍。取完签证,小于领他去了省驻京办。 驻京办在西城一条胡同里,一座灰砖的四层楼,门口挂着省里的牌子,院里停着几辆挂省城牌照的车。食堂四点半就开饭,小于给他打了一份红烧肉、一份炒白菜、两个馒头,说陈科长,这是你在中国的最后一顿正经饭,吃饱了。 陈太忠吃着红烧肉,想起任娇锅里那两个馒头,揣在怀里一路揣到素波,下了车早凉透了,他在面的里啃了一个,剩下一个还在箱子里。 吃完饭,他借驻京办的电话往凤凰打了一个,打到招商办317。接电话的是谢向南,一听是他,嗓门都高了,说陈科,签证拿着没有?他说拿着了,三点差五分。谢向南在那头连说了三个好,说他礼拜五一早就守着电话,杨倩倩那边也问了两回。 “家里怎么样?”陈太忠问。 “都好。”谢向南说,“狗脸彪今天上午来了,问你走了没有,我说走了,他在门口站了半天,说那他礼拜三还来。丁小宁中午来过,把上礼拜的单子理了一遍,钥匙我锁柜子里了,单子复印了,原件给秦主任留着。” “小吉呢?” “小吉说,你那条秋裤要是在英国冻破了,回来她赔你一条。” 陈太忠笑骂了一句,挂了。这通长途算驻京办的,他想了想,掏出两块钱压在电话机底下,小于看见了,没吭声,等他走了,又把那两块钱塞回了他的西装口袋。 夜里的航班是十一点,北京飞香港,再转伦敦。小于把他送到首都机场,帮他换了登机牌,又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香港转机怎么走、在伦敦下了飞机去哪儿坐大巴,字照样歪歪扭扭。临走,小于说了一句:“陈科长,到了英国,吃不惯也得吃,那边的面包硬,饿了别挑。” 他在机场的面馆里吃了一碗炸酱面,十二块钱,比凤凰贵四倍。 飞机在半夜里起飞。北京的灯火在舷窗底下铺开,又一片片地远了。他这回没攥扶手,攥的是王玉婷传真来的那叠展会资料,全是英文,薄薄几张纸,复印得发灰,他认识一半,剩下的一半拿词典查,翻到第二页,机舱里的灯熄了。 香港转机,他在候机厅里坐了三个钟头,看着外头的飞机一架一架地起落。再上飞机,十几个钟头,舱里的人睡得东倒西歪,他睡不着,打开阅读灯,把那叠资料又翻了一遍。第三遍翻完,舷窗外头已经是一片灰白的云。希思罗机场比首都机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陈太忠拖着那只轮子卡死的箱子,跟着人流走了二十多分钟,才走到入境的地方。排队的时候他把小于那张纸条掏出来又看了一遍, 入境官是个秃顶的白人,翻他的护照翻了半天,问了一句英文,他一个词都没抓住,只好把邀请函的复印件递过去,指着抬头那一行展会的名字,嘴里蹦出一个“booth”,展位。这是王玉婷那二十个词里头的头一个。 入境官抬头看了看他,又低头看了看签证,啪地盖了个章。 出了海关,他在大厅里转了两圈,才找到去伯明翰的大巴。售票窗口的姑娘说了一串英文,他一个字没听懂,掏出一张王玉婷传真里抄的地名,指了指。姑娘笑了,在纸上写了个数字,他照着数了钱。英镑是谢向南拿着外办的条子去素波中行换的,一叠,花花绿绿,上头印着个老太太。 大巴开出机场,外头下着毛毛雨,天是铅灰色的,地是绿的。十二月了,路边的草还绿着,绿得不像冬天。房子都是红砖的,一排一排,烟囱一个挨一个,看着跟凤凰老城区的砖瓦房也差不太多,就是干净,路上看不见一个煤球渣。 他靠着车窗,困劲上来了,眼皮直往下耷拉。可一闭眼就是签证处那块表,秒针咔咔地往前走,他一激灵又醒了。车上暖气开得足,烘得人脸上发烫。前排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太太织着毛线,老头看报,一张报大得能把人整个罩住。 他把王玉婷那二十个词在心里过了一遍。展位,样品,价格,联系方式,合作,投资,煤炭,铝……铝他到现在也念不顺,笔记本上注着“指着样品说”。最后一个是保安,丝扣瑞踢,他在红旗巷半夜念了十几遍,被老刘骂成念经。 大巴开了两个多钟头,进了伯明翰。城里的楼比伦敦郊外的房子高,也旧,红砖墙让烟熏得发黑,有几根大烟囱戳在半空里,不冒烟了。司机报站报得很快,他听不懂,就盯着窗外的路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对王玉婷传真上那个地名,对上了,他拎着箱子跳下车,一脚踩进水坑里,皮鞋湿了半只。 国家展览中心在城外,大巴站下来还得走一截。 展馆大得出奇,一个馆连着一个馆,顶棚高得看不见头,灯一排一排地亮着。礼拜六下午人不算多,过道里稀稀拉拉地走着些拿资料袋的洋人,皮鞋踩在水磨石地上嗒嗒响。陈太忠拖着箱子,一路找C区,一路看两边的展位。人家的展位都是搭出来的,有灯箱,有地毯,有的还摆着整台的机器,锃亮锃亮。 C区四十七号在过道拐角。 他一眼就认出来了。两张铺着白布的折叠桌,后头一排宣传画,上面是凤凰的煤矿、凤凰的铝厂、凤凰的山,颜色印得有点发红。桌子一角码着一堆山核桃木盒,是小孙做的,巴掌大,盒盖上烫着“凤凰”两个字。展位的牌子上写着中英文,下面那行底下用透明胶贴着一张纸条,补了个漏掉的字母。 桌子后面坐着个年轻女人,穿一身藏青的套裙,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正侧着身子跟一个白头发的老头说话。说的是英文,说得又快又顺,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一张凤凰的地图上画来画去。陈太忠听不懂,只听出来里头夹着好几回“coal”,煤炭,那二十个词里头的第七个。 老头听得直点头,临走从桌上拿了一份资料,又拿起一个山核桃木盒看了半天,问了句什么。年轻女人笑着摆手,说了一串。老头把盒子放下,冲她鞠了个躬,走了。她这才转过身来,从头到脚把他扫了一遍。先是那套百货大楼买的西装,再是手里那只蓝帆布箱子,最后才落到他的脸上。 “你就是陈太忠?”她说。 “是我。” “来了就好。”她说,“我一个人顶了三天了,嗓子都哑了。” 她嗓子是真哑了,说话带着砂纸声。她站起来,个子不矮,伸出手来跟他握了握,手指冰凉,握得很短,握完了就收回去,在桌上拿起一个搪瓷杯子喝水。杯子是国内带来的,白底红字,印着“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王玉婷。”她说,“办公厅借调过来的翻译,素波人。你的资料收着了?” “收着了,二十个词也背了。” “背了几个?” “二十个。”陈太忠说,“铝念不顺。” 王玉婷愣了愣,绷着的脸松了,笑出了声,笑得嗓子更哑,咳了好几声。她把杯子放下,指了指桌子后头的一把折叠椅,说你先坐,箱子塞桌子底下,别挡着过道,英国人讲究这个。陈太忠把箱子塞好,在折叠椅上落了座,腿伸不直,只好斜着。他看了看四周,展位就这么大,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箱资料,一堆木盒,别的什么都没有。 “就你一个?”陈太忠问,“团里的人呢?” 王玉婷没马上答,拿起铅笔,在那张凤凰地图的边上画了个圈,又画了个圈。 “礼拜三一到伦敦,就没再回来。”王玉婷说,“杨副市长说了,展位是摆给人看的,考察是要人去的,伦敦的商业环境,得好好考察考察。秦主任得陪着,李科长也去了。张玲玲、刘敏她们也在伦敦。” “考察什么?” “考察牛津街。”王玉婷说,“哈罗德百货。还有一个什么奥特莱斯,说是打折……”她顿了顿,把后半句咽回去,“反正礼拜四打电话过来,杨副市长的秘书问我,伯明翰有没有卖羊绒的地方。”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声音平平的,跟念一份通知差不多。陈太忠想起吴言说过,这种团出去,一半的工夫在商店里,当时他只当她嘴刻薄,现在倒觉得刻薄得有准头。他没接话,王玉婷也没再往下说,低头把地图上那两个圈擦了。 “秦主任走的时候交代我,等你来了,展位交给你守。”王玉婷说,“我翻译,你守。来的人问凤凰,你答,我翻。问不上来的,你就说回去报。” 话说到这儿,过道里过来一对穿冲锋衣的中年夫妻,在展位前站住了,看着宣传画上的山指指点点。王玉婷站起来,换上一副笑脸,迎上去说英文。陈太忠也跟着站起来,站在她身后半步,不知道手往哪儿搁,只好背在身后。那对夫妻问了几句,王玉婷答了,回头跟他说:“问凤凰的山能不能爬,有没有旅馆。” 陈太忠想了想,说:“能爬。旅馆有,凤凰宾馆,三星的。山里还有农家,住一晚上十块钱,管一顿小米粥。” 王玉婷看了他一眼,转回去翻了。那对夫妻听完,笑得很开心,男的掏出一个本子记了些什么,女的拿起一个山核桃木盒,翻来覆去地看,问多少钱。王玉婷说不卖,是送的,送有兴趣的客人。女的捧着盒子连说了好几声谢谢,两口子走了老远还回头冲这边招手。 “小米粥这句我没翻。”王玉婷坐下来说,“翻了人家也不懂,我说的是当地特色早餐。” “十块钱翻了没有?” “翻了。他们说便宜得像在做梦。” 陈太忠乐了,又坐回那把伸不直腿的折叠椅上。王玉婷拿起杯子喝了口水,眼睛看着过道,过了一会儿,忽然说:“礼拜五出了个事,秦主任电话里跟你说了没有?” “没有,我礼拜五在北京取签证,一天都在路上。” 王玉婷放下杯子,把椅子往他这边挪了挪,压低了声音。 “礼拜五上午十点多,来了三个女的,英国人。”王玉婷说,“为首的那个红头发,个子很高,比你还高半头,穿着皮裙子,脸上抹得跟唱戏的一样。她们一来,二话不说,那个红头发一抬手就把这张桌子掀了。” 她拍了拍左边那张折叠桌。陈太忠这才看出来,那张桌子的一条腿是拿铁丝缠过的,缠得很仔细,外面又裹了一层白胶布。 “资料撒了一地,木盒摔坏了两个。”王玉婷说,“她冲我嚷英文,骂人的话,我就不给你翻了。嚷完了,她又换了中文,怪腔怪调的,喊‘叫陈太忠出来’。” 陈太忠没吭声。 “喊了三遍。”王玉婷说,“我说他不在,她不信,要往展位后头钻。我喊了保安,人一来,三个女的就跑了。保安问我认不认识她们,我说不认识。保安问她们找谁,我说找一个还没到的中国人。” 她说完,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陈科,我问你。”王玉婷说,“她们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咱们团里报上来的名单,原先根本没有你,后补的手续礼拜一才走,礼拜三才到大使馆。连我都是礼拜四才知道你要来,她们礼拜五就找上门了。” 陈太忠还是没吭声。他想起凤凰那封匿名信,想起谁在饭桌上说过一嘴,刘立明的儿子在英国读书,开的是好车。这几样东西在他脑子里搅在一起,搅出一个影子,可这影子只是影子,他攥不住,也不能讲。一开口,就是他在外头替人家定罪。 “我也不知道。”陈太忠说。 王玉婷盯着他,盯得他后脖子发紧。她当了几年翻译,跟着领导见过的人多了,谁说的是实话,谁说的是半截话,她大概心里都有数。 “你别惹事。”王玉婷说,“我不管你在国内得罪了谁。秦主任让你来,是守摊儿,不是来打架的。展会还有四天,礼拜二收摊,礼拜三杨副市长他们回来,礼拜四去巴黎。这几天太太平平过去,就是你的功劳。” “我是来守摊儿的。”陈太忠说。 王玉婷又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太老实,反倒让人不放心。可她没再说什么,从桌子底下抽出一个文件夹,打开,里面是一摞打印的英文纸。 “这是展会用的话,二十句。”王玉婷说,“你那二十个词,是让你认东西的;这二十句,是让你张嘴的。今天晚上回宾馆,你先背前十句。” 四点多,来了个穿花呢西装的大个子,红脸膛,说话带着很重的口音,连王玉婷都得竖着耳朵听。他是苏格兰人,做矿山设备的,在宣传画前头站了半天,指着凤凰那座铝厂的照片,问了一长串。王玉婷翻:“他问铝厂一年出多少吨,用的是什么工艺,有没有出口。” 陈太忠脑子里转了转。铝厂的数他记得一个大概,是去年招商办印小册子的时候抄过的。他报了一个数,又补了一句:“工艺我说不清,出口没有,往南方卖。”大个子点点头,又说了一个词,王玉婷还没张嘴,陈太忠已经听出来了。那是二十个词里的第八个,铝。他念不顺的那个。 他没念,伸手从桌子底下的纸箱里摸出一块铝锭的样品,巴掌大,银灰色,沉甸甸的,往桌上一放,拿手指头点了点。大个子愣了愣,拿起来掂了掂,翻过来看底下压的钢印,哈哈大笑,冲他竖了竖大拇指,又冲王玉婷说了一句。 “他说,你比我见过的很多推销员都会说话。”王玉婷说,“你一个字都没说。” 陈太忠心想,笔记本上那行小字总算没白写:铝,指着样品说。 宾馆在展馆边上,走路十分钟,是一栋四层的红砖楼,门口挂着一块铜牌子,擦得锃亮。 团里订的房间大半空着,王玉婷住三楼,他住二楼,房间小得转不开身,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一个衣柜,窗户对着后院的垃圾箱。暖气片是一根细铁管,摸上去温吞吞的,还不如凤凰筒子楼里的煤炉子。他把西装脱了挂好,穿着秋衣坐在床上,冻得直搓手,从箱子里翻出秋裤套上,又把夹克披在身上。 晚饭在宾馆楼下的餐厅吃,王玉婷点的,一人一份,盘子很大,菜很少。一块炸鱼,一堆炸土豆条,边上一小撮绿豆泥,绿得发亮。他尝了一口豆泥,没滋没味,又尝了一口炸鱼,外头的面糊硬得像鞋底子。 “这叫英国国菜。”王玉婷说,“吃惯了就好了。” “你吃惯了?” “没有,我从素波带了一罐辣椒酱,吃了三天,就剩个底了。”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底上剩着一层红油,她拿叉子刮出一点,抹在他那块炸鱼上,又给自己抹了一点。两个人对着那点辣椒酱,把一盘炸鱼吃了个干干净净。土豆条剩了一大半。吃完饭,王玉婷把他叫到大堂角落的沙发上,摊开那个文件夹。 二十句话,一句一行,左边英文,右边中文,最右边一栏是她用铅笔注的音。第一句是“欢迎来到凤凰展位”,第二句是“这是我们的资料,请拿一份”,第三句是“凤凰市在中国北方,人口一百多万”。往下是问价、留名片、约时间。第十九句是“对不起,我听不懂,请稍等,我找翻译”。第二十句是“请离开,否则我叫保安”。 陈太忠看着最后一句,抬头看她。 “这句用不上最好。”王玉婷说,“可得会。礼拜五要是你在,你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说,那三个女的就能把你当猴耍。你会说了,说的是规矩话,她们再闹,那就是她们没规矩。” 她把第二十句念了一遍,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咬。陈太忠跟着学,舌头直打结,“保安”那个词他倒是念顺了,丝扣瑞踢,前头那半句怎么都念不利索。 “你这舌头是铁打的?”王玉婷说。 “凤凰话里没这个音。” “凤凰话里也没有‘丝扣瑞踢’,你不是也念顺了?” 陈太忠没话说,低头接着练。二十多遍下来,王玉婷让他闭着眼睛说一遍,他说了,磕磕巴巴,可意思是对了。王玉婷点了点头,在第二十句后头用铅笔打了个钩。 “前十句今天背完,后十句明天上午背。”王玉婷说,“第二十句睡觉以前再念十遍。” 她合上文件夹,站起来,揉了揉嗓子,往电梯那边去,没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陈科,明天上午我得去趟洗手间,展会的洗手间远,来回得十分钟。那十分钟,展位是你的。”陈太忠说知道了。 王玉婷走到电梯门口,又折回来,站在沙发边上说:“陈科,有句话我先说清楚。我是借调的,干完这一趟就回办公厅。你们凤凰的事,我翻,我记,我不掺和。团里谁跟谁不对付,我不想知道,你也别跟我说。” “我不说。”陈太忠说。 “那就好。”王玉婷说,“我爸在素波机床厂干了三十年钳工,他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干活的人,手上的活干好了,嘴上的话就少了。我觉得这话对。” 她说完,冲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回到房间,他把那张纸摊在床上,趴着背。窗外的垃圾箱边上有两只猫在打架,叫得跟婴儿哭一样。暖气片咔咔地响了两声,彻底不热了。他把被子裹在身上,一直背到十一点,前十句能背下来了,第二十句念了十遍,又多念了五遍。 关灯以前,他看了看手背。那个红“阅”字洗了两天,到这会儿只剩下一点浅浅的印子,横平竖直还能认出来。他拿另一只手的拇指在上头来回搓了半天,印子还在,也就算了,伸手拉了灯绳。夜里三点,他醒了。 醒得很彻底,眼睛一睁就跟大白天一样,一点困意都没有。他躺在那张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路灯透进来的一道黄光,算了算,凤凰这会儿是上午十一点,他这个钟点在317,该是端着茶缸子看谢向南递过来的报销单。人到了英国,肚子里那只钟还在凤凰走。 他翻来覆去躺不住,干脆坐起来,开了床头的小灯,把王玉婷那张纸拿过来,从第一句背到第二十句,背完了,又倒着背了一遍。倒着背比顺着背难,背到第十四句又卡住了,那个“联系方式”他念得跟绕口令一样。 背累了,他从箱子里摸出那个剩下的馒头,在手里掂了掂,硬得能砸核桃,掰不开。他把馒头放回去,又摸出那本英汉词典,翻到“辫子”那个词,盯着看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翻这个词,翻完了,又合上了。 窗外的猫不打架了,后院里静得能听见雨水从屋檐往下滴。五点多,他才又迷糊过去。 礼拜天早上八点,早饭在宾馆楼下吃,王玉婷先到,已经替他端好了一盘,里头摆着两根香肠、一个煎蛋、半个烤西红柿、一勺烩豆子、两片炸面包,还有一片黑乎乎的圆东西,切得很薄,边上焦了。他拿叉子戳了戳那片黑的,问这是什么。 “血肠。”王玉婷说,“猪血和燕麦做的。” “跟咱们的灌血肠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两个味道。”王玉婷说,“你尝尝就知道了。” 陈太忠尝了一口,嚼了两下,脸皱成一团,硬咽下去,赶紧拿茶冲。茶是红茶,里头加了奶,他又皱了一回脸。王玉婷在对面低着头吃她的煎蛋,肩膀一耸一耸的。那盘烩豆子倒是不难吃,甜的,番茄汁煮的,他拿炸面包蘸着吃了。香肠也凑合,就是肉少面多。他把血肠拨到盘子边上,王玉婷看见了,伸叉子叉走,自己吃了。 “你吃得惯?”陈太忠问。 “吃不惯,可扔了心疼,一份早饭要四镑多,换成钱,在素波能吃半个月的豆浆油条。” 陈太忠一听,又把盘子边上剩下的那半个西红柿也吃了。展馆里上午人不多。 洋人礼拜天要去教堂,王玉婷说的,一到十一点以后人才多起来。陈太忠八点半就到了展位,把桌上的白布抻平,资料码齐,山核桃木盒摆成两排,摆好了又觉得太整齐,像供销社的柜台,又打乱了重摆。王玉婷九点到,手里端着两个纸杯,咖啡是她自己的,热水是给他的。 “咖啡你喝不惯。”王玉婷说,“昨天晚上我看你吃炸鱼的样子,就知道你什么都喝不惯。” “谁说的?” “你那脸说的。” 陈太忠端着热水,一口一口地喝。水是展馆里的饮水机接的,有点漂白粉味儿。他把后十句拿出来,嘴里默念着,隔一会儿就看一眼过道,来个人就把纸往桌子底下一塞,站起来说第一句:欢迎来到凤凰展位。 来了三拨人,第一拨是两个学生,拿了资料就走;第二拨是个卖轴承的意大利人,跟王玉婷聊了十分钟,留了张名片;第三拨是个老太太,什么都没问,只把那堆木盒一个一个地拿起来凑到鼻子底下,挨个儿闻过,说了一句话。 “她说什么?” “她说这木头的味道,像她小时候她爷爷的烟斗。”王玉婷说。 老太太走了,陈太忠拿起一个木盒凑近了,没有烟斗的味儿,只闻出凤凰后山的味儿,潮乎乎的,带点松油。他想起小孙在招商办里打磨这些盒子的样子,一张砂纸磨得只剩个布底子,手指头上全是倒刺。十点二十,王玉婷站起来,说:“我去趟洗手间。” “去吧。” “十分钟。”王玉婷说,“有人问,你就说第一句,然后说第十九句,等我回来。” “知道。” 王玉婷往过道那头走了,高跟鞋的声音嗒嗒地远了。陈太忠坐回那把伸不直腿的折叠椅上,把纸掏出来,接着背第十四句。第十四句是“这是我的名片,欢迎联系”,他背到一半,听见过道那头传来一阵笑声,笑得很响,还有高跟鞋踩地的声音,乱糟糟的,不止一双。 他抬起头。 三个女人从过道那头走过来,并排着走,把过道占满了。走在中间的那个个子很高,一头红头发烫成大卷披在肩上,粉抹得很重,嘴唇涂得血红。她穿着一件黑皮夹克,下身一条超短皮裙,黑丝袜,脚上一双细跟高跟鞋,跟足有半拃高。另外两个一个金头发,一个黑头发,穿得差不多,手里都夹着烟,展馆里不让抽烟,她们夹着,也没点。 陈太忠看着她们走近,心里咯噔了一声。王玉婷说过,为首的红头发,很高,比你还高半头。 红头发在展位前头站住了,斜着眼睛看那块中英文的牌子,看了好一会儿,又斜着眼睛看他。她的眼睛是灰绿的,眼线描得很粗,一直描到太阳穴上,看人的时候眼皮半耷拉,嘴角往上翘,满脸是刺。 她把牌子上的英文念了一遍,念得拖腔拖调,念到“凤凰”两个字的拼音,故意念成了一个怪音,身后那两个女人哈哈地笑。然后她换了中文,说得怪腔怪调,每个字都咬不准,调子全是歪的,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个个清楚。 “中国,凤凰市?”红头发说。 陈太忠没说话。 红头发冷笑了一声,往前探了探身子,两只手撑在桌沿上,把那张白布按出两个坑。她身上的香水味冲得陈太忠鼻子发痒,那香水里还混着烟味儿和一点酒味儿。她盯着他的脑袋看了看,又回头冲那两个女人挤了挤眼睛,转回来,一字一顿地说: “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辫子?” 那两个女人笑得弯下了腰。陈太忠的英文听得懂一半,她的中文他全听懂了。“辫子”这两个字,她咬得最准,大概是专门练过的。火从脚底板往上冲。 冲到胸口,冲得他耳朵根发烫,冲得他撑在大腿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他从小在凤凰长大,听老人讲过清朝的辫子,听语文老师讲过鲁迅写的辫子,听老张头在传达室里骂过八国联军,骂得唾沫星子乱飞。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人站在他面前,当着他的面,用他的话,问他为什么没有辫子。 他坐着没动。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吴言的声音,冷冷的,平平的,礼拜三上午电话里那句话:到了外头,人家问什么,你都说回去报。别替凤凰许愿,也别替谁拍胸脯。接着冒出来的是王玉婷昨天下午那句:秦主任让你来,是守摊儿,不是来打架的。 两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了两圈,转得那股火退下去一截。退下去的那一截没灭,压在胸口底下,烧得他嗓子眼发干。他把两只拳头松开,平放在大腿上,抬起头,看着红头发那双灰绿的眼睛。 他张嘴说了一句英文。是第二十句。昨天晚上念了十五遍,今天早上又念了五遍,他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送,舌头还是打结,可每个字都送出来了: “Please leave. Or I call security.” 请离开,否则我叫保安。红头发愣了愣。大概是没想到这个没辫子的中国人会说英文,还说的是这么一句。她身后那两个女人也不笑了,互相看了看。展馆里很安静,旁边德国人的展位上,一个穿灰毛衣的大胡子正在擦他的机器,这会儿也停了手,往这边看。 红头发的脸色变了。她撑在桌沿上的两只手抬起来,嘴里骂了一句,骂得很快,陈太忠听出来里头有个词,昨天王玉婷说过“骂人的话就不给你翻了”,大概就是这个。骂完了,她一抬手,抓住桌布的一角,连桌子带布往上一掀。折叠桌翻了。 桌上的东西全飞了出去。资料散了一地,有几张飘到过道对面去了;山核桃木盒滚得到处都是,有两个摔开了盖子;王玉婷那个印着“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搪瓷杯子砸在地上,咣当一声,磕掉了一大块瓷,杯子里的半杯茶泼了出来;他自己那个纸杯也翻了,热水洒在白布上,又顺着白布流到水磨石地上,汪了一大摊。 另外那张桌子上的一个暖水瓶也被桌子腿带倒了,瓶胆碎了,哗啦一声,一地的玻璃碴子,一地的热水,冒着白气。陈太忠站了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抵到了宣传画的架子上。两只手抬起来,举在胸前,手掌朝外,摊开。这是个什么意思,他自己也说不清,大概是告诉人家:我没动。 红头发还要往前冲。她绕过翻倒的桌子,伸着手往他这边扑,嘴里还在骂。她扑的那一步,细高跟正好踩在那摊热水上。水磨石地面本来就滑,泼了茶水,又泼了暖瓶里的水,滑得跟抹了油一样。她的右脚往前一出溜,左脚跟不上,整个人往后一仰,两只胳膊在空中乱抓,什么都没抓着,扑通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坐下去还不算完,她往后一倒,后脑勺差点磕在翻倒的桌子腿上,好在那个黑头发的女伴伸手拽了她一把,拽住了她的皮夹克领子,没磕着。膝盖上的丝袜破了个大口,皮裙湿了半截,一头红卷发散开了,粉底下的脸涨得通红。 陈太忠没动。他就那么站着,背靠着宣传画的架子,两只手举在胸前,扯着嗓子喊了一声:“Security!”喊得很响,凤凰口音,丝扣瑞踢,在空旷的展馆里撞出了回声。 旁边德国展位上那个穿灰毛衣的大胡子也扔下了手里的抹布,冲着过道那头大声嚷英文,嗓门比陈太忠还大,一连喊了好几声。过道对面一个卖瓷砖的印度人也站起来了,往这边张望。 红头发被两个女伴架着胳膊拽起来,一只鞋掉了,她单腿立住,手指头戳向陈太忠,换了中文,怪腔怪调地冲他喊: “陈太忠!你,等着!” 陈太忠心里又咯噔了一声。她叫出了他的名字,三个字都咬得很准,比“辫子”还准。 这时候过道那头跑过来两个穿制服的保安,一胖一瘦,胖的那个边跑边拿对讲机说话。三个女人一看保安来了,红头发也顾不上找鞋了,光着一只脚,被两个女伴架着往另一头跑。瘦保安追上去,伸手拦住了金头发,被她一甩胳膊挣脱,三个人拐过一个展位,不见了。 胖保安没追,站在展位前头,看了看满地的狼藉,又看了看陈太忠,问了句什么。陈太忠听懂了一半,大概是问“你没事吧”。他摇摇头,又指了指地上,说了一个词:“She……”说了一个词就卡住了,下面的话他一句都不会。正卡着,王玉婷从过道那头跑回来了。 她是一路跑回来的,高跟鞋嗒嗒嗒地响,跑到展位跟前,一看满地的玻璃碴子、资料、木盒、茶水,还有那只孤零零躺在水里的红色高跟鞋,脸刷地白了,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 “又来了?”王玉婷说,声音都变了调。 “又来了。”陈太忠说,“三个,红头发那个,跟你说的一样。” “你……”王玉婷看着他,从头看到脚,“你动手没有?” “没有。” “碰着她没有?” “没有。她自己踩着水滑倒的。”陈太忠说,“我离她两步远,手一直举着。” 王玉婷又看了他两眼,大概是在他脸上找什么,找了半天,没找着。她深吸了一口气,弯腰就要去捡地上的资料。 “先别收拾。”陈太忠说。 王玉婷的手停在半空。 “先别动。”陈太忠说,“地上什么样,让保安看清楚。你跟保安说,请他登记,把现场记下来,写清楚桌子是谁掀的,水是谁泼的,人是怎么倒的。” 王玉婷看着他,看了两秒钟,没再问,转身跟胖保安说英文。 她说得又快又清楚,一边说一边比画:翻倒的桌子,指地上那摊水,指那只红高跟鞋,指过道那头三个女人跑走的方向。胖保安听着,脸上的表情慢慢严肃起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拿圆珠笔记了几行,又拿对讲机又说了几句,过了没多大会儿,瘦保安回来了,摇着头,大概是没追上。 陈太忠站在旁边,看着胖保安记。他又想起一件事,凑到王玉婷耳边说:“旁边那个德国人,他全看见了。他还帮着喊保安了。”王玉婷点头,走到德国展位跟前,冲那个大胡子说了几句。大胡子一听,连连点头,把抹布往肩上一搭,大步走过来,站在保安跟前,比画着说开了。他说一句,王玉婷就给陈太忠低声翻半句。 “他说他看见了,红头发先说了一句很无礼的话,关于头发的。” “他说你说了一句请她离开,说得很礼貌。” “他说红头发掀了桌子,往你这边冲,自己踩着水滑倒了,你一直站着没动,两只手举着,像在投降。” 翻到“投降”两个字,王玉婷顿了顿,看了陈太忠一眼。陈太忠没吭声,脸上有点发热,又觉得投降就投降吧,投降的人站着,掀桌子的人坐在地上。大胡子说完,在陈太忠肩上拍了两巴掌,说了一句英文,王玉婷翻:“他说,他在中国做过两年生意,在上海,他懂‘辫子’是什么意思。他说那个女人很坏。” 陈太忠冲大胡子点点头,用第二十句以外的第一句说:“Thank you.”大胡子乐了,又在他肩上拍了拍。胖保安记完了,把本子递给王玉婷看。王玉婷看了一遍,指出两处,胖保安改了。然后王玉婷从文件夹里抽出两张白纸,垫在那张没翻的桌子上,拿钢笔开始写。 她写的是英文,写得飞快,一行一行,字母连成一串。写一段,念给胖保安听,胖保安点头,她接着往下写;隔一段,又翻成中文念给陈太忠听,陈太忠点头,她再写。大胡子站在边上,有时候插一句,补一个细节,她就添上一句。陈太忠听她翻的中文,一句一句地对。 “十二月某日上午十时二十五分左右,三名女性来到C区四十七号凤凰市展位……” “为首者红发,身高约一米八,使用侮辱性言语……” “展位工作人员陈太忠以英语要求其离开,并表示将呼叫保安……” “该女子掀翻展桌,致使物品损坏,并向陈太忠方向冲去,因踩到地面积水滑倒……” “陈太忠全程未与该女子发生身体接触……” “该女子离开前以中文喊出陈太忠姓名,并称‘你等着’……” 王玉婷念到最后一句,抬头看他:“这句要不要写?” “写。”陈太忠说,“她说了,就写。” 王玉婷低头写上了。 写完了,一式两份,她念了最后一遍。胖保安在底下签了名字,写了工号;大胡子签了名字,写了他的公司和展位号;王玉婷签了名字,注明“翻译”;最后是陈太忠。他拿着钢笔,在那串英文底下签了“陈太忠”三个汉字,签完了,又在边上照着王玉婷教的,歪歪扭扭地写了一遍拼音。 胖保安拿走一份,说要交给展会的安保办公室存档,又说那三个女人展会要查,真是她们,以后就不许进场。王玉婷翻完,陈太忠说谢谢,胖保安冲他敬了个不太标准的礼,走了。另一份留给陈太忠。他把那两张纸折了两折,叠成巴掌大的一块,解开西装扣子,放进内兜,跟护照搁在一起,又把扣子扣上,拿手掌按了按。 这才弯腰收拾。王玉婷蹲下去捡资料,他去扶那张折叠桌,腿又断了,就是礼拜五王玉婷拿铁丝缠过的那一条,铁丝崩开了,胶布耷拉着。他蹲下来,把铁丝重新拧上,拧得比原来还紧,又找王玉婷要了胶布,一圈一圈地缠。 暖水瓶的玻璃碴子他用两张硬纸板一点一点地铲起来,倒进展馆的垃圾桶里。地上的水拿王玉婷包里的纸巾去吸,总也吸不干,大胡子从他展位上拿来一块大抹布,扔给他。陈太忠跪在地上擦了半天,才把那摊水擦干净。 那只红高跟鞋他捡起来,拎在手里看了看,鞋跟又细又高,鞋底是新的,没怎么穿过。他把鞋交给瘦保安,对方愣了愣,接过去,大概是要送失物招领。山核桃木盒摔坏了三个,盖子掉了,合页崩了。王玉婷把坏的挑出来,放进纸箱里,心疼得直咂嘴,说这都是小孙一个一个磨的,礼拜五坏了两个,今天又坏了三个。 “回去跟小孙说,是英国人摔的。”陈太忠说,“他听了说不定还高兴,英国人都知道他的盒子了。” 王玉婷瞪了他一眼,瞪完了,自己也没忍住,笑了一声。笑完了,她蹲在地上,看着那个磕掉瓷的搪瓷杯子,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杯子上“办公厅”那三个字磕掉了一个“厅”字,只剩下“省人民政府办公”。 “这杯子我用了五年。”王玉婷说。 他坐回那把折叠椅上,端起王玉婷又给他接的一杯热水,喝了一口,这才发觉自己的手在抖,不厉害,可杯子里的水面一圈一圈地晃。他把杯子放下,两只手在大腿上来回地搓,裤子沙沙响,好一会儿,才把那股劲搓下去。刚才那会儿他没觉得怕,这会儿也说不上是怕,是火压得太久,压出来的后劲。 他看了看手背。那个红“阅”字还剩一点浅印子,横平竖直。任娇写的时候说“新课验收了”,他当时还贫了一句。今天这一课,没人给他写字,可他觉得自己也算是交了一份作业。王玉婷在旁边整理那叠资料,眼睛没往他这边看,嘴上说了一句:“喝完了再接,饮水机就在那边。” 收拾到一半,一个年轻人从过道那头溜达过来,在展位前头站住了。 二十七八岁,瘦,高,一头浅黄的头发剪得很短,穿一件灰色的粗呢外套,围着一条格子围巾,胸前挂着展会的牌子。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看陈太忠跪在地上缠桌子腿,看王玉婷蹲在地上捡木盒,看了半天,忽然冲陈太忠竖起了大拇指。 “Chinese kung fu!”年轻人说,“Very good!” 这句陈太忠听懂了。中国功夫,好棒。他手里攥着那卷胶布,抬头看着这个洋人,脸上没什么表情,用中文说:“我没打人。”说完了才想起来人家听不懂,扭头去看王玉婷。她站起来,把这句翻了过去。年轻人一听,咧嘴笑了,笑得很开心,露出一口白牙。他说了一串,说得不快,像是知道这边要翻,一句一顿。 王玉婷翻:“他说,我知道,我全看见了。所以我说,你处理得好。他用的那个词,是处理。他说他刚才那句‘中国功夫’是开玩笑的,他说真正的功夫,是不动手。”陈太忠愣了愣,把胶布放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年轻人伸出手,陈太忠握了。手是热的,握得很实在,握完了还晃了晃。 “汤姆。”年轻人指着自己,接着说了一串。 王玉婷翻:“他叫汤姆,在一位伯明翰市议员的办公室里做助理。他老板派他来展会转转,看看有没有可以合作的机会,特别是从中国来的。他说他在这儿转了三天了,礼拜五也来过,礼拜五那场他也看见了,当时就我一个人。”汤姆冲王玉婷点点头,又说了几句,王玉婷翻的时候,声音有点发紧。 “他说,那个红头发叫劳拉,在本地有点名气。不是什么好名气。”王玉婷说,“他说她不是自己要来的,是有人付钱让她来的。一百镑,或者两百镑,她这种人,有钱就干。” 陈太忠的眉头皱起来。 “问他,谁付的钱。”陈太忠说。 王玉婷翻过去。汤姆耸了耸肩,两只手一摊,说了几句。王玉婷翻:“他说他不知道是谁。他只知道付钱的人是个中国人,年轻,在伯明翰读书,开一辆很贵的车。他说劳拉在酒吧里吹过牛,说有个中国阔少爷给她钱,让她来展会找一个姓陈的出气。别的他就不知道了。” 翻完了,王玉婷没吭声,转过脸来看了陈太忠一眼,看得很深。昨天下午她问过“她们怎么知道你的名字”,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会儿汤姆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年轻,中国人,读书,好车,阔少爷,姓陈的。她大概也在心里拼出了一个影子,拼出来了,也没说出口。 陈太忠也没说。他脑子里那个影子更清楚了,清楚得能看见眉眼。可他想起吴言那句话:到了外头,别替谁拍胸脯。替谁定罪,跟替谁拍胸脯,是一回事,都是拿嘴替人家做主。 “谢谢他。”陈太忠说,“你跟他说,谢谢他告诉我们这些。” 王玉婷翻了。汤姆摆摆手,说不客气,又低头看那堆山核桃木盒,弯腰拿起一个,翻来覆去地看,凑到鼻子底下嗅了嗅,眼睛亮了,冲王玉婷问了句什么。 “他问这是什么木头。”王玉婷说。 “山核桃。”陈太忠说,“凤凰后山上长的,秋天打核桃,冬天砍枝子。招商办一个小伙子做的,一个一个磨出来的,没上漆,就上了一层蜂蜡。” 王玉婷翻得很仔细,连“蜂蜡”都翻出来了。汤姆听完,把盒子捧在手心里,又闻了闻,说了一句。 “他说他母亲会喜欢的。他母亲喜欢木头的东西,家里的柜子全是她自己刷的漆。” “送他。”陈太忠说,“挑个好的,没摔的。” 王玉婷挑了一个,盒盖上“凤凰”两个字烫得最正的,递了过去。汤姆接在手里,连说了三遍谢谢,小心翼翼地揣进外套口袋里,又拍了拍口袋。然后他从外套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陈太忠。递名片用双手,大概是在哪儿学的中国规矩,学得有点生硬,腰也跟着弯了弯。 陈太忠接过来,名片上全是英文,他认出来一个词,是二十个词里的第四个,联系方式。汤姆又说了一长串,这回说得慢,王玉婷翻得也慢。 “他说,他老板有个朋友,叫哈里斯,是德比市的议员,在德比管对外交流。德比离伯明翰不远,坐火车四十分钟。他说哈里斯议员这两年一直对中国内地的城市有兴趣,不是沿海的那几个,是内地的,中等的,有工业的。他看了咱们的资料,凤凰有煤,有铝,有一百多万人,他觉得哈里斯议员可能会感兴趣。” “他说,如果你们愿意,他可以替你们约个时间,去德比,正规地拜会一次。不是吃饭,是去市政厅,正式见面。” 王玉婷翻完,脸上有点压不住的东西,看着陈太忠,等他说话。陈太忠低头看着那张名片,看了好一会儿。他心里不是不动。德比,市议员,市政厅,正规拜会。他来英国之前,秦连成在电话里说的是“去守摊儿”,守摊儿的人,守到最后能守出一个市政厅来,换了谁心里都得蹦两下。 可他想起吴言那句话,想得很清楚,一个字一个字的:到了外头,人家问什么,你都说回去报。 “谢谢。”陈太忠说,“你跟他说,这件事我做不了主。我回去报给我们秦主任,由他决定。秦主任这几天在伦敦,我今天晚上就给他打电话。” 王玉婷看了他一眼,有点意外,又有点别的。她转过去翻了。汤姆听完,没有失望的样子,反倒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说了一句话,说完了还冲陈太忠眨了眨眼睛。 王玉婷翻的时候,自己也笑了:“他说,中国人都这么说,他懂。他说上回有个上海来的团,领队也是这句话,回去报,过了半年,真来了。他说‘回去报’这三个字,他现在会说中文了。” 汤姆果然用怪腔怪调的中文说了一遍:“回、去、报。”陈太忠乐了,王玉婷也乐了。旁边德国展位的大胡子不知道他们乐什么,也跟着乐。 汤姆又跟王玉婷交代了几句,留下了他办公室的电话,说礼拜一、礼拜二他都在展会上,到了收摊那天,他老板也许会来转一转。说完,冲两个人挥了挥手,揣着那个山核桃木盒,溜达着走了。走出去老远,陈太忠看见他把盒子又掏出来,边走边闻。 王玉婷把那张名片拿过去,正反面看了一遍,拿钢笔在背面用中文标上“汤姆,议员助理,德比哈里斯”,标完了,还给陈太忠。 “陈科。”王玉婷说。 “嗯?” “你刚才那句‘回去报’,说得好。” 陈太忠把名片也放进内兜,跟那份笔录、护照搁在一起。西装内兜鼓起来一块,他拿手按了按,说:“有人教得好。”王玉婷问谁教的,他没答,弯腰把最后几张资料捡起来,码齐了,放回那张缠了铁丝的桌子上。 中午他们没去餐厅,王玉婷去展馆的小卖部买了两个三明治、两瓶水。三明治是火腿夹生菜,面包硬邦邦的,陈太忠想起小于那句“面包硬,饿了别挑”,三口两口吃完了,又把王玉婷剩下的半个也吃了。 吃完三明治,德国展位的大胡子溜达过来,手里捏着一包烟,冲陈太忠扬了扬,又指了指展馆的侧门。 陈太忠明白了,跟着他出了侧门,外头是个小院子,墙根底下摆着一个铁皮烟灰桶,几个各国的展商缩着脖子围着它抽烟。大胡子递过来一根,陈太忠摆摆手,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盒大前门,就是在素波机场被安检员翻出来的那两盒里的一盒,拆开,抽出一根递给大胡子。 大胡子接过去,看着烟盒上的天安门城楼,眼睛一亮,说了句什么,陈太忠听不懂,就看他点着了,深深吸了一口,咳了两声,又吸了一口,冲他竖大拇指。 两个人语言不通,就那么站着抽烟。大胡子比画着说上海,说外滩,说黄浦江上的船,又比画着吃饭,拿两根手指当筷子往嘴里扒拉几下,再拍拍肚子。陈太忠就跟着比凤凰的山,比画煤矿往下挖,比画铝锭往上码。比画到后来,两个人都乐了。 一根烟抽完,陈太忠把剩下那半盒大前门塞进大胡子的毛衣口袋里。大胡子推了两下,收了,拍拍口袋,用德国腔的英文说了一句,陈太忠这回听懂了,是“谢谢”。 下午人多起来了,来来往往的洋人在展位前头站一站,拿一份资料,问几句。陈太忠站在桌子后面,一句一句地说他背的那二十句,说不下去了就说第十九句,等王玉婷来翻。说到后来,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已经能张嘴就来,凤凰在中国北方,人口一百多万,说得磕磕巴巴,可说完了,人家都点头。 有一回,一个拿拐棍的老头听完他那句“凤凰在中国北方”,问了一句什么,王玉婷翻:“他问北方是不是很冷。” “冷。”陈太忠说,“比这儿冷。可我们屋里有煤炉子,比这儿的暖气热乎。” 王玉婷翻完,老头哈哈大笑,说他住的那栋老房子的暖气也不行,冬天得穿两件毛衣睡觉。临走,老头拿了一份资料,又拿了一个木盒,一瘸一拐地走了。 “你这嘴,”王玉婷说,“翻译都替你着急,又怕你不说,又怕你乱说。” “我乱说了?” “没有。”王玉婷说,“说的都是实话。这东西最难翻。” 快闭馆的时候,王玉婷去了一趟展会的安保办公室。 她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张纸,是保安那边的登记编号,一串字母加数字,她抄在笔录复印件的右上角,又抄了一遍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她说安保办公室的主管看了笔录,说那三个女人上礼拜五就登记过一回了,这回是第二回,展会已经通知了门口查证件的,明后两天再见着她们,直接请出去。 “主管还问了一句。”王玉婷说,“问你是不是练过什么,站得那么稳,一步都没往前迈。” “你怎么说?” “我说你练过。”王玉婷说,“练的是不动。” 陈太忠想了想,觉得这句翻得好,比他自己能说出来的好。傍晚六点,展馆的广播用英文说了一遍,又换了两种他听不出来的话各说一遍,意思是今天闭馆了。 王玉婷把资料收进纸箱,木盒数了数,还剩四十一个,也码进箱子,拿胶带封好,塞到桌子底下。陈太忠把那个磕掉瓷的搪瓷杯子用报纸包了,递过去,王玉婷接了,塞进了自己的手提包里。 出了展馆,天早黑透了,雨停了,地上湿漉漉的,路灯照得一片一片亮。风是湿的,往脖子里钻,比凤凰的风软,可冷得往骨头缝里去。陈太忠把西装领子竖起来,还是冷,后悔没把夹克带出来。 “今天不吃炸鱼了。”王玉婷说,“带你去个地方。” 她领着他拐了两条街,路边一排矮房子,有理发店,有洗衣店,有一家亮着红灯笼的小铺子,门脸窄窄的,玻璃窗上贴着红纸,写着四个毛笔字:“粤港小食”。 推门进去,热气迎面扑过来,扑得陈太忠脸上发烫。热气里有米饭的香,有酱油的香,有烧鸭的油香,还有八角桂皮的味儿。他站在门口,鼻子使劲吸了两口,吸得王玉婷在后头推了他一把。 铺子里摆着四张小方桌,墙上挂着一块黑板,用粉笔写着菜名,中文一行,英文一行。柜台后面站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矮矮胖胖,系着一条油乎乎的白围裙,一看见他们,咧嘴就笑,说了一句广东话。王玉婷用普通话说:“老板,两份叉烧饭,一份青菜,两碗例汤。” “得嘞,普通话我识听。”老板换了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大陆来的?展会那边的?” “凤凰的。”陈太忠说。 “凤凰?”老板想了想,摇摇头,“没听过。北边的?” “北边的。” “北边冷啊。”老板说,“快坐,饭马上好。” 饭真是马上好了。一大盘白米饭,上头铺着七八片叉烧,红边,肥瘦相间,浇着一勺甜甜的酱汁;一碟菜心,油汪汪的,蒜蓉炒的;两碗萝卜排骨汤,面上漂着油花。 陈太忠低头扒了一大口饭。米是泰国香米,又软又香,跟凤凰的大米不是一个味儿,可那是米。他嚼着,觉得这两天在肚子里打转的那块硬面包、那块炸鱼、那点没滋没味的绿豆泥,终于被这一口米饭压下去了。他埋着头接着扒,一句话不说,扒了小半盘。 王玉婷在对面吃两口自己的,看他一眼,嘴角往上翘。 “你这吃相,”王玉婷说,“跟我刚来那天一样。” 老板端着一壶茶过来,给两个人一人倒了一杯,没走,靠在旁边的桌子上,看着陈太忠吃,脸上带着一点得意,像是看自己家孩子吃饭。 “几天没吃米了?”老板问。 “三天。”陈太忠嘴里塞着饭,含含糊糊地说,“从北京上飞机算起。” “三天,不算长。”老板说,“我刚来那年,七一年,一个月没吃上米。那时候伯明翰没几家唐人的铺子,我在一个英国人的饭馆里洗盘子,天天吃土豆,吃到后来,看见土豆就想吐。” 陈太忠把饭咽下去,喝了口汤,问:“您是香港来的?” “新界的。”老板说,“来了二十六年了,儿子在这边生的,孙子也在这边生的,中文都讲不来,只会一句‘阿爷,我饿’。” 王玉婷笑了,陈太忠也笑了。老板也跟着咧嘴,过了一会儿,又看了看陈太忠,忽然说:“下午展会那边是不是出了点事?我隔壁洗衣店的印度佬说,展馆里有个中国人跟英国女人吵起来了,桌子都翻了。”陈太忠放下筷子,看了王玉婷一眼。 “没吵。”陈太忠说,“她来闹,我叫了保安。” “那就是你了?”老板说,“印度佬说那个女人问那个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辫子。” “问了。”陈太忠说。 老板不说话了,靠在桌子上,看着窗户外头的路灯,看了好一会儿。 “我阿爷那辈,是留辫子的。”老板说,“在新界种田,留着辫子,后来剪了,剪的时候哭了一场。我阿爸那辈,在香港,英国人管着,见了洋人要低头。我来了英国,头二十年,也有人问我辫子在哪儿。我不吭声,我在后厨洗盘子,我能怎么吭声?” 他转过脸来,看着陈太忠,眼睛有点红,可脸上还是笑着的。 “后生仔,你叫保安,叫得好。”老板说,“叫保安,是讲规矩。她跟你不讲规矩,你跟她讲规矩,那她就输了。你要是打了她,那就是你输了,报纸上就写中国人打英国女人,谁管她问了你什么。” 陈太忠端着汤碗,半天没说话。老板这番话跟吴言说的不一样,跟王玉婷说的也不一样,可又像是一回事,从三个方向绕过来,绕到同一个地方。 “老板,再来一份叉烧。”王玉婷说,“他没吃饱。” “这份不收钱。”老板说着,已经转身往柜台后头去了,“今年七月香港回归了,我请大陆来的后生仔吃一份叉烧,应该的。” 第二份叉烧端上来,比第一份还多,肥瘦相间,油光锃亮。陈太忠吃了,吃得干干净净,连盘子里的酱汁都拿米饭擦了。王玉婷要付钱,老板只收了第一份的,第二份怎么都不肯收。临走,老板把他们送到门口,说:“后生仔,在这边受了气,就来吃饭。我这儿的米,管够。” 出了门,风还是冷的,可肚子里热乎了,冷风灌进脖子里,也不那么难受了。王玉婷走在前头,走了一段,回头说:“陈科,这家我礼拜三就发现了,一个人来吃了三回。团里的人我没告诉。” “为什么不告诉?” “告诉了,他们一来,老板就不送叉烧了。”王玉婷说,“人家送你,是因为你叫了保安。送他们,送什么?” 夜里十点多,宾馆大堂里只剩下前台一个值班的小伙子。 大堂角落里立着一部投币电话,红色的,铁皮外壳,听筒用一根包着钢丝的线拴着。陈太忠在前台换了一把硬币,一镑的,沉甸甸的,揣在西装口袋里,坠得口袋往下耷拉。前台的小伙子问他打哪儿,他说中国,小伙子耸耸肩,又多给他换了一把,说中国很远,硬币要很多。 他先打伦敦。秦连成他们住的那家宾馆,电话号码是王玉婷给的。总机接起来,说了一串英文,他说出秦连成的名字,说了三遍,总机才明白,把电话转到房间里。铃响了七八声,秦连成接了,嗓子里带着酒气,大概刚从饭局上回来。 “喂?谁?” “秦主任,我,陈太忠。” “太忠?”秦连成的声音立马精神了,“到了?签证顺不顺?我礼拜五打了一天电话,打到凤凰,谢向南说你走了,又打驻京办,人家说你取完签证就上飞机了。我这心一直悬着。” “顺。”陈太忠说,“三点差五分取的。礼拜六下午到的伯明翰,见着王玉婷了。” “好。”秦连成说,“展位怎么样?” 陈太忠把礼拜天上午的事说了一遍。从“辫子”说起,说到第二十句,说到掀桌子,说到她自己踩水滑倒,说到他喊保安,说到德国人作证,说到王玉婷翻笔录,三个人签字,保安存一份,他留一份。他说得很慢,一样一样地说,没添一个字,也没漏一个字。硬币一枚一枚地往里投,每落下去咣当一声,听筒里就嘀一声。 秦连成在那头一句没插嘴,听完了,半天没吭声。 “你没动手?”秦连成问。 “没动。” “碰都没碰?” “没碰。离她两步远,手举着。” 听筒里传来秦连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的声音,出完了,又不说话了,听筒里能听见他那边有人在走廊里说笑。 “你做得对。”秦连成说,“太忠,你做得对。别的我来。明天上午你让王玉婷把那份笔录传真到我这边来,宾馆前台有传真机,号码她有。我先看看,然后报给杨市长。还有,你们俩找个时间,去当地警察局备个案,笔录、保安的记录都交上去。人家管不管是人家的事,咱们报了,就是咱们的理。” “知道了。” “还有别的事没有?” 陈太忠把汤姆的事也说了。议员助理,德比,哈里斯议员,对内地城市有兴趣,正规拜会,市政厅。他把汤姆那张名片掏出来,照着王玉婷在背面标的中文念了一遍。 “我跟他说,我做不了主,回去报给您。”陈太忠说。 电话那头又没声了。这回沉默得比刚才还长。陈太忠攥着听筒,看着电话机上的数字一格一格地往下跳,又往里投了一枚硬币。 “名片你收好。”秦连成终于说,“这事我想想,明天给你回话。你那句话说得对,你做不了主。我也做不了主,可我能想想。” “好。” “还有,”秦连成的声音软下来,“你嫂子让你给我捎东西没有?” “捎了。”陈太忠说,“降压药,秋裤,两双厚袜子,还有一包山楂片。冯姐说你出门一着急就忘了吃药。” “降压药我礼拜五就吃完了。”秦连成说,“我说怎么这两天老头晕,喝了两杯就上脸。” “那我明天给你寄过去?” “寄什么寄,英国的邮局比咱们还慢。”秦连成说,“你先揣着,过两天说不定就用上了。” 陈太忠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还想问,秦连成那边已经说“就这样,长途贵,挂了”,咔嗒一声挂了。他把听筒放回去,看了看口袋里剩下的硬币,还有一大把。 他又拿起听筒,换了一把硬币捏在手里,拨了一长串号码。国际长途,中国,凤凰,横山区委。这串号码他在凤凰的时候就抄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上,抄了一个礼拜,一回都没拨过。 伯明翰这会儿是礼拜天夜里十一点,凤凰是礼拜一早上七点。区委总机接起来,是个女的,嗓子还没睡醒。他说找吴书记,总机问哪位,他说招商办陈太忠,从英国打来的。总机愣了愣,说吴书记七点半到,你等等,我先转书记办公室试试。 听筒里一阵嘟嘟声,又一阵沙沙声,线路里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炒豆子,噼里啪啦地响。他又往里投了两枚硬币。转了两道,第三道接通了。 “喂。” 是吴言。声音平平的,冷冷的,跟她坐在区委小会议室里谈港商的时候一个调子,隔着半个地球,隔着噼里啪啦的炒豆子声,一个字都没走样。 “吴书记,我,陈太忠。” “嗯。”吴言说。 她没问他好不好,没问他到没到,没问英国冷不冷。就一个“嗯”字,然后等着他往下说。陈太忠就往下说了。 他把礼拜天上午的事又说了一遍,比跟秦连成说的快得多。辫子,第二十句,掀桌子,热水,滑倒,保安,德国人,笔录,签字。硬币一枚一枚地往下掉,咣当,嘀,咣当,嘀,他说得越来越快,像是怕硬币赶不上他的话,又像是怕他的话赶不上硬币。 吴言在那头一句没插。说完了,听筒里只剩下线路的杂音。陈太忠攥着听筒,攥得手心出汗,等着。 “你没动手。”吴言说。 这话没带问号。 “没动。” “这回就赢了。”吴言说。 陈太忠攥着听筒的手松了松。他也说不清自己在等什么,等她夸他一句,还是等她骂他一句,等来的是这么五个字,“这回就赢了”,冷冷的,平平的,可落在耳朵里,比秦连成那句“你做得对”还实在。 “笔录让王玉婷照实翻。”吴言说,“一个字别添。” “没添。”陈太忠说,“她念一句,我对一句。” “以后要翻给谁看,也是这样。”吴言说,“一个字别添,一个字别减。添一个字,人家就能说你编的;减一个字,人家就能说你瞒的。” “记住了。” 硬币又掉下去一枚。陈太忠犹豫了片刻,还是把汤姆那几句话说了。年轻,中国人,在伯明翰读书,开好车,阔少爷,姓陈的。他压低了声音,说:“吴书记,我琢磨着,付钱的,可能是刘立明的儿子。”听筒里静了两秒。 “可能。”吴言说。 “我也只是琢磨……” “可能,就是不知道。”吴言说,“不知道的事,别在外头说出口。” 陈太忠张了张嘴,没出声。 “你在外头说了,就是凤凰的一个科长,在英国,说凤凰一个干部的儿子雇人闹事。”吴言说,“你手里有笔录,上面写的是那个女的。笔录上没有的人,你一个字都别提,等人家自己站出来。” “要是他自己站出来呢?” “那就是他的事了。”吴言说,“他站出来,你也别先开口。先听他说,听完了,按顺序回。顺序你学过。” 陈太忠想起上个月那几回,她教他的那个顺序:先说帮不上,再说别的。他说:“学过。” “学过就用。”吴言说。 硬币又掉了一枚,听筒里嘀嘀嘀地响起来,是提醒他钱快用完了。陈太忠伸手到口袋里,捏出最后两枚,捏着,正要往里投,听筒里咔嗒一声,线断了。只剩下一串长长的忙音。 陈太忠站在电话机旁边,手里还攥着听筒,攥了好一会儿才放回去。那两枚硬币还捏在他手心里,捏得热乎乎的。他低头看了看,硬币上也印着那个老太太,跟英镑纸币上的一样,侧着脸,戴着王冠,一脸的不高兴。他把硬币揣回口袋,转过身来,看着空荡荡的大堂。 前台的小伙子趴在柜台上打瞌睡,墙上的挂钟咔咔地走,指着十一点四十。玻璃门外头下着雨,路灯底下的雨丝斜着落到门上,又顺着门往下淌。 他想起吴言最后那几句话。别在外头说出口。这话听着简单,可他琢磨了好一会儿,越琢磨越觉得这里头有东西。刘立明的儿子,在英国,开好车,他心里那个影子画都画得出来。可画得出来不等于知道。他没见过那个人,没听那个人说过一句话,手里没有一张纸上写着那个人的名字。他心里再清楚,到了外头,也只能算琢磨。 这种事一出口,就成了他的事。他靠着电话机,看着玻璃门外头的雨,又想起家里。凤凰这会儿是礼拜一早上,天该亮了。任娇这会儿该站在讲台上了,第一节是不是她的课,他记不清了,讲的是《背影》还是别的,他也记不清了。他走那天早上的馒头,还有一个在箱子里,硬得能砸核桃。 记者站那排平房,屋顶上的油毡是他礼拜三补的。他走以后凤凰要是落了场大的,开化的时候漏不漏,雷蕾站在院子里会不会又骂他手笨。他想了一会儿,摇摇头,不想了。想也没用,隔着半个地球,他连一块油毡都递不过去。电梯叮的一声开了。 王玉婷从电梯里出来,换了一身毛衣和长裤,头发散下来了,手里抱着那个文件夹,脚上趿着宾馆的拖鞋。她看见他站在电话机旁边,也不惊讶,径直走过来。 “打完了?”王玉婷问。 “打完了。秦主任让你明天上午把笔录传真到伦敦,他那边宾馆的号码,他说你有。还让咱们俩去警察局备个案。” “知道了,还给谁打了?” “区里。” 王玉婷看了他一眼,没再问,把文件夹往他手里一塞。 “陈科,明天的展会用语。”王玉婷说,“后十句你还有三句没背熟,第十四句、第十七句、第十八句。背不完不许睡。” “你怎么知道我哪三句没背熟?” “下午你说到这三句,眼睛都往天花板上翻。”王玉婷说,“去那边沙发上背,我听着。” 她转身往大堂角落那组旧沙发走。陈太忠抱着文件夹,跟在后头。刚迈了两步,前台的小伙子醒了,抬起头来,冲着他喊了一声。喊的是英文,里面有一个音,陈太忠听着像是自己的姓。他停下脚步,回过头。 小伙子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信封,白色的,扬了扬,又说了一串。王玉婷站住了,替他翻:“他说下午有一位中国先生来过,留了这个,交代等你回来转交。刚才他打盹,给忘了。” 陈太忠走回去,接过来。信封是宾馆的,左上角印着宾馆的名字。封口没封,只是折着。正面用钢笔写着三个字:陈太忠。字写得很漂亮,一笔一画,横平竖直,是练过的。他抽出里面的东西。是一张卡片,硬纸的,米黄色,边上压着一圈暗纹,摸上去有点凹凸。卡片上只有一行字,也是钢笔写的,跟信封上的字是一个人的: “陈科长,久仰。明天上午十点,我来展位看看你。刘。” 陈太忠把那行字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王玉婷走过来,站在他边上,低头看了看卡片,又抬头看了看他。大堂里很静,挂钟咔咔地走,玻璃门外头的雨还在下。 第114章 你处理得好 礼拜一上午九点五十,陈太忠坐在凤凰展位那把伸不直腿的折叠椅上,看着过道那头。那张卡片他揣在西装内兜里,跟笔录、护照、汤姆的名片搁在一起。昨天夜里在大堂背书背到一点,王玉婷一句都没提卡片的事,他也没提。背完了,王玉婷合上文件夹,站起来,说了一句:“明天上午十点,我不去洗手间。” 这会儿她就坐在他旁边,面前摊着一本英文杂志,翻得很慢,半天翻一页。 展馆里的人比昨天多,过道里来来往往,皮鞋嗒嗒响。大胡子在他那边擦机器,擦一会儿,往这边看一眼。昨天他抽了陈太忠半盒大前门,今天一早来的时候,往凤凰展位的桌上放了一小袋德国饼干,说了句什么,王玉婷翻,说是给保安先生的。 “他管你叫保安先生。”王玉婷说。 “行吧,总比没辫子的强。” 王玉婷没笑,眼睛还盯着杂志。十点整。过道那头走过来一个人。 二十五六岁,个子中等,穿一件驼色的羊绒大衣,敞着怀,里头是深灰的西装,系着一条酒红色的领带。头发往后梳,抹了发胶,梳得一根不乱,在展馆的灯底下锃亮。手腕上露出一块金表,盘面不大,配一根皮带子。左手拎着一个墨绿色的纸袋,印着一行烫金的英文,是哈罗德百货的。 他走得不快,也不慢,皮鞋踩在地上的声音很稳,一步一步,像是来赴一个早就约好的饭局。走到展位前头,他站住了,先看了看那块中英文的牌子,又看了看那张缠着铁丝和胶布的折叠桌,最后才看陈太忠。看陈太忠的时候,他脸上带着笑。 笑得客客气气的,嘴角往上,眼睛也弯着,可眼睛里头没有笑。 “陈科长?”他说,普通话,标准,带着一点素波口音,“久仰。” 陈太忠站了起来。那人把纸袋换到右手,伸出左手,又觉得不对,把纸袋放在桌上,伸出右手来。陈太忠看着那只手,白,干净,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他伸手握了。手是凉的,握得不紧不松,握了三秒钟,松开。 “我姓刘。”那人说,“刘忠东。我爸您应该知道,刘立明。” “知道。” 刘忠东点点头,像是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他转过脸来,冲王玉婷也笑了笑,说:“这位是翻译吧?辛苦了。”王玉婷合上杂志,没站起来,也没笑,点了点头,算是回礼。刘忠东也不在意,拉过展位边上那把空着的折叠椅,也不问一声,自己坐了,大衣的下摆搭在地上。陈太忠也坐下了,两个人隔着那张缠铁丝的桌子。 “陈科长头一回出国?”刘忠东问。 “头一回。” “英国这地方,吃得不好,天也不好。”刘忠东说,“就一样好,讲法律。您待几天就知道了。” 陈太忠没接话。 “我在这边读工商管理,第三年了。”刘忠东说,像是拉家常,“伯明翰这地方,比伦敦清静,房租也便宜。我在城北租了套房子,带个小院,我爸来过一回,说院子里能种两畦韭菜。” 他说着,自己先笑了,笑得很随意,手指头在桌面上轻轻地敲。 “陈科长您别看我这样,在这边也不容易。”刘忠东说,“英国人看不起咱们,你穿得再好,开的车再贵,人家背后照样叫你中国佬。我来头一年,在超市排队,排了二十分钟,轮到我了,收银的把窗口一关,说下班了。我后头那个英国老太太,她给开了。” 陈太忠听着,一句话不插。 “所以我说,”刘忠东说,“在外头,中国人得帮中国人。您说是不是?” 他看着陈太忠,等他点头。陈太忠没点头,也没摇头,就那么看着他。刘忠东等了两秒,没等到,脸上的笑淡了一层,手指头也不敲了。刘忠东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是外国烟,白盒子,他抽出一根,在桌上顿了顿,又想起展馆里不让抽,把烟夹在手指头里,没点。 “陈科长,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几句心里话。”刘忠东说,“我爸在国内,最近不太好。有人写信告他,告到纪委,告到省里,说他在英国供我读书,花的钱来路不明。说我开的车,住的房子,都是他贪来的。” 他说到这儿,停了停,看着陈太忠。对面的人也看着他,一句话不说。 “凤凰上上下下,都说这信是您写的。”刘忠东说。 声音不高,笑也还挂在脸上。可这句话一出口,王玉婷翻杂志的手停住了。陈太忠还是没说话。 “我爸跟我讲,您跟他有过节。”刘忠东说,“是为了什么事,我在英国,不清楚,也不想清楚。我就想问问您,陈科长,您一个招商办的科长,跟一个退下来的老干部,犯得着吗?” 他说“退下来”三个字的时候,咬得很重。 “还有礼拜天那件事。”刘忠东又说,脸上的笑深了点,“那个劳拉,我听朋友说了。她那个人,就是爱开玩笑,英国女人嘛,开不起玩笑也爱开玩笑。您别往心里去。一个玩笑而已。” 陈太忠的手放在大腿上,十根指头动了动,没攥起来。他坐在那里,把吴言教的那个顺序在心里过了一遍。先听他说,听完了,按顺序回。先说帮不上,再说别的。刘忠东说完了,靠在折叠椅上,等着。展位前头一时没人说话。过道里有人走过,往这边看了一眼,又走了。大胡子在他那边停了手,抹布搭在肩膀上。 陈太忠开口了。他说得不快,一句一句,中间停一停,像是在念一份他早就写好的材料。 “刘先生,你父亲的事,我帮不上。”陈太忠说,“我也没掺和。” 刘忠东脸上的笑停了停。 “信不是我写的。”陈太忠说,“谁写的,我不清楚,我也不说。” “礼拜天那位女士的事,展会保安有记录,德国展商作了证,翻译做了笔录。”陈太忠说,“已经报了警。今天下午,我们去警察局把手续补齐。” 他说完了,就不说了,两只手还放在大腿上。刘忠东脸上的笑挂不住了。挂不住,也没全掉下来,就那么僵在脸上,嘴角还翘着,眼睛已经冷了。他把夹在手指头里的烟放回盒里,又把烟盒揣回大衣口袋,动作很慢。 “报警?”刘忠东说,“陈科长,一个玩笑,你报警?” “她掀了桌子,砸了东西。”陈太忠说,“保安记的,不是我记的。” 刘忠东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他忽然往前探了探身子,胳膊肘撑在那张缠铁丝的桌子上,压低了声音,压得只有桌子对面的人听得见。 “陈科长,”刘忠东说,“英国不是凤凰。” 陈太忠没动。 “在凤凰,您有人。”刘忠东说,“在这儿,您谁也没有。您一个人,一句英文不会,跟着一个借来的翻译守一个破摊子。您回不回得去,难说。” 他说完,往后一靠,脸上又挂起了笑。陈太忠看着他。火又往上蹿了,比昨天那回还猛,烧得他后脖子上的汗毛一根一根地竖起来。昨天那个红头发是个不相干的人,拿钱办事;今天坐在他对面的,是那个影子,有了脸,有了名字,有了声音。 可他想起吴言那句话:先听他说,听完了,按顺序回。他已经回完了。顺序里头没有下一句。他就不说了。王玉婷站了起来。她把杂志往桌上一扣,从展位后头走出来,走到过道上。正好有个保安从那头巡过来,是昨天那个胖保安,她冲他招了招手,用英文说了一句话,说得不快,声音不高,可字字清楚。 胖保安点点头,走过来,在展位边上站住了,两只手背在身后,也不说话,就站在离刘忠东两步远的地方。刘忠东看了保安一眼。他大概听懂了王玉婷那句英文,在英国读了几年书,不会听不懂。他脸上的笑就那么僵着,坐了几秒钟,站起来,拍了拍大衣下摆上沾的灰,把那个墨绿色的纸袋往桌子中间推了推。 “这是给陈科长的见面礼。”刘忠东说,“英国的东西,不值什么钱,一点心意。” 说完,他冲陈太忠点了点头,又冲王玉婷点了点头,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地上的声音还是那么稳,一步一步,往过道那头去了,拐过一个展位,看不见了。胖保安冲王玉婷耸了耸肩,也走了。陈太忠坐在那里,看着桌上那个纸袋,半天没动。 “你跟保安说的什么?”陈太忠问。 “我说,这位先生是昨天那件事的相关人员,请他在旁边听着。”王玉婷说,“我没说他是雇人的,我说的是相关人员。他自己刚才提了劳拉,他自己说的,那就是相关。” 陈太忠想了想,点点头。王玉婷这句话,一个字都没添。纸袋里是一个扁扁的盒子,墨绿色,跟纸袋一个颜色,系着一根金色的缎带。王玉婷把盒子拿出来,没拆缎带,翻过来看了看底下。价签被撕掉了,没撕干净,剩下的一角上能看见一个“1”,后面是什么,看不见了。 “围巾。”王玉婷说,“盒子上印着呢,羊绒的。这个牌子,哈罗德百货里卖,便宜的也得一百多镑。” 一百多镑。陈太忠在心里折算成人民币,是他小半年的工资。 “退回去。”陈太忠说。 “怎么退?”王玉婷说,“他又没留地址。” 陈太忠想了想。他不知道刘忠东住哪儿,不想知道,也不打算去问。一开口打听,就成了他跟着人家走,人家没准正等着他跟上去。 “展会有失物招领没有?”陈太忠问。 “有。”王玉婷说,“在南门那边,安保办公室隔壁。” “交过去。”陈太忠说,“原封不动,缎带别拆。你帮我写张条子,中文一份,英文一份,就写‘原物退还刘忠东先生’,再写上日子、时间,是谁交的。让失物招领的人签个字,给咱们留个底。” 王玉婷看了他一眼,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对折撕开,左边写中文,右边写英文。写完了,念给他听。中文那半张写着: “今日上午十时许,刘忠东先生于C区四十七号凤凰市展位留下纸袋一个,内装围巾一盒。陈太忠未拆封,原物退还刘忠东先生。请展会失物招领处代为保管转交。” 底下签着两个人的名字:陈太忠,王玉婷。 “再登个记。”陈太忠说,“咱们自己的笔记本上,也记一笔。” 王玉婷在她的笔记本上记了,又把那两个半张纸拿钢笔压住,拍了拍桌子,说:“走吧,陈科,一起去。你一个人去,人家问你什么你都听不懂,回头又说是你自己收了。” 两个人一个拎着纸袋,一个拿着条子,穿过半个展馆,到了南门,边上一间小屋,门上贴着一张纸,画着一把伞、一个钱包、一只手套,底下一行英文。屋里坐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正在织毛衣。 王玉婷跟她说明了。老太太放下毛衣,接过纸袋,打开看了看盒子,又看了看那两个半张纸,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英文那半张,看完了,抬头看陈太忠,说了一句。王玉婷翻:“她问,这么贵的东西,你真不要?” “不要。” 老太太摇了摇头,又说了一句。王玉婷翻的时候,嘴角有点往上翘:“她说,她在这儿干了九年,收过雨伞,收过钱包,收过一条狗,头一回有人把礼物当失物交上来。”老太太在登记簿上写了一行,写得很工整,又在那张英文条子底下签了名字,盖了一个圆章,撕下登记簿的复写联,交给王玉婷。 王玉婷把复写联叠好,夹进文件夹,跟昨天那份笔录的复印件夹在一起。回去的路上,王玉婷走在他边上,半天没说话。快到C区的时候,她忽然说:“陈科,刚才他说那句‘英国不是凤凰’,我看你脖子都红了。” “红了吗?” “红到耳朵根了。”王玉婷说,“我以为你要站起来了。” “我没站。” “你没站。”王玉婷说,“你连嘴都没张。他那句话后头,你一个字都没回。” 陈太忠走了几步,说:“该回的,前头回完了。他后头那句是吓唬人的。吓唬人的话,不用回。”王玉婷侧过脸来看了看他,看了好一会儿,又转回去看路。回到展位,大胡子站在过道上等着他们,冲陈太忠扬了扬下巴,问了一句。王玉婷翻:“他问那个穿大衣的是谁。” “一个老乡。”陈太忠说。 王玉婷翻了。大胡子听完,耸耸肩,说了一句,王玉婷没翻,陈太忠问她说的什么,她说:“他说,他也有这种老乡。”陈太忠乐了。 下午两点,王玉婷找大胡子帮着照看半个钟头展位,领着陈太忠去了城西的警察分局。那是一栋两层的红砖楼,门口挂着一盏蓝色的灯,罩子上写着“警察”。他们坐了两站公共汽车,又走了一截。陈太忠把西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怀里揣着那份笔录,进门以前又拿手按了按。 接待他们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警官,金头发剪得很短,穿着白衬衫,外头套一件黑毛衣,肩膀上有个银色的徽章。她让他们在一张木桌子跟前坐下,倒了两杯奶茶。 王玉婷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上:礼拜天的笔录复印件,保安那边的登记编号,失物招领处的复写联。她用英文把事情从头讲了一遍,讲礼拜五,讲礼拜天,讲今天上午那个穿驼色大衣的人说的话。讲到“英国不是凤凰,你回不回得去,难说”,她停下来,看了陈太忠一眼,问:“这句要不要报?” “报。”陈太忠说,“他说了,就报。原话。” 王玉婷就照原话翻了。 女警官听得很仔细,拿钢笔在一张表格上记,隔一会儿问一句。问礼拜天那个女人有没有碰到陈太忠,王玉婷说没有;问陈太忠有没有碰到那个女人,王玉婷说也没有,德国展商可以作证;问今天上午那个人有没有动手,有没有明确说要伤害他,王玉婷转过来问他,陈太忠想了想,说:“没有。他就说了那一句。” 女警官写到一半,抬起头,问了一句,王玉婷翻:“她问,那个女人说的‘辫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侮辱。”王玉婷看了陈太忠一眼,自己答了。她说得不长,大概说了清朝,说了男人留辫子,说了一百年前洋人画报上画的中国人。女警官听着,笔停了,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听完了,低声说了一句。 王玉婷翻:“她说,她明白了。她说这在英国也算种族歧视,她会写进去。”她低下头,在表格上添了一行字,写得很用力。女警官点点头,在表格上画了几个钩,又说了一长串。王玉婷翻: “她说,就现在这些,警方最多能做的,是给那个女人一个口头警告,那个女人他们认识,有过记录。至于今天上午那位先生,他说的话不太友好,可在法律上还算不上威胁,他们不能拿他怎么样。” “她说,可这些备了案,就有了底。以后那个女人再去展会闹,或者那位先生再来找麻烦,可以拿着这个案号,来申请限制令,让法院禁止他们接近你。” 女警官撕下表格的一联,写上一个案号,推过来,又说了一句。 “她说,你做得很对,你保留了一切,你什么也没做。”王玉婷翻完,自己补了一句,“陈科,这就够了。” 陈太忠点点头,接过那张单子,看了看那串案号,叠好,放进西装内兜,跟笔录、护照、名片、失物招领的复写联搁在一起。内兜已经鼓得像揣了半块砖。临走,女警官把他们送到门口,指着门外那盏蓝灯,说了一句,王玉婷翻:“她说,欢迎来英国,希望你下一趟是来旅游的。” 陈太忠用第二十句以外的那第一句回她:“Thank you.”女警官笑了。回去的公共汽车上,王玉婷坐在他旁边,看着窗外,忽然说:“陈科,你这一兜子纸,比你那二十句英文管用。”陈太忠拍了拍西装内兜,说:“纸不会说错话。”从警察局回来,展馆里已经稀稀拉拉没几个客人了。 大胡子替他们守了一个钟头,见他们回来,指了指桌面,那里多了三张名片,是这一个钟头里来的人留的,大胡子拿铅笔在每张名片背面画了个符号,一个圆圈、一个三角、一个叉。王玉婷问他什么意思,他比画着解释,王玉婷翻:“圆圈是真有兴趣的,三角是随便问问的,叉是来要免费盒子的。” 陈太忠乐了,把那张画叉的名片翻过来看了看,是一家礼品店的老板。五点闭馆。王玉婷说她得去宾馆前台把今天警察局的案号和失物招领的复写联传真到伦敦,给秦主任。陈太忠说他自己走走。王玉婷看了他一眼,说别走远,天黑了这边的路不好认。 他没走远。拐了两条街,又站在了那家亮着红灯笼的小铺子门口。推门进去,老板正在柜台后头剁烧鸭,抬头一看是他,刀没停,脸上先笑开了,说:“后生仔,又来了?今日一个人?” “一个人。” “坐,叉烧饭?” “叉烧饭,这回收钱。” 老板哈哈一笑,没接话,剁完了烧鸭,给他盛了满满一盘饭,叉烧铺了一层,又在边上搭了两块烧鸭。陈太忠低头吃,老板就在旁边那张桌子边上坐下来,点了根烟,看着他吃。 “今日又有事?”老板问,“你脸色不好。” 陈太忠嚼着饭,想了想,说:“今天上午,来了个老乡,说了几句不好听的。” “老乡?” “国内来的,在这边读书。” 老板吸了口烟,吐出来,看着烟往天花板上飘,说:“开好车的?”陈太忠抬头看他。 “这边开好车的唐人后生,就那么几个。”老板说,“有的在我这儿吃过饭,吃完了嫌我这儿脏,下回不来了。有一个,去年喝醉了,在门口吐了一地,扔给我五十镑,说给你,擦干净。” 他说着,摇了摇头,烟灰掉在桌上,他拿手指头抹掉。 “我没收。”老板说,“我拿拖把自己擦了。五十镑放在门口台阶上,第二日早上没了,不知道谁捡去了。” 陈太忠没问是哪一个。老板也没说。 “你同他吵了?”老板问。 “没吵。”陈太忠说,“他说完了,我回了三句,就不说了。他送了一条围巾,我交到失物招领去了。” 老板愣了愣,又笑了,笑得直咳嗽,咳完了,说:“失物招领?你这后生仔,倒是会玩。” “不是玩。”陈太忠说,“他的东西,我不能收,也不能随手丢,那样说不清。交给失物招领,有人签字,有人记账,往后谁问起来,都有底。” 老板听完,把烟掐了,看着他,半天才说:“你阿爸教你的?” “我领导教的,一个女的,比我大几岁,说话很冷。” “冷好。”老板说,“说话热的人,教不出这种。” 吃完了,他要付钱,老板这回接了,只算一份叉烧饭的钱,两块烧鸭死活不肯算。临出门,老板塞给他一个纸袋,里头装着两个叉烧包,说:“明早吃,英国的早餐吃不饱人。” 陈太忠拎着那两个叉烧包回宾馆,走到半路,天彻底黑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照着湿漉漉的街面。他拐错了一个路口,又拐回来,走到宾馆门口的时候,王玉婷正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张传真回执,看见他,松了口气。 “我说别走远。”王玉婷说。 陈太忠把纸袋递过去一个叉烧包。王玉婷接过去,闻了闻,什么都没说,揣进了大衣口袋。吃过叉烧回来,陈太忠坐在大堂角落那组旧沙发上,翻开笔记本,把今天的事一样一样记下来。 十时整,刘忠东到展位。自称刘立明之子。说凤凰都说信是我写的。说劳拉的事是玩笑。我回三句:你父亲的事我帮不上,也没掺和;信不是我写的;礼拜天的事保安有记录,已报警。 他说英国不是凤凰,回不回得去难说。我未回。王玉婷请保安在旁。他留纸袋一个,内装围巾。未拆,交失物招领,有复写联。下午二时,到警察局备了案,留有案号。 他写得很慢,每落一句,先想明白是不是原话,再往下走。到了“我未回”三个字,他停了好一会儿,觉得这三个字是今天写得最痛快的。记完了,他从头读了一遍,没有一个形容词,没有一句“我认为”。他想起吴言说的“一个字别添”,觉得这一页纸大概能过她那一关。 王玉婷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楼来了,在他对面坐下,手里捏着一张传真回执。 “秦主任收着了。”王玉婷说,“他回了一句话,让我转告你:做得对,别的他来。” 陈太忠点点头。王玉婷没走,坐在那里,手指头在传真回执上折了一道,又折了一道,折成一个小方块。 “还有个事。”王玉婷说,“下午杨副市长的秘书往前台打了个电话,找我,问礼拜天展会上是不是出了事,问中国人是不是跟英国人打起来了。我说没打,有笔录,已经传真给秦主任了。他说哦,挂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王玉婷说,“我没跟团里任何人说过,秦主任说他只跟杨副市长提了一句,提的是有笔录、人家自己滑倒的。秘书问的却是打起来了没有。” 她把那个折成小方块的回执塞进文件夹里,站起来。 “陈科,有人往那边递了话。”王玉婷说,“递的不是笔录上的话。” 她上楼去了。陈太忠坐在沙发上,看着笔记本上自己刚记的那一页,看了很久。礼拜一晚上八点,秦连成的电话打到了宾馆前台。值班的小伙子跑上二楼来敲门,说有个中国先生找他,电话在大堂。陈太忠穿着秋衣秋裤,外头套上西装,趿着拖鞋就下去了。 “太忠,我想了一天。”秦连成在电话里说,“那个汤姆,你明天约他,德比,我亲自去。” 陈太忠愣了愣,问:“杨市长那边……” “杨市长那边我说过了。”秦连成说,“我说伯明翰展位上有点事,我得过去一趟。他问什么事,我说是展会上一个议员办公室的人,想谈谈合作,具体的我去了再报。他说去吧。” 他说“他说去吧”的时候,声音有点怪,陈太忠听出来了,可没问。 “你别管杨市长。”秦连成说,“这事是你联系上的,可你做不了主,你自己也说了。我去,我是招商办主任,我能代表招商办,代表不了市里,可能代表招商办去听听,然后回去报。段市长也好,杨市长也好,都是我去报。” “好。” “明天早上七点二十,伦敦到德比的火车,十点前后到。”秦连成说,“你让王玉婷也来,咱们俩谁都离不了她。还有,那包东西你带着。” “哪包?” “你嫂子那包。”秦连成说,“降压药。我这两天头晕得厉害,再晕下去,见了议员,话都说不利索。” 陈太忠这才明白,昨天那句“过两天说不定就用上了”是什么意思。 他没回楼上,就在大堂给汤姆名片上的号码打了个电话,打通了,是汤姆本人。他磕磕巴巴说了一句英文,说不下去,只好让前台小伙子上三楼把王玉婷叫下来。她接过听筒说了五分钟,挂了,回头说:“约好了,明天上午十一点,德比市政厅,哈里斯议员有一个钟头。汤姆说他到火车站接咱们。” 礼拜二一早,天没亮透,他们就上了伯明翰到德比的火车。展位托给了大胡子,他拍着胸脯,说他们中午以前回来就行,下午收摊他帮着一起收。王玉婷在桌上压了一张英文条子,写着“凤凰展位工作人员上午外出,下午一点返回”。 火车是绿色的,车厢里干干净净,座椅是蓝绒布面的。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是一片一片的绿野,上面卧着羊,白的,一团一团,一动不动,像是摆在那里的。陈太忠把冯姐那包东西放在膝盖上,蓝布包袱皮,系得很紧,是冯姐系的死扣,他一路都没解开过。 四十分钟,火车进了德比站。秦连成先到了,站在月台上等他们。他穿着一件黑呢子大衣,围着一条灰围巾,大衣是在素波做的,领子已经磨得有点亮了。几天没见,他瘦了一圈,脸色发灰,眼袋垂下来,一看就是没睡好。一见陈太忠,秦连成大步走过来,抬手就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了一巴掌。 “你小子!”秦连成说,“礼拜天那事,办得漂亮。” 陈太忠被他拍得肩膀往下一沉,嘴上说:“我什么都没办,就喊了一嗓子。” “喊一嗓子也得会喊。”秦连成说,“我在伦敦,跟杨市长说起这事,杨市长身边有人说你在展会上跟英国人打架。我把王玉婷传真来的笔录往桌上一放,那人就不吭声了。” 他说着,眼睛落在陈太忠手里的蓝布包袱上,伸手就拿了过去。他没急着解,先拿手隔着布挨样按过去:里头那一小板药,又摸到秋裤,再是袜子,最后是那包山楂片,脸上的表情就软了。他蹲下来,把包袱放在月台的长椅上,解那个死扣,解了半天没解开,最后是拿牙咬开的。 包袱里一样一样摆着:两板降压药,一条深灰的秋裤,两双厚棉袜,一包山楂片,底下还压着一张纸条,是冯姐的字:“老秦,药一天一片,早上吃,别跟酒一起吃。秋裤冷了就穿,别嫌难看,外国人又不看你秋裤。”秦连成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半天,看完了,叠好,揣进大衣内兜里。 他掰下一片药,没水,就那么干咽了下去,咽得脖子一伸一伸的。王玉婷赶紧从包里摸出一瓶水递过去,他接过来喝了两口,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你嫂子这人,”秦连成说,“一辈子就会管这些。” 他又拆开那包山楂片,抽出一片放进嘴里,又抽出一片递给陈太忠,再抽出一片递给王玉婷。三个人站在德比的火车站月台上,一人嘴里含着一片凤凰的山楂片,酸得直眯眼。汤姆在车站门口等着,还是那件粗呢外套,那条格子围巾。他一见陈太忠,先用怪腔怪调的中文喊了一声:“回、去、报!” 秦连成没听懂,王玉婷给他一说,秦连成也笑了,伸手跟汤姆握了,握得很用力。去市政厅的路上,汤姆走在前头,边走边回头跟王玉婷说话,说德比的事。王玉婷一句一句翻给秦连成和陈太忠听。 他说德比人一说起自己的城市,头一句就是劳斯莱斯,飞机发动机是在这儿造的,第二句是足球队,第三句是这儿的大教堂,比伯明翰的老。他说德比人不爱跟伦敦人打交道,嫌伦敦人鼻孔朝天,更愿意跟北边、跟外国那些踏踏实实干活的城市交朋友。 秦连成听着,频频点头,问了一句德比有多少人。汤姆说二十多万。秦连成扭头跟陈太忠说,比凤凰小多了。陈太忠说:“人少,厂子大。”汤姆听王玉婷翻完,冲陈太忠竖了竖大拇指,说这句话他要记下来,回头说给议员听。 德比市政厅不远,走路十分钟。是一栋灰石头砌的老楼,门口有台阶,两边立着两根石柱,顶上雕着花。门厅很高,地上铺着黑白两色的大理石,墙上挂着一排油画,上面都是穿着红袍子、戴着链子的老头。 汤姆领着他们上了二楼,进了一间会客室。屋子不大,一张长条桌铺着墨绿色的绒布,墙上挂着一面旗子,窗户外头能看见一座教堂的尖顶。屋里有个壁炉,没生火,炉台上摆着一只铜钟。 十一点整,门开了,进来一个红脸老头。五十多岁,矮,胖,一张脸红扑扑的,是天生的。头顶秃了一大块,四周一圈白头发,穿着一件深蓝的西装,扣子绷得紧紧的。他一进门就伸出两只手,挨个儿握,轮到陈太忠的时候,多握了两秒,说了一句。 王玉婷翻:“他说,你就是那个不动的年轻人。汤姆跟他讲了。”陈太忠脸上一热,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了一句第一句:“欢迎来到凤凰展位。”说完了才发觉不对,这儿是人家的市政厅。哈里斯愣了愣,哈哈大乐,肚子一颠一颠的,拍着陈太忠的胳膊,说了一串。 王玉婷忍着笑翻:“他说,好极了,那就当他到了凤凰展位,请凤凰的同志们介绍介绍。”几个人坐下来。哈里斯坐长桌一头,秦连成坐他右手边,王玉婷挨着秦连成,陈太忠坐在最边上。汤姆没坐,站在哈里斯身后,手里拿着个本子。 哈里斯先开口,问凤凰有多少人口,秦连成答一百一十多万;问凤凰有什么工业,秦连成答煤、铝、机械,还有一个纺织厂;问有没有大学,秦连成答有一所师专,正在申请升本科,还有两所中专。王玉婷翻得又快又稳,有些词秦连成说得含糊,她自己补上,补完了,在本子上记一笔,回头好跟秦连成对。 哈里斯听得很认真,听完一样,点一点头,问下一样。问到后来,他问凤凰的空气好不好,冬天冷不冷,老百姓一个月挣多少钱。秦连成一样一样地答,说到工资,报了一个数,哈里斯听王玉婷翻完,脸上的表情变了变,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 陈太忠坐在边上,一直没开口。问到一半,他从脚边的纸袋里拿出一个山核桃木盒,是早上出门以前从展位上挑的,挑了个最好的,盒盖上的“凤凰”两个字烫得最端正,没有一点糊边。他站起来,绕过桌子,双手递给哈里斯。 “这是凤凰的山里产的。”陈太忠说,“山核桃木。招商办一个小伙子做的。” 王玉婷翻了。哈里斯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又打开盖子,凑到鼻子底下闻了好半天,脸上笑开了。他把盒子递到身后,汤姆也闻了闻,说了一句,哈里斯又哈哈大笑。 王玉婷翻:“汤姆说,他母亲收到了昨天那个,高兴得不得了,放在床头柜上装她的戒指。议员说,那他得把这个拿回家,放在他太太的梳妆台上,要不然他太太要跟汤姆的母亲比。” 秦连成也笑了,扭过头冲陈太忠挑了挑眉毛。盒子的事说完了,哈里斯把两只手交叉着搁在绒布上,收起笑,说起正事来。他说得很慢,每句都等王玉婷翻完再往下说。陈太忠听不懂,就看着他的脸,看着他说一句、停一停,手指头在绒布上轻轻敲。 王玉婷翻: “他说,德比是一座工业城市,造飞机发动机,造火车,也造汽车。这些年德比一直想跟中国内地的城市交朋友,不是北京、上海那样的地方,那些地方太忙,顾不上德比。他们想找一个跟德比差不多的,有工业,有工人,不大不小的城市。” “他说,他看了汤姆带回来的资料,看了凤凰的煤、铝、机械,觉得凤凰跟德比有点像。都是靠工业吃饭的。” “他说,德比愿意考虑跟凤凰结为友好城市。” 王玉婷翻到这一句,声音紧了紧,翻完,看了秦连成一眼。秦连成坐得笔直,两手按着膝盖,神色没动,可陈太忠看见他喉头上下滑动,咽了口唾沫。 “他说,如果凤凰有这个意思,德比的市长可以发一封邀请函,邀请凤凰的市长明年来德比访问,看看德比的工厂,见见德比的人。” “他说,可是这件事要走程序。他今天说的,只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有他所在的委员会的意思。邀请函要发出去,得先在市议会上讨论,投票,通过了才行。英国的事,都得投票。” 哈里斯说完,顿住,忽然转过脸来,看着坐在最边上的陈太忠,问了一句。王玉婷翻:“他问你,陈先生,你们的市长会来吗?”会客室里静下来。秦连成没说话,扭头看着陈太忠。汤姆也看着他。哈里斯两只手交叉着,笑眯眯的,等着。 陈太忠没马上开口,脑子里转了一圈。他想起凤凰的段市长,想起杨锐锋,想起他自己一个招商办的科长,来英国是守摊儿的,守到今天,守到人家市政厅里,人家问他市长来不来。他要是说来,那就是替段市长许了愿;他要是说不来,那就是替段市长回绝了人家。哪一句都不是他该说的。 吴言的话就在耳朵边上,冷冷的,平平的:到了外头,人家问什么,你都说回去报。别替凤凰许愿,也别替谁拍胸脯。 “我回去报。”陈太忠说,“来不来,市里定。” 王玉婷翻了过去,一个字没添,一个字没减。哈里斯听完,没说话,看了他好一会儿,脸上的笑慢慢变了,变得有点像是意外,又像是高兴。他转过头去跟汤姆说了一句,汤姆点点头,又说了一句。哈里斯转回来,冲陈太忠伸出手,隔着桌子,握了握。 王玉婷翻:“他说,他跟中国官员见过很多次面,在伦敦,在北京,在上海。人家问他问题,他们都说‘没问题’‘一定’‘我们市长非常重视’。你是他见过的,最诚实的中国官员。” 陈太忠被他握着手,脸上有点发烫,说:“我就是个科长。”王玉婷翻了。哈里斯又乐,补了一句,王玉婷翻:“他说,他也是个议员,管不了市长。那正好,一个回去报,一个回去投票。” 秦连成接过话头,说了几句客气话,说凤凰非常感谢德比的好意,回去以后一定如实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凤凰方面会认真研究,尽快给德比回复。王玉婷翻得很正式,哈里斯听得很满意。会谈一共一个钟头零五分。 临走,哈里斯把他们送到会客室门口,又跟秦连成握了一回手,说回头让汤姆把正式的意向信写好,传真到凤凰团在伦敦的宾馆,再寄一份原件到凤凰市政府。 出了市政厅,外头的天阴着,风从街角刮过来,冷飕飕的。汤姆把他们送到台阶下面,说他还得回去跟议员开会,冲陈太忠挤了挤眼睛,又用中文说了一遍:“回、去、报。”说完,转身上了台阶。秦连成站在台阶底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来,烟被风一吹就散了。 “这事回去报。”秦连成说,“功劳是团里的。” “我也这么想。”陈太忠说。 秦连成扭头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烟在手指头里烧着,烧出一截烟灰,他也没弹。 “太忠,”秦连成说,“你这趟出来,跟以前不一样了。” 陈太忠没接话。他也说不清哪儿不一样,大概是嘴上少说了几句,心里多转了几圈。以前他碰上这种事,多半是先冲上去,冲完了再说;这回他是先停下来,停完了,发觉也用不着冲了。王玉婷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俩,没说话,从包里掏出那包山楂片,一人又分了一片。 中午秦连成做东,在市政厅对面一家酒馆里吃饭。酒馆是老房子,木头梁,木头桌子,墙上挂着马具和铜盘子,屋里飘着啤酒和烤肉混在一起的味儿。秦连成点了三份牛排腰子派,一人一品脱黑啤,王玉婷说她不喝酒,换了一杯橙汁。 派端上来,酥皮底下是黑乎乎的肉汁,肉是牛肉丁和腰子丁,炖得稀烂。陈太忠吃了一口,比炸鱼强,比血肠强得多,就是腰子有点膻。秦连成吃得很香,说这东西跟凤凰的羊杂碎一个意思,就是没放辣子。黑啤苦,陈太忠喝了一口,皱了皱眉,秦连成一口下去小半杯,抹了抹嘴,长出一口气。 “太忠,”秦连成说,“这一趟出来,我算是开了眼了。” 陈太忠没接话,等他往下说。 “团里二十一个人,到伦敦七天,去了三回哈罗德,两回牛津街,一回那个什么打折村。”秦连成说,“考察了一回泰晤士河的污水处理厂,去了一个钟头,拍了二十分钟照片。” 王玉婷低头吃她的派,像是没听见。 “我这话就在这儿说,出了这个门,我没说过。”秦连成说,“我当招商办主任这么些年,带团出来也不是头一趟,哪回不是这样?买东西,拍照片,回去写一份考察报告,里头全是收获。你这回不一样,你这回守着个破摊子,守出一封德比的信来。” “是您去谈的。”陈太忠说。 秦连成笑了,拿叉子点了点他:“你这句话,今天在杨市长面前说一遍,我就信你是真这么想。” “我是真这么想。”陈太忠说,“我在展位上,人家问什么,我只说了回去报。是您来德比,坐在人家桌子跟前,一样一样答的。凤凰有多少人口,有几个厂,工人挣多少钱,这些我答不全。” 秦连成看着他,看了半天,把黑啤喝干了,放下杯子。 “谁教你的?”秦连成问。 陈太忠没答,低头吃腰子。秦连成也没追问,扭头冲吧台招手,又要了一品脱。等酒的工夫,他把冯姐那包山楂片拿出来,放在桌上,一片一片地点数,末了说:“还剩十四片。你嫂子装了二十片,她数过的,她什么都数。”王玉婷抬头看了看秦连成,又低下头去了。 “回去我得跟她说,山楂片分给你们吃了。”秦连成说,“要不然她以为我一个人吃了二十片,又要说我血糖高。” 陈太忠乐了。王玉婷也笑了,拿橙汁杯子挡着脸。吃完饭,秦连成抢着付钱,掏出钱包,里头一叠英镑,他数了半天,数不明白,王玉婷替他数了,又替他算了小费。走出酒馆,秦连成站在门口,看着对面市政厅的石柱子,又点了一根烟。 秦连成没回伦敦,跟着他们上了回伯明翰的火车,坐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他靠着车窗,头一点一点的,大衣领子竖着,冯姐那包山楂片揣在大衣口袋里,露出一个角。王玉婷拿出她的笔记本,把上午会谈的要点一条一条地整理,写得飞快。陈太忠望着外头,又是那片绿地,那些羊,跟早上来的时候一样,一动不动,卧在那里。 他想起凤凰这时候该是夜里了。夜里的凤凰,下没下雪,他不知道。招商办317的灯,谢向南走的时候关没关,他也不知道。任娇这会儿大概又在灯底下改作文。火车晃了晃,秦连成的脑袋歪到他肩膀上,他没动,就让他靠着。 到了伯明翰,秦连成说来都来了,得看看展位,看看那张被人掀了两回的桌子。到了C区四十七号,他站在过道上,看着那两张折叠桌,看着那条缠了铁丝又缠了胶布的桌子腿,看着墙上那排颜色印得发红的宣传画,半天没说话。 “就这么个摊子。”秦连成说。 “就这么个摊子。”王玉婷说,“我守了三天,陈科守了三天。” 秦连成点点头,走到大胡子那边,跟他握了握手,用中文说了声谢谢。大胡子听不懂,可看得懂,咧着嘴直乐,又从他展位上拿了一袋饼干塞过来。秦连成拿着那袋德国饼干站在过道上,神情有点复杂。 他在展位上待了一个钟头,帮着接待了两拨客人,说的都是秦连成式的客气话。三点多,他看了看表,说得赶回伦敦了,晚上杨市长还有个饭局。走以前,他把陈太忠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德比的事,我回去先跟杨市长说。你这边,什么都别说。谁问起来,就说秦主任去谈的。” “本来就是您去谈的。” 秦连成看了他一眼,拍了拍他胳膊,拎着那袋饼干走了。下午四点,展馆的广播响了,用好几种话说了一遍:本届展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参展。过道里顿时热闹起来。各家展位都在收摊,拆灯箱的,卷地毯的,往纸箱里装样品的,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大胡子那边来了两个工人,开着一辆小叉车,把他那台锃亮的机器往木箱里装。 王玉婷和陈太忠收凤凰的摊子。宣传画从墙上揭下来,一张一张卷好,拿橡皮筋扎上;资料剩下小半箱,王玉婷说带回凤凰还能用;两张折叠桌是展会租的,那条缠铁丝的腿陈太忠又拧了拧,交还的时候,租桌子的英国人看着那条腿,愣了半天,在单子上写了一行字,王玉婷说他写的是“已修复”。 剩下的山核桃木盒还有三十多个。 王玉婷看着那一箱盒子,犯了愁,说带回去太沉,扔了又可惜。陈太忠想了想,抱起一摞走到大胡子那边,往他的木箱上一放,比画着说送你。大胡子愣了愣,拿起一个闻了闻,又拿起一个闻了闻,乐得直拍大腿,冲他那两个工人一人扔了一个。 剩下的,陈太忠抱着在过道里转了一圈,见着谁就送谁。送了对面卖瓷砖的印度人两个,送了来收垃圾的一个黑人大姐三个,大姐接过去,连说了好几声谢谢,又塞回来一个,指了指他,意思是你自己留一个。送到最后,箱子里就剩下一个,盒盖上“凤凰”两个字烫得有点糊,是最丑的一个。 陈太忠把这个揣进了西装口袋里。王玉婷在边上看着,等他回来,忽然问:“陈科,你有对象没有?”陈太忠正弯着腰往纸箱上贴胶带,手停了停,直起身子来。 “有。” 王玉婷看着他,看了两秒钟,扑哧一声笑了。 “我就问问。”王玉婷说,“你紧张什么。” “我没紧张。” “胶带歪了。”王玉婷说,“回去的东西,贴结实点。” 她低下头,把最后一卷宣传画塞进纸筒里,拧上盖子,在纸筒上用记号笔写了“凤凰招商办”五个字,写完了,拿给他看,问写得正不正。陈太忠说正,她就把纸筒靠在纸箱边上,拍了拍手上的灰。大胡子的木箱钉好了,叉车开走了,他拍着手上的灰走过来,从毛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又掏出一个小东西,塞到陈太忠手里。 是一个铜的钥匙扣,上面刻着一只狮子,后腿立着,前爪扬着,底下一行德文。大胡子指了指狮子,又指了指他自己的胸口,说了一串。王玉婷说她德文只会几个词,大概听出来是他们城市的标志。 陈太忠捏着那只铜狮子,想起凤凰区委门口那只缺了耳朵的石狮子,觉得这事有点巧。他把手伸进西装口袋,指头碰到那个最丑的山核桃木盒,犹豫片刻,没掏出来。大前门那半盒早给了人家,他浑身上下翻遍了,能拿得出手的只剩一支钢笔。 大胡子看出他在找东西,摆摆手,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句英文,陈太忠这回全听懂了:“下次,凤凰。” “下次,凤凰。”陈太忠说。 两个人握了握手,大胡子拎起包,到了过道尽头,转身冲他们挥了挥手,挥得很用力。四点半,摊子收得差不多了,汤姆从过道那头过来,身后跟着一个高个子的白头发老太太,穿一身灰呢套装,胸前别着一枚胸针。 汤姆介绍,这是他的老板,伯明翰市议员,姓什么,王玉婷翻了,陈太忠没记住,只记得老太太的手很有劲,握得他指头发麻。老太太说她听汤姆讲了礼拜天的事,也听哈里斯讲了上午的会谈,特意过来看看凤凰的展位。 可展位已经收了。墙上光秃秃的,宣传画都卷进了纸筒,桌上只剩一个写着“凤凰招商办”的纸箱。老太太站在空荡荡的展位跟前,看了看那个纸箱,又看了看那两张折叠桌,看到那条缠着铁丝和胶布的桌子腿,弯下腰,伸手摸了摸,问了一句。 王玉婷翻:“她问,这条腿是谁修的。” “我。” 老太太直起腰,冲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很短的话。王玉婷翻得也很短:“她说,修得很结实。”陈太忠想了想,把西装口袋里那个最丑的山核桃木盒掏了出来,盒盖上的字烫得有点糊,他拿袖子擦了擦,双手递过去,说:“最后一个了,不好看。” 老太太接过去,看了看那两个烫糊了的字,笑着说了一句,汤姆在旁边跟着笑。王玉婷翻:“她说,最后一个,最珍贵。”她把盒子放进手提包里,又跟陈太忠握了握手,跟着汤姆走了。汤姆走出去几步,回头冲他眨眨眼,嘴型是三个字:回、去、报。 拆下来的纸箱和纸筒,两个人一趟拎不完,分了两趟往宾馆搬。 外头又下起了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纸箱上沙沙响。陈太忠把西装脱下来罩在纸箱上,自己穿着白衬衫顶着雨,到了宾馆门口,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王玉婷撑着一把折叠伞跟在后头,伞小,只顾得上她怀里的那几个纸筒。 前台的小伙子看见他湿成那样,愣了愣,从柜台后头扔过来一条毛巾。 “英国的雨,”王玉婷收了伞,抖了抖,说,“你以为不大,走一段就透了。” 陈太忠拿毛巾擦着头发,说:“跟凤凰的秋雨一样,看着不下,衣服全湿。”夜里九点,秦连成的电话又打到了宾馆前台。这回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躲在什么地方打的,背景里有人在划拳,说的是素波话。 “太忠,跟你说个事。”秦连成说,“杨市长明天带人回伯明翰,上午要开个会。全团的会。” “开什么会?” 秦连成在那头顿了顿。 “礼拜天那事,有人捅到他跟前了。”秦连成说,“说你在展会上跟英国人打架,影响很坏,丢了凤凰的脸。我跟他说了,有笔录,人家自己滑倒的,他听没听进去,我不知道。今天德比的事我也跟他说了,他就嗯了一声,什么都没说。” “谁捅的?” “你别问。”秦连成说,“问了也没用。明天开会,你心里有个数。我先挂了,他们叫我喝酒。” 电话断了。秦连成的电话挂了以后,陈太忠在大堂的旧沙发上坐了好一会儿。 他看着那部红色的投币电话,心里算时间。凤凰这会儿是礼拜三凌晨五点多,天还黑着,区委大院里只有传达室亮着灯。这个钟点打过去,吴言的办公室不会有人,打了也白打。可他又觉得,这个钟点她说不定就在,她那个人,不像是会睡懒觉的。 他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来,在茶几上数了数,一镑的十一枚,五十便士的三枚,够打十来分钟。他把硬币一枚一枚码成一摞,码完了,站起来,走到电话机跟前。 他拿起听筒,拨了一长串号码。伯明翰夜里九点多,凤凰是礼拜三凌晨五点多。区委总机这会儿没人,他直接拨了吴言办公室的号码,那是上回总机转过去的时候他记下的。铃响了很久,他以为没人,正要挂,那边接了。 “喂。” 还是吴言。凌晨五点,她在办公室。 “吴书记,我,陈太忠。” “嗯。” “您这么早就在?” “昨天的文件没看完。”吴言说,“说事。” 陈太忠把秦连成那通电话说了。杨副市长明天回来,要开会,有人说他在展会上跟英国人打架。 “我没打架。”陈太忠说,“有笔录,警察局也备了案。” “他训你,你听着。”吴言说。 陈太忠一愣。 “我说我没打架……” “我听见了。”吴言说,“你没打架,有笔录。有笔录,就让笔录说话。笔录不会自己张嘴,得有人替它张嘴。有人替你说话,你别接话。” “要是没人替我说呢?” “那你也别说。”吴言说,“你一张嘴,就成了你跟他吵。一个副市长,一个科长,在国外,当着全团的人吵架。不管谁对谁错,回去以后,传出来的就是一句话:陈太忠跟杨市长吵起来了。” 陈太忠没吭声,硬币咣当掉下去一枚。 “他训你,是他要训。”吴言说,“你听着,是你懂规矩。他训完了,事情还是那个事情,笔录还是那份笔录。你听着,他训的那些话就落在地上;你一回嘴,那些话就落在你身上了。” “我明白了。” “明白了,明天就做到。”吴言说,“明白和做到,中间隔着一张嘴。” 听筒里又嘀嘀地响,陈太忠低头一看,手里还剩两枚硬币。他捏起一枚,正要往里投,吴言在那头说话了。 “挂了。”吴言说,“省钱。” 咔嗒一声,她先挂了。陈太忠把那两枚硬币捏在手心里,站在电话机旁边。大堂里只有前台那个小伙子,还是趴着打瞌睡。他看了看手里的两枚硬币,想起礼拜天夜里也是剩两枚,没投进去,线就断了。这回也剩两枚,是她让他省下的。 他把硬币揣进口袋,跟大胡子给的那只铜狮子搁在一起,上楼去了。回到房间,他把那只蓝帆布箱子拖出来,打开,收拾东西。 西装明天还要穿,挂着;秋裤、袜子叠好塞进角落;那本英汉词典压在最底下。笔录的复印件、警察局的案号、失物招领的复写联、汤姆的名片,他拿一个信封装好,信封上写了“英国”两个字,夹进笔记本里,笔记本揣在西装内兜。大胡子给的铜狮子,他挂在了钥匙串上,跟红旗巷那把钥匙挂在一块儿,叮当响。 箱子的轮子还是卡着。他把箱子翻过来,拿钢笔帽抠了半天,抠出来一小块凤凰带来的煤渣。轮子能转了,转得吱吱扭扭的,可总算能转了。 礼拜三早上六点,陈太忠就醒了。他把那件白衬衫从衣柜里拿出来,铺在小桌上,借了前台的熨斗,是老式的,没有调温的钮,烧得滚烫,他熨领子的时候一走神,领尖上烫出一块焦黄。他拿指甲去抠那块黄,抠不掉,只好把领子往西装里头掖了掖。 早饭他没去餐厅,坐在床沿上,把老板给的那个叉烧包吃了。包子凉了,可还是比炸面包强,叉烧的甜味儿在嘴里化开,他吃得很慢。吃完了,他把笔记本翻开,翻到昨天夜里记的地方,只有一行字,是吴言的话:他训,你听。底下一行,是他自己加的:笔录说话,我不说。 他把这一页折了个角,合上本子,揣进西装内兜。 礼拜三早上八点多,团里的大巴从伦敦开回来了。大巴停在宾馆门口,车门一开,先下来的是杨锐锋的秘书,拎着两个箱子;然后是张玲玲、刘敏,一人手里好几个纸袋;再往后是那几位处长科长,大包小包,有个人怀里还抱着一个大纸箱,上面印着一台咖啡机。 陈太忠和王玉婷站在台阶上等着。秦连成从车上下来,冲他使了个眼色,没说话,先去帮司机从行李舱里往外搬箱子。陈太忠也走过去帮着搬,箱子一个比一个沉,有一个提手都快拽断了,里头不知道装了什么。 杨锐锋最后一个下车。他穿着那件深灰的毛呢大衣,下车的时候扶了扶车门,站在台阶底下,抬头看了看宾馆的招牌,又低头看了看正在搬箱子的陈太忠。 陈太忠直起腰,叫了一声:“杨市长。”杨锐锋“嗯”了一声,从他身边走过去,上了台阶,进了门,没停。李继峰拖着一个箱子从车上下来,箱子的轮子在台阶上磕得咔咔响。他走到陈太忠跟前,两个人隔着一个箱子站着,谁也没先开口。李继峰把箱子往上提了提,从他身边绕过去了。 礼拜三上午九点半,宾馆二楼的小会议室。这屋子是宾馆租给团里的,平时大概是开婚礼用的,墙上还挂着一圈纸花,没摘干净。一张长条桌,铺着白桌布,桌上摆着一排玻璃杯、两壶白开水、两碟饼干。窗帘拉了一半,外头是灰蒙蒙的天,对面楼顶上蹲着几只鸽子。 陈太忠到得早,九点一刻就进来了。他挑了靠门那头最边上的一把椅子,坐下,把笔记本和钢笔摆在面前。笔记本还是凤凰带来的那本,抄着二十个词的那一页折了个角。他穿着那套百货大楼买的西装,白衬衫领子拿宾馆的熨斗熨过,熨得有点焦黄。 王玉婷第二个到,看了他一眼,没跟他坐一块儿,坐到了长桌另一边,跟他斜对着。她面前放着那个鼓鼓的文件夹。九点二十几,团里的人陆陆续续进来了。 一个礼拜没见,这些人身上的行头都换了。张玲玲脖子上围着一条新围巾,格子的,一看就是英国货;刘敏穿着一件新大衣,驼色,料子软得发亮;随团的那几位干部,手上不是拎着哈罗德的纸袋,就是拎着别的什么百货公司的纸袋,进门以前在走廊里一个个塞到墙根底下码好。 他们进来,看见陈太忠,都愣了愣,有人冲他点点头,有人装没看见。张玲玲冲他抿嘴一笑,坐下以前跟刘敏咬了句耳朵,两个人一起往他这边瞟了一眼。李继峰最后一个进来,进门看见陈太忠,脚步停了停,没说话,在角落里找了把椅子坐下,端起一个玻璃杯,倒了半杯白开水,盯着杯子看。 秦连成进来的时候,冲陈太忠点了点头,坐到了长桌靠前头的位置,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按着。九点半整,杨锐锋进来了。 他五十上下,个子不高,身板挺得笔直,头发往后梳,鬓角有点白。穿着一件深灰的毛呢大衣,进了屋也没脱,就那么披着,在长桌那一头坐下了。他的秘书跟在后头,替他把一个保温杯放在面前,拧开盖子,茶香飘出来,是国内带来的茶叶。 杨锐锋端起保温杯,吹了吹,喝了一口,放下,扫了一圈桌子两边的人。扫到陈太忠的时候,眼睛停了停,又挪开了。 “开会。”杨锐锋说。 他先从伦敦考察的收获讲起,讲英国的城市管理,讲泰晤士河的治理,讲伦敦的地铁一百多年了还在用,讲英国人的商业环境,讲到牛津街的时候顿了顿,改口说“商业街区的规划”。讲了二十多分钟,讲得很顺,像是早就写好了稿子。底下的人一边听一边点头,有几个在本子上记。 陈太忠也低头记,一笔一画,记“城市管理”“河道治理”“地铁”,记一个字是一个字,钢笔在纸上沙沙响。讲完了伦敦,杨锐锋又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的时候,他话锋一转。 “这次出来,大家总的表现是好的。”杨锐锋说,“可也有些问题,我得提一提。” 会议室里安静了。 “有些同志,”杨锐锋说,“到了国外,不注意形象,跟当地人发生冲突,闹到保安都出面了,影响很坏。” 他没点名。可他这话一出口,会议室里所有人的脑袋都往一个方向转。张玲玲转过来,刘敏转过来,那几个处长科长也转过来。李继峰没转,还盯着他那半杯白开水,可他端着杯子的手动了动,杯子里的水晃了晃。都在看陈太忠。 陈太忠低着头,钢笔在笔记本上动,记下了“不注意形象”“发生冲突”“影响很坏”。杨锐锋看着他,接着往下说。 “咱们是代表凤凰出来的,代表的是凤凰一百多万人民的脸面。”杨锐锋说,“在国外,一举一动,人家都看着。你跟人家吵架,人家不会说你是谁谁谁,人家会说,看,中国人,看,凤凰人。” 陈太忠记:“凤凰一百多万人民的脸面。” “我还了解到,”杨锐锋说,“有的同志在展会上,跟外国人称兄道弟,递烟,送东西,拿公家的展品随便送人,这也是不注意形象。展品是凤凰的,不是哪一个人的。” 陈太忠的钢笔顿了顿,想起大胡子那半盒大前门,想起那三十多个山核桃木盒。烟是他自己掏钱买的,盒子的事王玉婷请示过,秦连成在电话里说的“带回来也是占地方,送给有兴趣的人”。可这些话他一句都没说,钢笔接着往下走,记了一行:“展品不随便送人。” “还有的同志,”杨锐锋接着说,“自作主张,跟当地的什么人搞联系,不请示,不汇报,搞小动作。” 这话说得含糊,坐在前头的秦连成两只手在公文包上按了按,没吭声。杨锐锋越说越重。他说出国是组织上的信任,是锻炼,不是让谁出来逞能的。他说有些同志年轻,资历浅,在国内有人捧着,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了国外还当是在自己家里。他说外事无小事,一点小事处理不好,就是外交事件,就是国际影响。 他说一句,陈太忠记一句。 “这种同志,”杨锐锋把保温杯往桌上重重一搁,杯盖跳了跳,“回去以后,要好好反省。该写检查的写检查,该在会上说清楚的,就在会上说清楚。”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鸽子扑腾翅膀。陈太忠低着头,钢笔尖抵在笔记本上,抵在“反省”两个字后头那个句号上,没抬起来。 他心里那股火,从杨锐锋说第一句“有些同志”的时候就上来了,烧到胸口,烧到嗓子眼,一句话就顶在舌头底下:我没打架,有笔录,警察局备了案,德国人作了证,那个女人是自己踩水滑倒的。这句话他在心里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说到第三遍,嘴唇都动了。 吴言那句话就是在这时候冒出来的。他训你,听着就是。你一张嘴,就成了你跟他吵。他把嘴唇抿紧了。钢笔尖在笔记本上越抵越用力,纸面往下陷出一个小坑。杨锐锋还在讲“组织纪律”,讲“个人英雄主义”,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听着,听一个字,笔尖往下压一分。 噗的一声,只有他自己听见。钢笔尖把笔记本戳穿了,戳透了“反省”后头那个句号,戳进底下那一页,底下那一页也透了,一直戳到第三页才停住。墨水从笔尖往外洇开,成了一个黑疙瘩。他没拔笔,就那么攥住,低头看着那个洞。 李继峰在角落里,眼睛还是盯着他那半杯白开水,可他的眼皮抬了抬,往陈太忠这边瞟了一眼,又垂下去了。 杨锐锋说完了。他也不往下说,端起保温杯喝茶,喝得很慢,眼睛从杯子上头看着会议室里的人,像是在等谁站出来认错,或者等谁站出来顶嘴。不管是哪一样,他都有后话。没人站出来。陈太忠的笔尖还插在本子的洞里,他一动不动。 会议室里静了好几秒。然后,椅子腿在地毯上蹭出一点声音。王玉婷站了起来。她站起来的时候,把面前那个鼓鼓的文件夹也拿了起来,抱在胸前。 “杨市长,我说两句。”王玉婷说。 杨锐锋看着她,眉头皱了皱,大概一时没想起来她是谁。他的秘书凑过去低声说了一句,杨锐锋“哦”了一声,说:“你说。” “我是省办公厅借调的翻译,王玉婷。”王玉婷说,“这次展会,从礼拜三开始,凤凰展位上一直是我在。礼拜天上午那件事,我在场。” 她说“在场”的时候,其实她当时在洗手间,可她回来的时候满地狼藉还没收拾,保安、德国展商都还在,笔录是她当场写的。她这么说,也不算添字。她打开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叠复印件,绕过半张桌子,放在杨锐锋面前,又抽出几份,顺着桌子往两边推。 “这是礼拜天上午的现场笔录,英文原件和中文翻译各一份。”王玉婷说,“有展会保安的签字和工号,有旁边德国展商的证言和签字,有我的签字,有陈科长的签字。展会安保办公室存了一份,登记编号写在右上角。” 杨锐锋低头看那叠纸,没翻。 “笔录上写得很清楚。”王玉婷说,声音不高,一个字一个字的,“一个英国女人到展位上来,用侮辱性的话问陈科长为什么没有辫子。陈科长用英语请她离开,说否则叫保安。她掀翻了桌子,往陈科长那边冲,自己踩到泼在地上的水,滑倒了。陈科长全程没有跟她发生身体接触,他站着没动,两只手一直举着,喊了保安。” 她顿了顿。 “这个女人礼拜五就来过一回,当时陈科长还在北京取签证,我一个人在。她那回就掀过一次桌子,喊着要找陈太忠。” 她又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 “礼拜一那天下午,我陪陈科长去当地警察局备了案,这是案号。”王玉婷说,“警察局的人说,陈科长处理得很对。” 她把那张纸也放在杨锐锋面前,退回自己的位置,站着,没坐下。 “我是翻译,”王玉婷说,“我只说我看见的、我翻的,一个字没添。” 说完,她坐下了。会议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张玲玲低头拿起推到她面前的那份复印件,看了几行,又放下了,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来。刘敏也拿起来,比张玲玲读得仔细,看完了,抬头看了看陈太忠,又看了看杨锐锋。 那叠纸,杨锐锋一张都没碰。他端起保温杯,到了嘴边,没喝,又放下了。 陈太忠还低着头。钢笔尖还插在笔记本的洞里,他没动。他心里那股火没下去,可火上面压了一块东西,压得稳稳的。王玉婷替他把话说了,比他自己能说的清楚十倍。他要是这会儿张嘴,哪怕说一句“谢谢王翻译”,那就成了他也在说话。 他一个字没说。这时候,秦连成动了。他慢条斯理地把膝盖上的公文包打开,咔嗒一声,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响。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是传真纸,薄薄的,有点卷边,他拿手掌在桌上把它抹平。 “杨市长,我也汇报一个事。”秦连成说,“本来想散了会单独跟您汇报,既然说到礼拜天这事,正好一起说。” 他把那张传真纸往前推了推。 “这是德比市议员哈里斯先生的信,昨天下午传真到伦敦的宾馆,今天早上我从前台拿的。”秦连成说,“信上说,德比市愿意考虑跟凤凰市结为友好城市,要正式邀请凤凰市市长明年访问德比,邀请函要等德比市议会投票以后发出。” 他停了停,看了陈太忠一眼。 “这个事,是陈太忠同志在展会上联系上的。”秦连成说,“礼拜天那件事过后,德比那位议员的助理在展位上看见了,说陈太忠同志处理得好,主动提出牵线。陈太忠同志当时没答应,说要回去报我。昨天我跟他一起去的德比,拜会了哈里斯议员,谈了一个钟头。” 会议室里有人吸了一口气。刘敏伸手把那张传真纸拿过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脸上露出了笑,是真高兴。她抬头说:“杨市长,这是好事啊。友好城市,还是英国的,咱们省里还没几个市有呢。段市长要是知道了,一定高兴。”她说“段市长”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可会议室里的人都听见了。 杨锐锋的脸红了。那红是从脖子根慢慢往上爬的,爬过耳朵,一直爬到脑门。他坐在那里,披着那件深灰的毛呢大衣,两只手放在桌上,左手压着右手,压得指关节发白。他半天没说话。秦连成也不催,坐在那里,把公文包合上,咔嗒,又是一声。 过了好一会儿,杨锐锋清了清嗓子,开口了。 “既然有误会,”杨锐锋说,“那就说清楚了。” 声音比刚才低了半截,也慢了半截。秦连成马上接过话头,接得一点缝都没留:“杨市长也是关心大家。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提醒一句是对的,大家都该记着。我看今天就到这儿,下午还得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去巴黎。散会吧?”杨锐锋看了秦连成一眼,点了点头。 “散会。”杨锐锋说。 他站起来,端起保温杯,披着大衣,先走了出去。秘书跟在后头,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叠笔录复印件,想拿,又没拿,跟着出去了。 人陆陆续续地散了。张玲玲走的时候,冲王玉婷看了一眼,没说话;刘敏走的时候,拍了拍秦连成的胳膊,又冲陈太忠点了点头;那几个处长科长出去以后,在走廊里拎起墙根底下码着的纸袋,叽叽喳喳地走远了。 李继峰最后一个起身。他把那半杯白开水喝干了,放下杯子,从陈太忠身后走过去,走到门口,停了停,没回头,出去了。陈太忠这才把钢笔从笔记本里拔出来。笔尖弯了,弯成一个小钩。笔记本上那个洞透了三页,洞边上一圈墨水,黑乎乎的。他看着那个洞,看了一会儿,把笔记本合上了。 从头到尾,他没说一句话。 陈太忠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只剩下王玉婷。她靠在走廊的窗户边上,抱着那个文件夹,看着窗外对面楼顶上的鸽子。听见他出来,她没回头。陈太忠走到她旁边,站住了。他想说句什么,张了张嘴,想起吴言那句“有人替你说话,你别接话”,又觉得会散了,这会儿说一句谢谢,大概不算接话。 “王翻译……” “别谢我。”王玉婷说,还是没回头,“我不是替你说话,我是替笔录说话。那份笔录是我写的,我签了名字的。有人在会上说的跟我写的不一样,我得站起来,要不然我那名字就白签了。” 陈太忠站在她旁边,看着窗外的鸽子。 “你那支钢笔,”王玉婷说,“我从桌子那头都看见了。笔记本戳了个洞。” “嗯。” “戳得好。”王玉婷说,“戳的是本子,没戳人。” 她转过身来,抱着文件夹往楼梯那边去,没几步又回头说:“下午我去帮秦主任对去巴黎的行程,你自己吃饭。那家粤港小食,老板认得你了。”她下楼去了。陈太忠在窗户边上又站了一会儿。身后有脚步声,是秦连成。他从会议室里出来,手里拎着那个公文包,走到陈太忠跟前,也不说话,冲走廊尽头扬了扬下巴。陈太忠跟着他走过去。 走廊尽头是消防通道,门框上亮着一块绿色的牌子,画着一个往外跑的小人。秦连成在门边站住,左右看了看,走廊里没人。 “明天团里去巴黎。”秦连成说,“你别去了。” 陈太忠一愣。 “回去看家。”秦连成说,“明天一早,我让王玉婷给你改机票,伦敦飞香港,再转素波,礼拜六能到家。” “为什么?”陈太忠问。 他问出口,才觉得自己这句问得急。可他是真不明白。展会收了,事情办了,德比的信拿回来了,杨锐锋那边也下了台阶,团里去巴黎,他一个随团的科长,凭什么不去?秦连成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他把公文包倒了个手,腾出右手,在陈太忠胳膊上拍了拍。 “家里有人看着。”秦连成说。 陈太忠没听懂,还要问,秦连成又说了一句。 “那张卡片上的话,”秦连成说,“是你自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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