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版官仙】116-117

送交者: G406023127 [☆★★文青★★☆] 于 2026-11-22 14:43 已读64次 1赞 大字阅读 繁体
回复: 【肉版官仙】101 章 作者:G406023127 由 G406023127 于 2026-11-22 14:13
  第116章 书是书

  陈太忠躺在被窝里,看着外间桌上那截书脊,没马上答话。

  纸袋口敞着,书脊上那两个英文词在晨光里黑黢黢的,他在希思罗机场的书店里盯着看了半天,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对,到这会儿也只认得那个售货员姑娘念出来的音。炉子里的火噼啪响了两声,铝壶的壶盖被白汽顶得一跳一跳。

  雷蕾坐在床沿上,扭着身子看着他,膝盖上那块木板斜着,稿纸往下滑了半截,她也没去扶。

  “给一个朋友带的。”陈太忠说,“五中的语文老师。她要一本封面是英文的书。”

  他说得不快,也不慢,一个字都没往旁边绕。雷蕾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她那双眼睛刚才还在稿纸上核对城东那段路要冻几天,这会儿落在他脸上,跟核对数字一个样,一点一点地过,眉毛过一遍,嘴角过一遍,连躺在被窝里露出来的那半截光膀子。

  “女的吧?”雷蕾问。

  “是。”

  雷蕾“嗯”了一声,不高不低,听不出什么。她转回身去,把木板扶正,稿纸抹平,拿起钢笔,悬在纸面上,悬了半天,没落下去。屋里静了。炉子里的煤块往下塌,哗啦一声。外头院子里有人在扫雪,竹扫帚刮着砖地,刷啦刷啦地响过来,响到窗根底下,又远了。

  陈太忠躺在枕头上,盯着雷蕾的后背。她身上裹着他那件夹克,领子竖着,后脖子上露出一截白,头发拿橡皮筋随便一扎,有几绺散下来,搭在夹克领子上。她握笔的那只手不动,另一只手搁在木板边上,指头在木板边上轻轻地敲。

  他没说话。他想说点什么,可想来想去,能说的刚才都说了。朋友,五中,语文老师,女的,要一本封面是英文的书。一句不多,一句不少。再多说一句,就是解释;越描越黑,那才叫心虚。他不心虚,可他也说不清自己这会儿是个什么滋味。

  雷蕾敲了好一阵,停了。她把钢笔的笔帽套上,咔嗒一声,搁在稿纸上,转过身来,看着他。

  “屋顶是屋顶。”雷蕾说,“你是你。书是书。”

  陈太忠看着她。

  “我不问名字。”雷蕾说。

  她说这话的口气,跟昨天夜里说“两块五,我明天给你”一个样,硬邦邦的,算得清清楚楚。可她的眼睛没那么硬,看了他一会儿,就挪开了,挪到窗户上,窗户纸上那层灰白已经亮成了白。

  “你也别跟她说我。”雷蕾又说。

  陈太忠张了张嘴。

  “不是怕。”雷蕾没等他开口,“是没那个必要。我跟你的事,是我跟你的事。她跟你的事,是她跟你的事。混在一块儿说,谁都说不清楚,说着说着就成了一锅粥。我一个跑新闻的,最烦一锅粥。”

  她说完,自己先撇了撇嘴,像是觉得这番话说得太长了,长得不像她。

  “行。”陈太忠说。

  “行就行。”雷蕾说,“你别‘行’得那么痛快,好像我是来跟你谈合同的。”

  陈太忠被她噎住了,想笑,没敢笑,憋得嘴角直抽。雷蕾瞪了他一眼,瞪完了,自己倒先绷不住,嘴角往上一翘,又赶紧压下去,转身去拿那块木板。

  “我写稿子了。”雷蕾说,“你别出声。”

  她低下头去写,这回笔尖落下去了,沙沙地往前走,飞快,写了小半页,停了停,划掉一个词,又接着写。陈太忠躺在被窝里,听着那沙沙声,看着屋顶靠窗那一角的苇箔,那片干透了的水渍一圈套一圈,白碱在晨光里亮着。

  他想起任娇站在楼梯口最上头那一级台阶上,揣着手说:书,英文的。他也想起雷蕾昨天夜里裹着他的夹克站在床上,打着手电照这一角,说不漏了。两个人隔着半个凤凰城,一个在五中的筒子楼里,一个在老报社后院的平房里,一个要书,一个要算清两块五。

  他想了一会儿,不想了。想多了,就成了雷蕾说的一锅粥。

  他躺不住了,掀开被子坐起来,套上秋衣,趿拉着她那双棉拖鞋走到外间。炉子里的火有点蔫,煤块烧成了灰白的壳,底下透着暗红。他拿炉钩子把炉灰捅下去,从门后那个柳条筐里夹了两块煤添上,又把铝壶挪到边上,炉口敞开,风从底下往上抽,火苗子呼地蹿起来。

  雷蕾头都没回,说:“别乱添,一天就那么一筐。”

  “添两块。”陈太忠说,“你写稿子,手冻了写不快。”

  “我手冻了也比你写得快。”雷蕾说。

  他没接话,看见炉台上搁着两个冷馒头,是昨天夜里煮面的时候她从帆布包里掏出来的,说是报社食堂发的,一直没吃。他把馒头掰开,搁在炉盖上,翻了两回,两面焦黄,满屋子都是麦子的焦香。烤好了,他拿一张废稿纸垫着,递到她手边上。

  雷蕾低头看了一眼那个馒头,看了一会儿,伸手拿起来,咬了一口,烫得直哈气,眼睛还盯着稿纸,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焦了。”

  “焦了香。”

  “焦了致癌,报上登过。”雷蕾说。

  “哪张报?”

  “我们报,我写的。”雷蕾说。

  陈太忠笑出声来,雷蕾也没忍住,嚼着馒头笑,馒头渣掉在稿纸上,她拿手背扫开,扫完了又板起脸来写。他靠在门框上,啃着另一半馒头,看着那个接漏水的脸盆搁在床脚,盆底那卷牛皮纸包着的油毡钉,她昨天夜里说要留着,等开春再上去看看。

  屋顶的事她记得清清楚楚,书的事她不问名字。他嚼着馒头,觉得这两样搁在一个人身上,一点都不打架。七点半,雷蕾把稿子写完了,三页,拿曲别针别好,塞进帆布包里。她站起来,把他的夹克脱下来扔到床上,自己去柜子里翻出一件毛衣套上,又从门后头摘下那件军大衣。

  “起来吧。”雷蕾说,“我九点要去报社传稿子,你也该回去了。你那箱子还在招商办传达室老张头手里押着呢。”

  陈太忠爬起来穿衣服。秋衣、秋裤、衬衫,那件衬衫领尖还是焦黄的,皱得没法看。西装从外间的地上捡起来,抖了抖,上头沾了一层她军大衣上的毛,他拿手掸了半天,没掸干净,也就算了。雷蕾在炉子跟前蹲着,把昨天夜里那口小锅端起来,锅里还剩一点面汤,泡着两根发白的面条。她端着锅走到床脚,把面汤倒进那个搪瓷脸盆里。

  脸盆还是接漏水的那个,盆沿磕掉了一块瓷,盆底那卷牛皮纸包着的油毡钉被她挪到床头柜上了,盆里空着,面汤倒进去,冒着一点热气。

  “这盆以后不用接水了。”雷蕾说,“改倒泔水。”

  陈太忠系着领带,看着那个盆,没吭声。雷蕾把锅放回炉台上,拍了拍手,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钱包,打开,数出两块五毛钱,一张两块的,一个五毛的钢镚,递给他。

  “油毡钉。”雷蕾说。

  陈太忠看着那两块五,想说不要,看了看她的脸,伸手接了,揣进西装口袋里。

  “收条呢?”陈太忠说。

  “滚。”雷蕾说。

  她把他推到门口,自己也穿好了大衣,挎上帆布包,拉开门。外头的冷风扑面灌进来,冻得两个人都缩了缩脖子。院当中的雪扫出了一条道,两边的雪堆上盖着一层黑,是夜里落的煤烟。雷蕾站在门槛上,回头看了一眼屋里,又看了看他。

  “走的时候把门带上。”雷蕾说,“锁舌有点歪,得往上提着关,要不关不严,风往里灌。”

  “你不也走?”

  “我先走。”雷蕾说,“你在后头关门。我不想跟你一块儿从这个院子里出去,让扫雪的老孙头看见,明天整个老报社都知道了。”

  她说完,挎着包,踩着扫出来的那条道往院门口走了。走到院门口,她没回头,抬起一只手,在脑袋上摆了摆,拐出去了。陈太忠站在门口,看着她拐出去的那个院门,看了一会儿。他回身把门拉上,门板吱呀一声,锁舌碰在锁扣上,咔的一响,没扣进去。他想起她的话,攥着门把手往上一提,再一推,咔嗒,严了。

  他又使劲推了推,门纹丝不动。扫雪的老孙头拄着竹扫帚站在院子那头,看着他,看了半天,又低下头去扫雪了。他把门带严,又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院子里那条扫出来的道上,留着雷蕾刚才踩出来的一溜脚印,一个挨一个,步子迈得很大,走得很急,到院门口拐了个弯,没了。

  老孙头拄着扫帚,慢吞吞地挪过来,在他跟前站住,眯着眼看了看那扇门,又看了看他,说:“修屋顶的?”

  “修屋顶的。”陈太忠说。

  “修好了?”

  “修好了。”

  “修好了好。”老孙头说,“那个角漏了两年了,报社管后勤的说派人来,派了两年也没派来。小雷那丫头天天拿盆接,满了端出去倒,冬天倒在院子里,结一层冰,我扫都扫不动。”

  他说着,拿扫帚在门口那块地上划拉了两下,地上果然有一片冰,灰白的,冻得结结实实,扫帚刮上去咯吱咯吱响。

  “往后不用扫了。”陈太忠说。

  老孙头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又低下头去扫雪了。陈太忠把烟头扔在雪堆里,嗤的一声灭了,抬脚出了院门。

  老报社后院到招商办,走路二十来分钟。陈太忠没坐车,拎着那个纸袋一路走过去,皮鞋踩在半化的雪上,咯吱咯吱响。礼拜天早上街上人少,卖油条的摊子刚支起来,油锅冒着白烟,炸油条的老头冲他吆喝了一声,他摆摆手,又走回去买了两根,边走边啃。

  传达室的窗户上结着霜花,老张头在里头生炉子,满屋子烟。陈太忠敲窗户,老张头把窗户拉开一条缝,眯着眼看了他半天,看他的领带,看他西装上那层灰毛,又看他手里那半根油条。

  “看了一宿,没炸。”老张头说。

  “谢谢张大爷。”陈太忠说。

  老张头把箱子从窗口递出来,递到一半,停住了,鼻子凑过来嗅了嗅:“你这一身什么味儿?煤烟子。夜里在哪个炉子跟前蹲着烤了一宿?”

  “记者站的炉子。”陈太忠说,“烧得旺。”

  老张头“哼”了一声,把箱子塞给他,窗户啪地关上了。隔着霜花,陈太忠还能看见他在里头摇脑袋。

  他拎着箱子回红旗巷。筒子楼的楼道里满是白菜帮子和煤渣混在一块儿的味道,一个礼拜没回来,这味道倒亲切了。对门老刘家的门开着,老刘媳妇蹲在门口择菜,看见他,站起来说哟陈科长回来啦,外国好不好玩。他说不好玩,雨多,饭难吃。老刘媳妇笑得直拍大腿,说那还是咱这儿好。

  屋里冷得像冰窖。他把箱子往床底下一塞,先去楼道尽头的水房打了一壶水,回来插上电炉子烧,又把窗户推开一条缝,让屋里那股憋了一个礼拜的霉味散散。水开了,他兑上凉水,在脸盆里洗脸、洗头、擦身子,擦得浑身发红,换了一身干净的秋衣秋裤,套上毛衣,又从柜子里翻出那件灰夹克。

  那件夹克是他的,昨天夜里披在雷蕾身上,今天早上被她扔回床上,他穿回来的。他拎起来闻了闻,领子上还有她头发里的肥皂味,混着记者站那股煤烟子。

  他想了想,把夹克挂回柜子里,换了一件蓝棉袄。泡衣裳以前,他把西装口袋里那两块五掏出来,一张两块的,一个五毛的钢镚,搁在三屉桌上。钢镚在桌面上转了两圈,躺平了,国徽朝上。

  他看着那两块五看了一会儿,没收进抽屉,就那么搁着。西装和衬衫团成一团,塞进脸盆里泡上,衬衫领尖那块焦黄,泡了一会儿,水都发黄了。他蹲在脸盆跟前看着那盆黄水,心说英国的雨也不比凤凰的煤烟子干净多少,在伯明翰那几天,领子回回一圈黑。

  收拾完,快十一点了。他把纸袋拿过来,把那本《简·爱》抽出来,翻开,又合上。书是硬壳的,封面深蓝,上头印着一个穿长裙子的女人的侧影,两个英文词烫的银字。他在机场书店里看中它,就是看中这层银字,任娇说要封面是英文的,那就得让人一眼看见是英文。

  他把书拿在手里掂了掂,又找出一张旧报纸,想包一层书皮,包了一半,觉得包上了就看不见封面了,又拆了,把书原样塞回纸袋里。纸袋是机场书店的,上面印着一行小字,他也不认识,倒也干净。

  中午在巷口吃了一碗牛肉面,碗里漂着一层红油。吃完了,他把自行车推出来,前后胎一个礼拜没打气,瘪了半截。他蹲在楼下拿打气筒打了半天,打得一身汗,骑上去,往五中去了。

  五中在城西,骑车二十多分钟。礼拜天下午,校门口冷冷清清,门卫室的老头裹着军大衣在打盹,看见他推车进来,抬了抬眼皮,又闭上了。

  单身宿舍是一栋三层的筒子楼,红砖,墙皮剥了一大片。任娇的屋在二楼。门洞里的水泥台阶上结着冰,他扶着栏杆上去,还没到二楼,就听见楼道里有人说话,是两个半大孩子,一个男生一个女生,都穿着蓝白校服,背着书包,靠在任娇门口的墙上,一个手里拿着作文本,一个手里攥着半个烧饼。

  两个孩子看见他上来,愣了愣,往边上让了让。那个女生问他找谁。

  “找任老师。”陈太忠说。

  “任老师在里头改卷子呢。”那个男生说,“让我们等十分钟。”

  陈太忠点点头,站在楼梯口,没往前凑。楼道里没灯,窗户玻璃碎了一块,拿硬纸板糊着,冷风从纸板缝里钻进来。那两个孩子看看他,又互相看看,男生小声说了句什么,女生拿胳膊肘捅了捅他。门开了。

  任娇站在门里,穿着一件枣红的毛衣,外头罩着一件灰色的开衫,头发挽在脑后,拿一根铅笔别着,手里还捏着一支红笔。她先看见的是两个学生,张嘴说进来吧,话说了一半,眼睛越过他们,看见了站在楼梯口的陈太忠,那半句话就卡住了。

  两个人隔着两个学生,对看了一会儿。那个女生看看任娇,又回头看看陈太忠,眼睛眨巴眨巴的,嘴角往上翘。陈太忠往前走了两步,从棉袄底下把那个纸袋抽出来,递过去。

  “书。”陈太忠说,“英文的。”

  任娇看着那个纸袋,没马上接。她把红笔换到左手,空出来的那只伸过来,接住了,指头碰着纸袋的边,捏了捏。她把书抽出来半截,低头看那个深蓝的封面,看那两个银字,嘴唇动了动,到底没念出声。

  “封面上真是英文。”任娇说。

  她说得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说完了,她把书整个抽出来,纸袋塞回他手里,书抱在胸口,两只胳膊交叉着压在书上,压得紧紧的。那个男生伸着脖子想看封面写的什么,任娇侧了侧身子,没让他看。

  “进来吧。”任娇冲两个学生说,“作文本拿出来,先把开头念给我听。”

  两个孩子溜进门去了。任娇没马上跟进去,站在门槛上,回过头来看着陈太忠。楼道里暗,她的脸半明半暗的,抱着书的那两只胳膊没松。她吸了吸鼻子。

  “你身上有煤烟味。”任娇说。

  陈太忠心里咯噔一声。他洗过头,擦过身子,换过衣服,可棉袄是从柜子里拿的,跟那件夹克挂在一块儿,挂了一会儿。

  “记者站的炉子烧得旺。”陈太忠说,“去送了趟资料,坐了一会儿。”

  “哦。”任娇说。

  她没再问。她看了他一会儿,眼睛在他的棉袄上停了停,又抬起来看他的脸,看完了,嘴角动了动,说:“回去换件衣裳。这件棉袄也该洗了,袖口都亮了。”

  “明天换。”

  “今天换。”任娇说,“你明天不是去区里吗?”

  陈太忠一愣,不记得跟她说过明天去区里。任娇看他发愣,抿了抿嘴,说:“你哪个礼拜一不去区里?去区里你还穿这件,人家吴书记看了怎么想,说招商办的人出趟国,回来连件干净衣裳都没有。”

  屋里那个女生已经在念作文了,念得磕磕巴巴的:“我的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任娇回头看了一眼,又转回来,抱着书往门里退了半步。

  “我讲作文了。”任娇说。

  “讲吧。”

  “书……”任娇说,顿了顿,下巴往怀里那本书上点了点,“我先看封面,里头的看不懂,慢慢查字典。”

  “那书有中文的。”陈太忠说,“新华书店就有。”

  “中文的我看过了,我就要这本。”任娇说。

  她说完,把门关上了。门板合上之前,他看见她把那本书搁在床头的枕头边上,封面朝上,又拿手掌在封面上按了按。门关严了。屋里女生的声音还在念:“……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任娇的声音打断她,说开头太平了,第一句就写五点起床,谁写妈妈都写五点起床,你写一个只有你妈才有的事。

  陈太忠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听见那个女生说“我妈切菜的时候爱唱歌,唱得跑调”,任娇说对,就从这儿写。他下楼了。楼梯口那片冰他来的时候扶着栏杆,下去的时候忘了扶,脚底下一滑,差点坐个屁墩,赶紧抓住栏杆,站稳了。门卫室的老头被他这一抓惊醒了,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他推着车刚出宿舍楼的门洞,后头楼梯上咚咚咚一阵响,那个女生追下来了,校服的拉链没拉,两条辫子一甩一甩的,手里攥着一个小纸包。

  “叔叔!”女生喊了一嗓子,喘着气说,“任老师让我给你的。”

  纸包是作文纸叠的,里头包着两个桔子,皮有点蔫,捏着软乎乎的。女生把纸包塞到他车筐里,扭头就往回跑,到了门洞口,又回过头来,冲他咧嘴一笑,露出一个虎牙,蹬蹬蹬上楼去了。陈太忠低头看着车筐里那两个桔子。作文纸上有红笔的字,是任娇批的半句评语,被叠在里头,只露出来“开头太平”四个字。

  他站在车边剥了一个,塞进嘴里,酸得直皱眉,另一个揣进棉袄兜里,没舍得吃。他推着车出了校门,骑上去,往红旗巷蹬。风从城西往城东刮,顶着脸,他把脖子缩进棉袄领子里,闻了闻领口,煤烟味不重,可是有。他心说这姑娘的鼻子比老张头还灵,老张头是闻出来了骂一句,她是闻出来了不问。

  这比骂还难受。可他也没撒谎。记者站的炉子确实烧得旺,资料他也确实没送。他在心里把这两句话过了一遍,前半句是真的,后半句是他顺嘴编的,编得不圆。他骑着车,在风里叹了口气,叹出来一团白气,被风刮散了。

  路过解放路的新华书店,他捏了闸,单脚支着地,隔着玻璃往里看。靠窗那排书架上摆着外国文学,一溜精装的,他一眼就看见了那本《简·爱》,中文的,封面是土黄色,印着一个穿黑裙子的女人,标价三块八。

  三块八和二百块。他在玻璃外头站了一会儿,想起任娇在楼梯口说的那句话,书,英文的。她要的不是书里的字,中文的她早看过了,她要的是封面上那两个她念不出来的词。他当时没想明白,在希思罗机场的书店里盯着那两个银字看了半天,也没全想明白,这会儿隔着新华书店的玻璃,好像明白了一点。

  她这辈子大概出不了国,可她枕头边上能搁一本从英国来的书。后头有人按车铃,嫌他挡道。他把车往边上推了推,蹬起来走了。

  回到红旗巷,天已经擦黑了。他把棉袄脱下来,也塞进脸盆里,跟西装衬衫泡在一块儿,那盆水黄得更厉害了。他坐在床沿上,看着那盆水,想起雷蕾那个接漏水的脸盆,今天早上改了倒泔水。两个脸盆,两个女人,一个说书是书,一个说回去换件衣裳。

  八点多,他拎着暖壶去水房打水,碰上对门老刘也在。老刘蹲在水龙头底下刷一口铝锅,刷得哗啦哗啦响,看见他,站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水,说:“陈科长,外国回来了?给咱带点啥洋玩意儿没有?”

  “什么也没带。”陈太忠说,“就带了一本书。”

  “书?”老刘瞪着眼,“跑到英国去,就带一本书?那书多少钱?”

  “十几镑。”

  “镑是啥?”

  “英国的钱。”陈太忠说,“一镑合十三四块。”

  老刘掰着指头算了半天,算出来了,倒吸一口凉气,说乖乖,二百块钱买一本书,里头夹着金叶子吧?你自己看?

  “给人了。”陈太忠说。

  “给谁了?”

  陈太忠把暖壶塞到水龙头底下,拧开,水哗哗地往里灌,他没答。老刘看看他,嘿嘿一笑,也不追问了,拿手指头在他胳膊上戳了戳,说:“我懂,年轻人。二百块钱,换我得买一辆二手自行车。”

  “自行车也给人了。”陈太忠说,“我那车一个礼拜没人骑,今天推出来,车胎瘪了。”

  “车胎也给人了?”

  “车胎给了英国的雨。”

  老刘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在逗闷子,笑着骂了一句,端着锅走了。陈太忠打满了水,拎着暖壶往回走,楼道里的灯泡坏了一个,他摸黑走了几步,听见老刘在屋里跟他媳妇说话,说对门那个陈科长,二百块钱买本书送人,你说是送谁。

  老刘媳妇说你管人家送谁,你送我一本试试。九点来钟,有人敲门。他开了门,是老刘媳妇,端着一个蓝边大碗,上头扣着一个盘子,热气从缝里往外冒。

  “包的酸菜馅饺子,多包了一盖帘。”老刘媳妇说,“你一个人,从外国回来,屋里冷锅冷灶的,吃两个垫垫。”

  陈太忠接过来,碗底烫手,说谢谢嫂子。老刘媳妇往屋里瞄了一眼,看见三屉桌上摊得满满的资料,又看见床脚那个泡着衣裳的脸盆,啧了一声,说:“你这衣裳泡着别忘了洗,泡一宿就沤了。”

  “明天早上洗。”

  “明天早上水房排队。”老刘媳妇说,“你五点起来洗,没人跟你抢。”

  她说完,回自己屋去了。陈太忠揭开盘子,里头码得整整齐齐,个个鼓肚,酸菜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他坐在床沿上,一口一个,吃了十几个,吃完了,拿开水把碗涮干净,搁在门口,想着明天早上还过去。

  他摇摇头,把这念头甩开,从床底下拖出箱子,打开,把伯明翰展会的资料一样样拿出来,摊在三屉桌上。宣传册、名片、几页手写的记录,还有王玉婷替他抄的那二十句英文,纸角都卷了。他把名片按国家分了堆,记录按日子理顺,理到半夜,又想起明天梁国华要来,把上回在区委小会议室里自己说过的话,在一张纸上写下来。

  牵线,陪同,往上报。三样。他看着这三个词看了半天,在底下画了一道线,关灯睡了。

  礼拜一早上,陈太忠穿上了那身中山装。

  西装还泡在脸盆里,泡了一宿,衬衫领尖上那块焦黄淡了点,可没淡干净。他蹲在水房里拿肥皂搓了半天,搓得手指头发白,拧干了晾在楼道的铁丝上,滴答滴答地往水泥地上滴水。中山装是出国前那回穿去横山的,压在箱子底下一个礼拜,领子压出一道褶,他拿灌了开水的暖壶底来回压了几遍,平是平了,马马虎虎。

  蓝棉袄也洗了,晾在西装旁边,袖口那两块亮光洗掉了,露出底下的布纹。他从柜子里翻出那件旧呢子大衣,套在中山装外头。他看着那件棉袄,想起任娇站在门槛上说袖口都亮了,心里笑了一声,又有点发虚,转身下楼了。

  骑车到招商办,路过老报社那条巷子口,他往里瞟了一眼。巷子里冷冷清清,扫出来的雪堆在两边,后院的门关着,看不见那排平房。雷蕾这个点大概已经出门跑新闻了,那扇门锁舌歪着,得往上提着关,不知道她出门的时候提了没有。

  他没拐进去,脚底下蹬了两圈,过去了。七点半,他骑车到招商办,在传达室跟老张头打了声招呼,上楼去拿车钥匙。秦连成不在,车是谢向南这一个礼拜在用,他从谢向南桌上拿钥匙的时候,谢向南已经到了,正拿着暖壶往茶杯里倒水,看见他,眉毛一挑。

  “回来了也不先来报个到?”谢向南说,“礼拜六夜里看见你的箱子在传达室,老张头说你拎了一本书就跟人走了。”

  “跟谁走了?”

  “老张头没说。”谢向南把暖壶放下,“老张头说是个女的,穿军大衣,嗓门大。”

  陈太忠拿着钥匙,没接话。谢向南看看他,嘿嘿一笑,也不追问,说今天梁国华来横山,吴书记那边打过电话了,让招商办去一个人,“我寻思你回来了,就你去,我这一个礼拜的单子,等你下午回来再交”。

  “下午交。”陈太忠说,“一笔一笔地交。”

  “十一笔,复印件锁在柜子里,钥匙在我这儿。你别急着走,先把领子翻好。”谢向南说。

  陈太忠抬手摸领子,左边又翻出来了。他把领钩扣上,谢向南在边上看着,摇了摇头,说你这领子跟你有仇。他攥着钥匙下楼,拐角处碰见丁小宁往上走。她穿着那件旧红毛衣,外头罩着一件蓝布罩衣,手里拎着个网兜,装着两个铝饭盒,看见他,往边上一让,上下看了他一眼。

  “回来了。”丁小宁说。

  “回来了。”

  “谢科长说你礼拜六就回来了。”丁小宁说,“老张头说你拎了一本书走了。”

  “老张头那张嘴。”陈太忠说,“你们是不是礼拜一早上开会,专门议我?”

  丁小宁抿着嘴笑,没答这话,问他去哪儿,他说去横山。她说那中午不在单位吃了,网兜往上提了提,说她带了两份饭,“一份是给谢科长带的,他这一个礼拜天天吃食堂,吃得脸都绿了”。

  “那另一份呢?”

  “另一份是我的,你又不在。”丁小宁说。

  她说完,拎着网兜往上走了。陈太忠站在楼梯上回头看了一眼,她走得很快,蓝罩衣的后摆一甩一甩的,拐过楼梯角,没影了。

  横山区委在城东,开车四十分钟。路上的雪化了一半,柏油路面黑亮黑亮的,两边的地里白茫茫一片,田埂上的黑土一道一道露出来。车子过了那座桥,他看见远处砖厂的大烟囱,早就不冒烟了,砖厂停了大半年,窑口上长着枯草。

  车子开出城,他把呢子大衣的扣子解开,车里的暖风吹得腿上发烫。路边的杨树光秃秃的,树杈上挂着几个老鸹窝,黑乎乎的,一个挨一个。他开得不快,脑子里过上回那场会。上回他坐在窗边,一直没开口,直到吴言点了名,才说了那三样,说完了,梁国华笑他老实。

  今天梁国华第二回来。人家为什么要来第二回,他一路上琢磨到桥头,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只想到一样:上回说的话,今天得认账。光嘴上说不算,手里得拿出东西来。三样里头,牵线和往上报,他出国这一个礼拜,都归谢向南管着,进展如何,他还没顾上问。陪同,今天要是梁国华提出来看地,那就得当场应承,事后还得办得像样。

  他把车靠边停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昨天夜里写的那张纸,牵线,陪同,往上报,底下那道线。他看了一眼,又折起来,揣回口袋里,把车重新开上路。他把车停在区委大院里,下车的时候正好看见郑志国从办公楼里出来,手里端着个大茶缸子,看见他,老远就招手。

  “陈科长!英国回来了?”郑志国走过来,上下打量他,“瘦了,脸都尖了。英国的饭吃不惯吧?”

  “吃得惯。”陈太忠说,“就是贵。”

  “贵好。”郑志国说,“贵了你就少吃两口,回来正好减肥。走,上楼,吴书记在小会议室等着呢,梁老板的车刚进城,十分钟到。”

  小会议室还是上回那间,长桌,白瓷杯,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叶子还是擦得发亮。座签也还是上回那几个,“吴言”、“梁国华先生”、“郑志国”,靠窗多了一个“陈太忠”,上回没有他的座签,这回有了。

  吴言已经坐在长桌那头了。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外套,头发挽着,面前摊着一个本子,旁边压着一页打印的纸。陈太忠进门的时候她抬了抬眼,看了他一眼,看的是他的领子,看完了,又低下头去看那页纸。

  “吴书记。”陈太忠说。

  “坐。”吴言说。

  就一个字。陈太忠在靠窗的位子坐下,郑志国坐在吴言左手边,把大茶缸子往桌上一墩,砰的一响,吴言看了他一眼,他赶紧把茶缸子挪到桌子底下去了。十分钟后,楼下汽车喇叭响了两声。郑志国起身去接,吴言没动,等脚步声上了楼梯,到了门口,才站起来。

  梁国华还是那副金丝边眼镜,灰西装,外头套着一件驼色大衣,进门就伸出手来,握着吴言的手摇了摇,普通话还是那个调子,尾音往上挑。他身后跟着上回那个女秘书,拎着公文包,冲大家点头。

  “吴书记,又见面了。”梁国华说,“郑区长。”他转过头,看见了陈太忠,眼睛一亮,“陈科长!英国回来了?伯明翰的炸鱼吃了没有?”

  “吃了一回。”陈太忠说,“油大,您说得对,一回就够了。”

  梁国华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就说嘛,我就说嘛,又冲秘书说了一句粤语,秘书也笑了。大家落座,服务员进来倒茶,白瓷杯里冒着热气,茶叶在水里打转。梁国华没急着喝茶,先把公文包拉过来,打开,从里头抽出一页纸,双手捏着,放在桌上,推到吴言面前。

  是一封信,抬头印着横山区人民政府,底下一行一行打印的字,落款处盖着一个红戳,红得发亮。陈太忠隔着桌子看了一眼,认出来了。是上回会上梁国华问的那几样,吴言答不了的,说回去研究,三天内书面答复。

  “吴书记,”梁国华说,“你们上回讲三天内书面答复。我礼拜二回到香港,礼拜五这封信就到了我公司,邮戳是礼拜四的,从横山寄出去,三天。”

  他用手指头点了点那个邮戳的位置,脸上笑着,可眼睛里的东西不是笑。

  “我在香港讲给朋友听,”梁国华说,“他们不信。他们讲内地的官说三天,就是三个月,说研究研究,就是没下文。我拿这封信给他们看,他们才信。有个朋友讲,他也想来横山看看。”

  郑志国在边上乐了,乐得腮帮子上的肉都颤,说:“梁老板,这信是我盯着办的。礼拜二散了会,吴书记就交代下来,说三天就是三天,不许拖。礼拜三我们开了一上午会,礼拜四一早打出来,我亲自送到邮局,看着人家盖的戳。”

  “郑区长辛苦。”梁国华说。

  “不辛苦。”郑志国说,“说三天就三天,这是吴书记定的规矩。”

  吴言没接这个话。她把那封信拿起来看了一遍,又放下,推回梁国华面前,说:“梁生,这封信是区里该办的。你今天来,是想看地吧?”梁国华愣了愣,随即笑了,笑得眼角挤出一堆褶子,冲秘书点点头。秘书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地图,摊在桌上,是横山区的地形图,上头拿红笔圈了两个圈。

  “两块地。”梁国华说,“一块在东边,那个砖厂。我上回来,车从那边过,看见一个大烟囱,问开车的,他讲是砖厂,停了。地方够大,离公路近,旁边还有铁路的专用线。第二块在河西,这一片。”他的手指头落在河西那个红圈上,“这一片是菜地,平,离河近,取水方便。我的厂电镀用水多。”

  吴言低头看着地图,看了一会儿,拿钢笔在砖厂那个圈上点了点。

  “砖厂是区属企业,停产大半年了,工人放了假,地和厂房都是区里的。”吴言说,“这块可以谈。怎么谈,作价多少,工人怎么安置,区里拿方案,郑区长牵头。”

  郑志国赶紧点头,在本子上记。

  “河西这块,”吴言的钢笔挪到第二个圈上,停住了,“是农民的地,基本农田,种菜的。要征,要报市里批,市里点了头还得报省里。批不批,什么时候批,区里定不了。”

  梁国华看着她。

  “这个我不许诺。”吴言说。

  会议室里静了一会儿。梁国华的秘书停下笔,看看老板,又看看吴言。郑志国端起桌上的白瓷杯,喝了一口茶,喝得很轻,没出声。梁国华笑了。

  “吴书记,你还是这样。”梁国华说,“上回讲税,今天讲地,能就讲能,办不到就讲办不到,一点不绕弯子。”

  “绕弯子费时间。”吴言说,“梁生的时间值钱,我的时间也不多。”

  梁国华又笑,摇摇头,把地图拿起来看了看,用红笔把河西那个圈划了一道斜线,划完了,又在旁边打了个问号。

  “菜地先放一放。”梁国华说,“砖厂我想去看看。改天,我下午还要去素波。我想找个日子,带我的工程师来,看地,看厂房,看那条铁路线能不能用。”

  他转过头,看着陈太忠。

  “陈科长,”梁国华说,“上回你讲,招商办能陪同。这回还算不算?”

  会议室里的人都看过来了。郑志国看他,梁国华的秘书看他,吴言没抬头,可钢笔停在本子上,不写了。陈太忠把茶杯往边上挪了挪。

  “算。”陈太忠说,“看地,招商办陪您去。日子由招商办来排,定下来先报给区里,等郑区长这边定了,我再通知您。”

  “为什么要先报区里?”梁国华问,“你们招商办定一个日子,我来就是了。”

  “地是区里的。”陈太忠说,“看地,得区里的人在场,郑区长或者砖厂的人,带着图纸,带着账。招商办光陪着您站在烟囱底下干瞪眼,看一天也没名堂。区里哪天方便,我们就哪天。”

  梁国华推了推眼镜,看了他好一会儿,转过脸去对秘书说了一句粤语。这回陈太忠听出来了,里头还是有个词像“老实”,后头还跟了一个词,他听不懂。秘书笑着在本子上记了一笔。郑志国在边上插话:“陈科长说得对,看地得有人带着。砖厂的老厂长我熟,账在他手上,到时候我叫上他。”

  吴言这才抬起头来,看了陈太忠一眼,脸上平平的,看完了,又低头写字。正事谈到一半,梁国华的秘书放下笔,插了一句,说梁先生想知道伯明翰那个博览会,凤凰去了收获怎么样。她普通话比梁国华还硬,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梁国华笑着拿手指头点点秘书,嫌她多嘴,可眼睛还是看着陈太忠,等他答。陈太忠想了想,说:“名片收了一百来张,有意向的不到十家。正经谈下来的,一家,德比市,人家答应来信,原件已经到了,还没译出来。”

  “一百张名片,一家。”梁国华说,“你倒是不吹。”

  “吹了也没用。”陈太忠说,“明年人家不来,吹出去的话还得自己咽回来。”

  梁国华哈哈笑,说他二十年前头一回去法兰克福参展,名片收了三百张,一家都没成,回香港被他老爸骂了一个礼拜。吴言没跟着笑,拿钢笔在本子上敲了敲,梁国华就收住了,说好好好,谈正事。

  接下来又谈了半个多钟头,都是细的。砖厂多大,厂房几栋,产权清不清楚,工人有多少,欠没欠工资。郑志国一样一样报,有几样报不上来,吴言让他回去核实,写在纸上,看地那天带上。梁国华问环保,吴言说电镀厂的环评一定要做,环评没过不能动工,这是规矩,“上回跟梁生讲过,查是一定要查的”。

  梁国华点头,说讲过,记得。梁国华一样一样记下,又问了一件事:“吴书记,砖厂的工人,我要是接过来,要不要全收?”吴言抬起头,看着他:“梁生想收多少?”

  “我的厂一期,要三百个工人。”梁国华说,“砖厂的工人我问过,一百多个,年纪大的多。年纪大的,做电子不行,眼睛不好,手不稳。”

  “砖厂一百二十六个职工。”郑志国翻着本子报,“五十岁以上的三十一个。”

  吴言没马上答。她看着本子,拿钢笔在本子边上画了一道,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梁生,工人安置是区里的事,不是你的事。你招工,按你的标准招,砖厂的工人愿意去,你考核,合格的收,不合格不收。年纪大的,区里另外想办法。”梁国华愣了愣,看着她。

  “我不会让你把三十一个人背在身上来投资。”吴言说,“背上了,你不舒坦,他们也不舒坦,干不长。”

  梁国华推了推眼镜,看着吴言,看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没说话,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写完了,拿红笔在底下画了一道线。陈太忠坐在窗边看着。他想起自己昨天夜里在那张纸上画的那道线,跟梁国华这道线差不多长。

  十一点,会散了。

  梁国华站起来跟吴言握手,又跟郑志国握手,最后走到窗边,握着陈太忠的手摇了两摇,说:“陈科长,日子排好了,叫你们谢先生打我公司电话,号码他有。”陈太忠说好。梁国华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冲吴言说了一句:“吴书记,我下回来,带工程师来。”

  吴言说:“欢迎。”

  她送梁国华到楼梯口。郑志国跟在后头,一路送下楼去了。陈太忠没跟,站在会议室门口的走廊上,看着窗台上那盆君子兰。走廊里的暖气片咝咝地响,窗玻璃上结着一层水汽,楼下院子里那辆黑色奥迪掉了个头,开出了区委大院,车屁股后头冒着一团白烟。

  吴言从楼梯口回来了。她走得不快,皮鞋跟在水磨石地面上嗒嗒地响,手里拿着合上的本子,夹着那页信纸。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她停了半步,身子还朝着前头,脸也没转过来,眼睛看着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的门。

  “人家第二回来,”吴言说,“是来看你上回说的话还算不算。”

  陈太忠站着,没动。

  “算了,才有第三回。”吴言说。

  她的声音不高,走廊里没别人,可她说得跟在会上讲话差不多,一个字一个字的,不快,也不留缝。陈太忠想了想,说:“我上回说了三样。牵线,陪同,往上报。”吴言这才把脸转过来,看了他一眼。

  “那就三样都算给他看。”吴言说。

  她说完,抬脚接着往前去,没两步,又说了一句,这回没停:“陪同的日子,你排之前,先问区里。”

  “刚才在会上说了,先报区里。”

  “报是报,问是问。”吴言说,“报,是你排好了拿来给我们看。问,是你排之前先打听我们哪天有人、哪天有空。你排好了再报,郑志国那天要是在市里开会,你是让梁国华改日子,还是让郑志国请假?”

  陈太忠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吴言没等他说话,已经走到办公室门口了。她推开门,进去之前,回头瞟了他一眼,目光落在他的领子上,停了停。陈太忠抬手摸领子。领钩扣着,没翻。吴言嘴角动了动,不知道是不是笑,门关上了。

  陈太忠站在走廊上,手还搁在领钩上,站了一会儿。报是报,问是问。他把这六个字在心里念了两遍,念着念着,想起早上谢向南那句“先把领子翻好”,又想起任娇那句“回去换件衣裳”,想起雷蕾那句“书是书”。一个礼拜没回凤凰,回来头三天,人人都在教他。

  他把手从领子上放下来,往楼梯口走。郑志国送完梁国华,在楼梯口等他,还是端着那个大茶缸子,缸身上印着“横山区劳动模范”几个红字,掉了一半漆。

  “陈科长,吃了饭再走。”郑志国说,“吴书记交代过的,上回也是这么交代的。”

  “又麻烦郑区长。”

  “麻烦什么,区委食堂又不是你家,饭票我出。”郑志国一边说一边拽着他往后院走,“今天有红烧肉,礼拜一才有,你赶上了。”

  区委食堂还是那排平房,门口的棉门帘又厚了一层,油渍麻花的。掀开帘子,红烧肉的味儿裹着蒸馒头的热气扑出来,屋里十几张长条桌坐了大半,都是区里各部门的干部,端着铝饭盒,边吃边说话,嗡嗡的一片。

  郑志国打了两份红烧肉,四个馒头,一碗白菜豆腐汤,端到靠窗的一张空桌上,把一份推到陈太忠面前。红烧肉切得方方正正,酱色发亮,肥的那层颤巍巍的,底下压着几块土豆。

  “吃。”郑志国说,“你在英国,吃不上这口吧?”

  陈太忠夹了一块,咬了一口,烫得直吸气。肉炖得烂,肥的那层入口就化了,酱香里带着一点冰糖的甜。他嚼着,点点头,说:“英国还真有中国饭。”

  “有?”郑志国瞪大了眼,“上回你走之前,我问你有没有中国饭吃,你说不知道。真有?”

  “有一家粤港小食。”陈太忠说,“在伯明翰城里,离宾馆走路十来分钟。老板是广东人,在那边开了二十多年了。我去了四五回,吃到后来,老板认得我了,我一进门他就说,叉烧饭,多加汁。”

  郑志国哈哈大笑,筷子上的肉都掉回饭盒里了。

  “你这人,”郑志国说,“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去趟英国,连广东老板都认得你了。”

  “吃了四五回,他不认得我,那才怪了。”陈太忠说,“英国人一顿炸鱼薯条,吃得我胃里直泛酸,我是去他那儿救命的。”

  “那人家还不认得你?救命恩人呢。”郑志国说着,又夹了一块肉,嚼得满嘴流油,“哎,陈科长,我问你个事。”

  “您说。”

  郑志国把筷子放下,左右看了看,邻桌几个干部在说过年分带鱼的事,没人往这边看。他压低了声音,说:“你今天在会上那几句话,说得好。先报区里,等我们定了,再通知梁老板。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说得好?”陈太忠摇摇头。

  “上回你出国以前,市里另一个部门的人,也是陪客商来看地,日子是他们自己定的,定好了打个电话通知我们一声,说明天上午九点到。我那天正好在市里开会,吴书记在省里,整个横山一个能拍板的都没有。”郑志国说,“人家客商站在地头上,问什么都没人答得上来,扭头就走了。后来人家去了别的县。”

  他拿筷子敲了敲饭盒边,叹了一口气。

  “这事吴书记心里有数,没说。”郑志国说,“她今天在走廊上跟你说的那几句,我在楼梯口听见了。”

  陈太忠夹着肉的筷子停在半空。

  “我没偷听啊。”郑志国赶紧说,“走廊里就那么点地方,她说话又不小声。报是报,问是问,这话说得对。”

  “郑区长,”陈太忠说,“那我这就问您,砖厂哪天方便?”

  郑志国一愣,随即又笑了,笑得肚子上的肉直颤,伸手点着他:“你看看,你这人学得快。行,下午你回去,打我办公室电话,我查查日程,跟砖厂的老厂长通个气,再告诉你。”

  “我下午打。”

  “下午打,快吃,肉凉了就不香了。”郑志国说。

  两个人埋头吃饭。食堂里人渐渐少了,打饭的大师傅把铁勺往锅沿上一磕,喊了一声“没肉了啊”,后来的几个干部唉声叹气地打了白菜。郑志国把最后一个馒头掰开,蘸着饭盒底下的肉汤,吃得干干净净。

  “陈科长,”郑志国抹了抹嘴,“上回我说你滑。”

  “记着呢。”

  “我收回。”郑志国说,“你这人不是滑。真要是个油子,今天会上不说先报区里,说招商办定,客商听着舒坦。你偏不,你说先报区里,梁老板问为什么,你就说地是区里的。这叫什么,这叫……”

  他想了半天,没想出来。

  “这叫老实。”陈太忠说,“梁先生跟他秘书说的,我听出来了。”

  郑志国又笑了,拍着桌子乐,引得邻桌那几个说带鱼的干部都扭过头来看。

  郑志国把饭盒推到一边,又说起砖厂来,说那厂子是六几年建的,最红火的时候三百多个工人,三班倒,大烟囱一年到头冒烟,横山东边的人看烟囱就知道几点了。这几年盖楼的都用素波那边的空心砖,实心的卖不动,窑就熄了,工人放假回家,一个月发六十块生活费,发了半年,区里也发不动了。

  “梁老板要是真来,”郑志国说,“砖厂那一百多口子,能进去几十个也是好的。剩下的,吴书记说区里另想办法,她说了的,就得办。”

  “老厂长腰不好?”陈太忠问。

  郑志国愣了:“你咋知道?”

  “猜的。”陈太忠说。

  他没说要去砖厂门口转一圈,这话说出来,像是邀功。郑志国看了他一会儿,嘿了一声,说老厂长腰是不好,下礼拜一他背也得把他背去,账本在他手上,别人说不清。

  出了食堂,郑志国去开会,陈太忠一个人往外走。院子里的雪扫到了墙根底下,堆成两溜,上面落着一层煤灰。他走到车边上,掏钥匙的时候,抬头往办公楼看了一眼。二楼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的窗户关着,窗帘拉了一半,看不见里头。

  他上了车,打着火,车子突突地抖了两下,才稳当了。

  车子出了区委大院,他没直接回城,往东拐了一个弯,开到砖厂门口。砖厂的大门是两扇铁栅栏,漆掉得斑斑驳驳,门上挂着一把大锁,积了一层雪。门边上的传达室里有人,窗户上糊着报纸,抠了个窟窿,往外冒烟。他下车走过去,敲了敲窗户,报纸上的洞里露出一只眼睛来。

  “找谁?”

  “招商办的,路过,看看。”陈太忠说。

  窗户拉开了,里头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裹着一件油渍麻花的军大衣,手里捏着一根烟卷,眯着眼打量他的呢子大衣,又瞄他身后那辆车,说:“又是来看地的?上个月来了一拨,说是市里的,看了半个钟头,走了,再也没来。”

  “下礼拜一还来。”陈太忠说,“带着香港的老板来,区里郑区长也来,你们老厂长也来。”

  “老厂长?”老头把烟卷从嘴边拿下来,“老厂长在家养病呢,腰不行。”

  “郑区长说他能来。”

  “他能来就来。”老头说,“来了也是瞧瞧。半年了,看来看去,这窑还是冷的。”

  陈太忠没跟他争,往门里看了看。院子很大,雪地上一溜脚印都没有,几排厂房的窗户玻璃碎了不少,大烟囱底下堆着砖坯,码得整整齐齐,上头盖着一层雪,再往里,能看见一截铁轨,锈得发红,伸到围墙外头去了。

  “那铁轨还能用?”

  “能用。”老头说,“前年还走过车,拉砖往素波去。后来砖卖不动了,就不走了。”

  陈太忠点点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跟老头道了谢,转身往车那边走。老头在后头喊了一声:“你们这回是真来,还是来看看?”陈太忠站住了,回过头。

  “真来,下礼拜一八点半,你把大门上的雪扫一扫。”陈太忠说。

  老头看着他,没说话,把窗户关上了。报纸上那个窟窿里又冒出烟来。

  回城的路上,车从十中门口过。十中在城东头,挨着大路,校门里头往东那一片,两栋宿舍楼的架子搭了半截,脚手架上挂着绿网,被风撕开好几道口子,呼啦呼啦地飘。架子上一个人都没有,搅拌机停在楼底下,上头盖着一块油布,积着雪。

  校门外的墙根底下蹲着七八个人,穿着沾满灰浆的棉袄,缩着脖子抽烟,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脚边上扔着几个空的方便面袋子。车开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了。陈太忠从后视镜里看了看那几个人,没往心里去。晓艳上回说过一句,学校在盖宿舍楼,盖得磨磨蹭蹭的。他想着回头问问她,车子已经拐过了路口。

  回到招商办,一点半。

  三楼的走廊里暖气烧得足,满是烘干了的灰尘味。317的门半开着,外屋丁小宁坐在靠门的那张小桌子跟前,低着头描收条,一手按着复写纸,一手捏着圆珠笔,描得很用力,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响。小朱在里屋打字,噼里啪啦一阵,又歇一阵,歇着的时候能听见她翻稿纸的声音。

  丁小宁听见脚步,抬起头来,看见是他,手里的笔停了。

  “横山的饭好吃不?”丁小宁问。

  “红烧肉。”陈太忠说,“礼拜一才有。”

  丁小宁“哦”了一声,又低下头去描收条,描了两个字,嘴角往上翘,没多久,自己抿住了。她穿着一件旧的红毛衣,袖子挽到胳膊肘,胳膊上沾着一点复写纸的蓝印子。陈太忠走过她身边,看了一眼那张收条,上面写着“今收到”三个字,底下的数目还空着。

  谢向南在里屋自己那张桌子跟前,戴着老花镜看报纸,看见他进来,把报纸叠起来,摘下眼镜,说:“横山怎么样?”

  “梁国华要看砖厂。”陈太忠说,“河西那块菜地,吴书记说不许诺。”

  “不许诺就对了。”谢向南说,“基本农田,谁许诺谁倒霉。”

  陈太忠在自己桌子跟前坐下。一个礼拜没坐,椅子上落了一层灰,桌上的玻璃板底下压着的那张凤凰市地图,边角翘起来了。搪瓷缸子扣在桌角,缸口朝下,是他走之前扣的,缸底上的那行红字“凤凰市先进工作者”还在,“者”字掉了一个点。

  他把缸子翻过来,去水房涮了涮,倒上开水,捏了一撮茶叶扔进去,坐回来,没喝,先拿起电话。谢向南看着他拨号,问:“打给谁?”

  “郑志国。”

  “这么快?”谢向南说,“上午刚见完面,下午就追着问?人家还没吃完午饭消化完呢。”

  “问哪天方便。”陈太忠说,“吴书记交代的,排之前先问。”

  谢向南“哦”了一声,眉毛挑起来,没说话,靠在椅背上看着他。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郑志国的秘书,说郑区长在开会,十分钟以后打回来。陈太忠说好,挂了。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烫嘴,又放下,拿过一张白纸,在上头写了两个日子:礼拜四,下礼拜一。

  写完了,他看着这两个日子,想了想,在礼拜四后头打了个问号。十分钟后,电话响了,是郑志国,嗓门大,听筒里嗡嗡的。

  “陈科长,我查了。”郑志国说,“这礼拜四不行。礼拜四是圣诞,梁老板上午跟我说了,他礼拜三晚上就要飞回去,那边过圣诞跟咱们过年差不多,他公司放假,工程师都回家了。下礼拜一行,我那天没会,砖厂的老厂长我也问了,他在家,账本都在他手上。”

  “那就下礼拜一。”陈太忠说,“上午几点?”

  “九点?”郑志国说,“不,八点半吧,早点去,转完了中午在砖厂食堂吃顿饭,下午梁老板还能回市里。”

  “八点半。”陈太忠在纸上写下来,“我排上,排好了写个单子报区里,您看一眼,没问题了我再通知梁先生的公司。”

  “行。”郑志国说,“你这人,一点就透。”

  挂了电话,陈太忠把纸上“礼拜四”那几个字划掉,在“下礼拜一”后头写上“八点半,砖厂,郑区长、老厂长”。他把这张纸压在玻璃板底下,又拿出一张招商办的公文纸,一笔一画地写日程单。看地的日子、时间、地点,陪同的人,区里出谁,招商办出谁,要带的材料,砖厂的图纸、账本、产权证明、职工名册。

  写完了,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谢向南一直在边上看着,看到这会儿,才开口:“你这一出国,学会先问人了。”陈太忠抬起头。

  “以前你排日子,拍脑袋就定。”谢向南说,“定好了再打电话通知人家,碰上不方便,你再改,来回折腾两遭,人家烦,你也烦。今天你先问郑志国,问完了才落笔,落了笔再报。这一套,谁教你的?”

  “吴书记。”陈太忠说。

  谢向南愣了愣,随即点点头,没再问,重新戴上老花镜,把报纸举到脸前头,可半天没翻页。陈太忠把日程单装进信封,写上横山区人民政府郑志国副区长收,叫小朱下午送去机要交换站。小朱从里屋出来接信封,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又看他,说:“陈科长,秦主任明天回来。”

  “我知道。”

  “秦主任前天打电话来,说他礼拜二到素波,夜里回凤凰。”小朱说,“谢科长接的电话。”

  谢向南从报纸后头探出半个脑袋,说:“秦主任让我跟你说,主持的事,他回来了再交。我这一个礼拜,是代你主持的,你回来了,先交到你手上,你再交给他。”

  “绕。”陈太忠说。

  “绕也得绕。”谢向南说,“规矩。”

  他把报纸放下,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的文件夹,又站起来,从腰上解下一串钥匙,打开墙角那个铁皮柜子,从最底下一层抱出一摞复印件,用一根橡皮筋捆着,捆得整整齐齐。他把文件夹和复印件一块儿搁在陈太忠桌上。

  “十一笔。”谢向南说,“你走的这一个礼拜,我签的字。”

  陈太忠打开文件夹。头一页是一张清单,谢向南的字,钢笔写的,一笔一笔列得清清楚楚:日期、事由、金额、经手人、签字人。十一笔,最大的一笔是两千四,招商办给市里一个投资洽谈会印宣传册;最小的一笔是十八块五,办公室换了两根日光灯管。

  他一笔一笔地往下核,每看完一笔,就翻出对应的复印件来对。谢向南这人他信得过,可秦连成走之前交代过,主持期间的账,一笔都不能糊涂。宣传册那笔,复印件后头附着印刷厂的报价单,三家,谢向南挑的最便宜的那家;日光灯管那笔,后头附着五金店的发票,上头的字歪歪扭扭的,写着“灯管两支”。

  看到第七笔的时候,他停住了。第七笔是一百二十块钱,事由写的是“接待费”,经手人是小朱,签字人是谢向南。复印件后头附着一张饭店的发票,凤凰宾馆的,日期是上礼拜五。

  “这笔?”陈太忠问。

  谢向南凑过来看了看,说:“上礼拜五,梁国华公司在素波的办事处派了个人来,送一张回执,说梁老板在香港收到了区里的信,打电话让他过来道谢,区里一份,招商办一份。那人一早从素波坐车过来,到了凤凰已经中午了,我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走,就在凤凰宾馆请他吃了顿便饭。两菜一汤,一百二。”

  “回执呢?”

  “在这儿。”谢向南从文件夹的夹层里抽出一张纸,是一张香港国华电子的信笺,上面写着收到横山区政府书面答复一份,谢谢,底下签着秘书的名字。

  陈太忠把那张回执跟发票复印件订在一块儿,说:“这样,秦主任看了,就知道这一百二是干什么的。”谢向南看着他订,没吭声,等他订完了,才说:“你比我细。”

  “不是细。”陈太忠说,“是秦主任回来了要一笔一笔地问,我答不上来,丢的是您的人。”

  谢向南笑了一声,又摇摇头,坐回去看报纸了。剩下的四笔都没毛病。陈太忠看完了,把十一张复印件按日子理好,用橡皮筋重新捆上,连同那份清单一块儿放回文件夹,搁在桌子的左上角。

  “看完了?”谢向南问。

  “看完了。”陈太忠说,“等秦主任回来,原样交。”

  “原样?”

  “原样。”陈太忠说,“您怎么交给我的,我就怎么交给他,一张不多,一张不少。我就添了一个订书钉。”

  谢向南从老花镜上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往下撇了撇,那是他要笑的时候的样子,笑没出来,他把报纸翻了一页,报纸哗啦一声响。谢向南把茶杯放下,又想起一件事,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白信封,上头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邮戳是英文的,地址也是英文的,打印的,底下用钢笔歪歪扭扭地补了一行中文:凤凰市招商办公室。

  “礼拜四到的。”谢向南说,“英国来的。我拆开看了,一个字不认得,小朱也不认得,她说她就认得开头那个‘Dear’。我想着外办那边有人懂,又怕拿过去,人家问起来,咱招商办连封信都看不懂,丢人。就搁着了,等秦主任回来,或者等你回来。”

  陈太忠接过来,抽出里头那页纸,厚实,抬头印着一个徽章,底下一行字,他认出来一个词,Derby。

  “德比。”陈太忠说,“哈里斯议员。秦主任带着我去德比拜会过,当面说了回头寄原件到市政府。这是原件。”

  “写的啥?”

  陈太忠看着那一页英文,看了半天,认得的词不超过二十个,凑不成一句话。传真件在伦敦的宾馆里,王玉婷一句一句给他们念过,可原件拿在手上,没了王玉婷,这页纸就成了天书。

  “看不懂。”陈太忠说。

  谢向南笑了一声,说:“你都看不懂,那就真没人看得懂了。搁着吧,等秦主任回来,他说找谁就找谁。”陈太忠把信纸叠好,塞回信封,又放回谢向南的抽屉里。抽屉关上的时候,他心里有点堵。一个礼拜在伯明翰,天天说招商引资,人家真来了信,他连人家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下午两点多,他开始写出国的总结。

  秦连成走之前交代过,回来一个礼拜之内,交一份书面的东西,参展的情况,接触了哪些客商,有哪些意向,下一步怎么跟。陈太忠把箱子里那摞名片、宣传册和手写的记录都搬到了办公室,摊了一桌子,按国家分开,英国的一堆,德国的一堆,荷兰的一小堆,还有两张日本人的,他也不记得是在哪个展位上拿的了。

  他从英国那一堆里挑出一张名片,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的钢笔字,愣了一会儿神。他把这张名片单独放在一边,压在搪瓷缸子底下。写到第三页,外屋的丁小宁拿着一沓收条进来了,搁在他桌角,说:“陈科长,这几张您签个字,财务等着要。”

  陈太忠一张一张地看。都是招商办这一个礼拜零零碎碎的开销,邮票、信封、复写纸、打字机色带,收条上丁小宁描的字一笔一画的,描得很深,复写纸底下那联也看得清清楚楚。他签了字,签一张,丁小宁接一张,叠在手里,叠齐了,没走。

  “还有事?”陈太忠问。

  丁小宁看了看里屋,谢向南在看报纸,小朱在打字,谁也没往这边看。她往桌子这边挪了半步,压低了声音。

  “谢科长刚才跟小朱说,秦主任明天回来。”丁小宁说,“正科是不是要宣布了?”

  陈太忠手里的笔停了停。

  “不知道。”陈太忠说,“秦主任说了算。”

  “市里的文件早就下来了,我看见了。”丁小宁说,“上礼拜三,人事处的人送来的,红头的,谢科长签收的,锁在秦主任的抽屉里了。”

  “你怎么看见的?”

  “我在外屋描收条,人事处的人进来,问秦主任在不在,谢科长说出国了,人家就把信封给谢科长了。”丁小宁说,“信封上写着关于陈太忠同志任职的通知。我认得陈太忠三个字。”

  陈太忠看着她,丁小宁也不躲,眼睛里亮亮的,嘴角绷着笑。

  “认得几个字,就开始看别人的信封了。”陈太忠说。

  “又没拆开看。”丁小宁说,“信封上的字,谁都能看。”

  她低头笑了,笑得肩膀抖了两抖,赶紧拿那沓收条挡住嘴。笑完了,她抬起头,把收条往怀里搂了搂,说:“我账本上先给你记一笔。”

  “记什么?”

  “记你当正科长那天,得请客,请外屋的。谢科长和小朱我不管,外屋的我管。”丁小宁说。

  “外屋就你一个。”

  “那就请我一个。”丁小宁说。

  她说完,没等他答,转身出去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冲他眨了眨眼,那样子跟她第一回进317描收条的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她低着头,问一句答一句,连谢向南的名字都叫不顺溜。

  陈太忠看着她坐回外屋那张小桌子跟前,把那沓签了字的收条按日子理好,夹进一个铁夹子里,又拿出一个硬皮的本子,翻开,拿圆珠笔在上头写了一行字,写完了,拿手捂住,像是怕他看见。

  他笑了笑,低头接着写总结。写到第四页,他停下笔,靠在椅背上,看着压在搪瓷缸子底下的那张名片,背面是王玉婷拿钢笔标的一行中文:汤姆,议员助理,德比哈里斯。

  伯明翰那几天,他每天早上七点到展馆,晚上八点才走,中午在展台后头啃一个三明治。凤凰的展台在一个角落里,来来往往的人,十个里头有九个瞟一眼宣传册就走了,剩下那一个停下来,问的头一句话,往往是凤凰在哪儿。他就拿着地图,从北京往南划到素波,再往边上挪一挪,说这儿。人家说哦,又走了。

  汤姆是停下来的那一个。后来就有了德比,有了礼拜二一早那趟火车,有了市政厅里那张长桌,哈里斯坐一头,秦连成坐他右手边,自己坐在最边上。哈里斯问人口,问工业,问工资,秦连成一样一样地答,王玉婷一句一句地翻。

  临走的时候,哈里斯说回头让汤姆写正式的意向信,传真到伦敦,原件寄凤凰。他当时以为原件就是个走过场的东西,传真看过了,原件来不来都一样。现在原件就在谢向南的抽屉里,他看不懂,秦连成也看不懂,整个招商办没一个人看得懂。

  他把这一段也写进了总结里,写得很平,只写了时间、人名、谈了什么,最后一句写的是:哈里斯议员意向信原件已到,内容待译,建议尽快回复。写完了,他看着这一句,觉得“待译”两个字太轻巧,可又想不出更合适的说法,就那么放着了。

  写到第五页,外屋的电话响了,丁小宁接起来,说了两句,捂着话筒冲里屋喊:“陈科长,找您的!说是横山的。”

  是郑志国的秘书,说日程单收到了,郑区长看了,没问题,就按上头的办。陈太忠道了谢,挂了电话,又拿起来,拨了梁国华公司在素波办事处的号码,那是谢向南给他的。

  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男人,普通话说得费劲,陈太忠一字一句地把日子、时间、地点说了,让他转告梁先生,又让他复述一遍。那人复述了,说得磕磕绊绊,可一个字都没错。

  挂了电话,他在日程单的副本上写了一行:已通知国华素波办事处,某月某日某时,接电话人姓什么。写完了,夹进文件夹里。丁小宁又进来了,这回端着一个暖壶,给他的搪瓷缸子续水,续完了,没走,靠在桌子边上。

  “陈科长,”丁小宁说,“礼拜四我请半天假行不?”

  “礼拜四干什么?”

  “我表舅退休,客运办的副主任,干了三十多年,退了。他自己掏钱,在碧园大酒店摆两桌,请他那些老同事。我表舅妈让我去帮着招呼。”丁小宁说。

  “碧园?”陈太忠说,“那地方不便宜。”

  “我表舅说了,一辈子就退一回,花点钱,值。”丁小宁说,“我下午早点走,帮着去订菜、摆桌子。晚上的事。”

  “去吧,你那个账本,礼拜四先别记了。”陈太忠说。

  丁小宁笑了,说:“账本我带着,记我表舅请客吃了几个菜。”她提着暖壶出去了。陈太忠低头看着搪瓷缸子里的茶叶,一根一根地竖着,在水里慢慢往下沉。

  丁小宁的表舅他没见过面,只在她嘴里听过几回。客运办的副主任,当年有他护着,她才在长途汽车站拢起一帮人;后来她家那桩旧事翻出来,老人家拿着单子看了三遍,一句话没说,转身去阳台上抽了两根烟。那是个不爱说话、心里有数的老头。

  现在她在317描收条,一个月拿工资,表舅退休摆酒,让她去帮着招呼。

  三点来钟,小吉端着茶杯晃进来了,说是来借订书钉,眼睛却在他桌上那摞名片上转。小吉是秦连成从办公室调过来的,岁数不大,嘴快,跟谁都能聊上两句。她凑到桌边,拿起一张印着英文的名片,翻来覆去地看,说:“陈科长,这就是英国人的名片?纸挺厚。”

  “嗯。”

  “英国好玩不?”

  “下雨。”陈太忠说,“天天下雨,一天下八回。”

  小吉嘿嘿笑,把名片放回去,又问:“给咱办公室带点啥没有?谢科长说你箱子里装得满满的,老张头说你那箱子沉得跟装了砖头似的。”

  “装的是资料。”陈太忠拿下巴点了点桌上那一大摊,“这些。展会上发的宣传册,一本好几两,带了二十多本,可不就跟砖头似的。”

  “就这些?”小吉有点失望,“没有巧克力?没有洋烟?”

  “没有。”

  “那你一个礼拜在外国,钱都花哪儿了?”

  “吃叉烧饭。”陈太忠说,“还买了一本书。”

  “书呢?”

  “给人了。”

  小吉张着嘴,看看他,又看看谢向南。报纸后头传出一声咳嗽,小吉缩了缩脖子,抓起一板订书钉,端着茶杯晃出去了。走到外屋,她跟丁小宁小声说了句什么,丁小宁头都没抬,说了一句“干活去”,小吉灰溜溜地走了。谢向南把报纸放下,看着他,说:“一本书?”

  “一本书。”

  谢向南点点头,没问给谁,又把报纸举起来了。

  他把这念头放下,接着写总结。写到第七页,天色暗了,窗户外头的天灰蒙蒙的,又像要下雪。小朱的打字机停了,她把稿子从打字机上撕下来,一张一张地核对,核完拿订书机订上,搁在谢向南桌上。谢向南看了看手表,说四点了,今天早点走,明天秦主任回来,还得忙。

  四点多,他桌上的电话响了。他以为又是横山,伸手接起来,喂了一声。听筒里一片嚷嚷,很多人在说话,有人喊,有人骂,还有自行车铃铛乱响,闹哄哄的,像是一锅烧开了的粥。在这一锅嚷嚷里,有一个声音压得很低,贴着话筒,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

  “太忠,”是晓艳,“你在不在单位?”

  陈太忠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

  “在。”陈太忠说,“怎么了?”

  “十中门口,”晓艳说,“让四十多个民工堵了。”

  她的嗓子是哑的,像是喊了很久。背景里有人在喊什么,喊的是曲阳口音,听不清,只听清了两个字,“给钱”。

  “说再不给钱,就不让学生出校门。”晓艳说,“甲校长不在,电话打不通,他们点名要找我。”

  听筒里咣当一声,像是有人在踹铁门。晓艳那边静了半秒,接着又是一片嚷嚷,比刚才更大了。

  “你等着。”陈太忠说。

  他挂了电话,抓起衣架上那件旧呢子大衣,拔腿就往门外走。外屋丁小宁抬起头来,问陈科长你去哪儿,他没顾上答,人已经到了楼梯口。

  第117章 停工核查

  车钥匙下午已经交回谢向南手里,谢向南开着车去市财政送报表,还没回来。陈太忠冲下楼,从车棚里拽出自己那辆自行车,跨上去就蹬。

  招商办到十中,平常骑车二十分钟。他蹬得急,车链子哗啦哗啦响,过路口的时候闯了一个红灯,交警在岗亭里吹哨子,他头都没回。天阴得厉害,风从北边刮过来,刮得脸生疼,呢子大衣的下摆被风掀起来,抽在腿上啪啪地响。他把脖子缩进领子里,眼睛眯成一条缝,盯着前头的路。

  晓艳的嗓子是哑的。她说话一向清清楚楚,在讲台上讲了两年课,嗓门亮,字咬得准,教导主任当了几个月,说话更有了点板眼。可刚才电话里那几句,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的,挤得发颤。他又蹬快了些。拐过最后一个路口,十中的校门就在眼前了。

  校门是两扇铁栅栏门,刷着绿漆,这会儿关得严严实实,门闩上还挂了一把锁。门外头蹲了一片人,四十多个,冬天里一个个缩着脖子,穿着沾满灰浆的棉袄,有的戴着狗皮帽子,有的头上就扣着一顶结了霜的安全帽。有人蹲着,有人站着,有人靠着墙根抽烟,火头在暮色里一明一灭。地上扔着几个空方便面袋子,被风吹得乱滚。

  人群前头,靠着铁门站着两个人。一个瘦高个,四十上下,穿着一件黑皮夹克,脖子上围着一条灰围巾,手里比画着,嘴皮子翻得飞快。另一个矮壮,方脸,裹着一件军大衣,两手揣在袖筒里,一声不吭,板着一张冷脸。铁门里头,站着晓艳。

  她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呢子大衣,围巾没系,搭在肩膀上,头发被风吹乱了,几绺贴在脸上。她隔着铁栅栏,跟那个瘦高个说话,脸冻得发白,两只手攥着铁栅栏,指节都白了。她身后站着门卫王老头,六十多岁,裹着一件军大衣,手里拎着一根木棍子,拎得紧紧的,可那腿在抖。

  再往后,教学楼的窗户里亮着灯,一排一排的脑袋挤在窗玻璃后头往外看,都是学生。最后一节课早该下了,可校门锁着,谁也出不去。操场上站着几个老师,远远地看着,没人往门口来。陈太忠把车子往路边一扔,车轱辘还在转,他已经挤到人群前头去了。

  “让一让。”陈太忠说,“让一让。”

  蹲着的民工抬起头来看他,有人骂了一句,有人往边上挪了挪。他挤到铁门跟前,正好站在那个瘦高个旁边,隔着铁栅栏,跟晓艳打了个照面。晓艳看见他,嘴唇动了动,没出声,攥着铁栅栏的手松了松,又攥紧了。

  “太忠。”晓艳说。

  就两个字,嗓子哑得快出不来声。

  “你是干什么的?”瘦高个转过脸来,上下打量他的呢子大衣,又看他身后那辆倒在地上的自行车。

  “十中的家长。”陈太忠说,“来接孩子。”

  “接孩子?”瘦高个冷笑了一声,“接孩子也得等着。今天这门,不给钱,谁也别想出。”

  他嗓门大,一说话,身后的民工都跟着嚷起来,嚷的是曲阳话,又急又冲,七嘴八舌的,陈太忠只听清了几个词,给钱,吃饭,三个月。

  “你叫什么?”陈太忠问。

  “陶立宝。”瘦高个说,拿下巴指了指旁边那个矮壮的,“这是我哥,陶立国。曲阳来的施工队,十中这两栋宿舍楼,是我们盖的。”

  他说着,往校门里头一指。陈太忠顺着看过去,看见了下午开车路过时看见的那两栋楼,脚手架搭了半截,绿网被风撕成了一条一条,楼底下那台搅拌机盖着油布,上头的雪还没化。

  “两栋楼,干了一半。”陶立宝说,嘴皮子翻得飞快,一句赶着一句,“合同是去年签的,经手的是教委的黄主任,黄强,你打听打听。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按进度拨款,干到哪儿拨到哪儿。头两回拨得痛快,第三回,黄主任下了,钱就不拨了。”

  “下了?”

  “下了。”陶立宝说,“犯事了,说是调走,调哪儿去了谁知道。他一走,钱就卡住了,学校说要教委拨,教委说要学校打报告,来回扯皮,扯了三个月。我们这四十多口子,垫了三个月,砖钱、水泥钱、钢筋钱,都是我们自己垫的。工人的工钱,一分没发。”

  陶立宝从皮夹克里头掏出一个塑料皮的本子,翻开,里头夹着一张折了好几折的纸,他抖开,隔着铁栅栏往晓艳眼前一递。

  “你看,合同!”陶立宝说,“白纸黑字,红戳子,教委基建科的章,十中的章。两栋楼,四层,砖混,总价八十六万,分四回拨款,开工拨两成,起到二层拨两成,封顶拨三成,验收拨三成。我们二层早起完了,三层砌了一半,第二回的钱拨了一半,剩下一半,到现在没影儿。”

  晓艳没接那张纸,隔着栅栏看了一眼。

  “陶师傅,合同我看不懂。”晓艳说,“我不懂基建,看了也是白看。这张纸你收好,回头有懂的人来看。”

  “谁来看?”陶立宝追着问,“你说谁来看?黄主任来看过,甲校长来看过,看了一年,看出钱来没有?”

  他把那张纸往回一收,折好,塞回本子里,又把本子揣回怀里,拍了拍,像是揣着的是他全家的命。陈太忠站在边上,瞄了一眼那张合同。纸是复写的,字有点洇,可那几个红戳子清清楚楚,有一个是圆的,一个是方的,还有一个是椭圆的,盖在落款处,压着一个签名,龙飞凤舞,是黄强两个字。

  他身后一个民工喊了一嗓子:“今天还没吃饭!”人群跟着嚷起来,有人拿脚踹门,哐哐地响,门闩上的锁晃来晃去。晓艳往后退了半步,王老头赶紧上前,横着木棍子挡在她前头。

  “王师傅,把棍子放下。”晓艳说。

  王老头回头看了她一眼,没放。

  “放下。”晓艳说,嗓子劈了,可字咬得清楚,“拿着棍子,就说不清了。”

  王老头咬着牙,把棍子靠在门卫室的墙根底下了。陶立国这时候开口了。他一直揣着手站着,一声不吭,这一开口,声音又低又沉,闷闷的。

  “蒙主任。”陶立国说,“甲校长讲了,这事你能做主。”

  晓艳看着他。

  “甲校长今天下午跟我讲的。”陶立国说,“我去办公室堵他,人说要去开会,钱的事,让我找蒙主任,说蒙主任能做主。我们来了,你就得做主。”

  “陶师傅。”晓艳说,“我是教导主任,管的是教学。基建不归我管,钱也不归我管。”

  “甲校长讲你能做主。”陶立国说。

  还是那一句,一个字没改。

  “甲校长在哪儿?”陈太忠问。

  “开会去了。”陶立宝抢着说,“电话打不通,呼他也不回。下午三点我们来,他还在,说去教委开会,四点钟回来,到现在也没回来。门卫说他从后门走的。”

  陈太忠回头看了看晓艳。她咬着嘴唇,没说话,眼睛里有东西在转,没掉下来。他明白了。甲校长把这一摊子甩给了晓艳,自己从后门溜了。天黑下来了。

  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昏黄的光落在民工们的安全帽上,落在铁门的绿漆上。风小了点,可冷得更透了,地上的雪冻成了冰碴子,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教学楼窗户里那一排排脑袋还在,有几个女生扒着窗台,脸贴着窗户,哈出一团一团的白雾。

  学校门口的马路边上,渐渐聚了一些家长,推着自行车远远地站成一排,伸长脖子往里看,不敢往前凑。有个当妈的急了,冲门里喊孩子的名字,喊了两声,一个民工回头瞪了她一眼,她就不喊了,拉着旁边的人小声嘀咕。陈太忠站在铁门外头,民工堆里,一句话没说,先把局面看了一遍。

  四十多个人,真正领头的就是陶家兄弟俩。陶立宝嘴快,管喊;陶立国嘴笨,管压阵。底下那些民工,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后生,也有几个五十来岁的,蹲在墙根底下,抽着自卷的旱烟,不吭声,眼睛里只有累和饿。冲得厉害的就那么七八个,挤在最前头,跟着陶立宝嚷得脸红脖子粗。

  他心里有了数。这帮人是冲着钱来的。讨债的最怕没人搭理,只要有人肯听,火就下去一半。

  “陶师傅。”陈太忠说,“工钱欠了多少?”

  陶立宝看了他一眼,说:“你一个家长,问这个干什么?”

  “问问。”陈太忠说,“我家孩子在里头,出不来,我总得知道为什么出不来。”

  陶立宝哼了一声,可还是说了:“四十三个人,三个月,一个人一个月三百,你算。还有材料钱,十几万,那是另外一笔。”

  “工钱三万八千七。”陈太忠说。

  陶立宝愣了愣,没想到他算得这么快,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晓艳隔着铁门说:“陶师傅,工钱的事,我明天一早去教委问。今天先把门开了,让孩子们回家。孩子们在里头关了一个钟头了,家长都在外头等着。”

  “明天?”陶立宝的嗓门又高了,“明天你去问,钱就有了?黄主任当初也说明天,甲校长也说明天,一个明天拖了三个月!今天不给个准话,门就不开!”

  “我给不了准话。”晓艳说,“钱不在我手上。”

  “那你就别想走!”人群里有人喊。

  这一嗓子喊出来,前头那七八个后生跟着往前一拥,铁门被挤得往里一凹,门闩上的锁哗啦一声,晓艳攥着铁栅栏的手被带得往前一趔趄。就在这时候,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穿着一件破了袖口的绿军装,从栅栏的空当里伸过一只手去,推在晓艳的肩膀上。

  推得不重。可晓艳没防备,往后一仰,撞在王老头身上,王老头扶住了她,围巾从肩膀上滑下来,掉在地上。陈太忠一步跨过去,站到了那个后生和铁门之间。他没打。他伸出右手,攥住了那个后生的手腕。攥得不紧,没拧,没往外掰,就那么攥着。那后生的手腕又凉又硬,腕骨硌人,手背上全是皴开的口子,嵌着灰浆。

  后生愣住了,抬头看他,眼睛瞪得溜圆,脸腾地涨红了。

  “有话说话。”陈太忠说,“别动手。”

  他说得不快,也不高,就跟平常说话一样。后生使劲往回挣,两回都没挣脱。陈太忠看着他的眼睛,等他第三下挣的时候,松开了手。后生往后一仰,差点坐在地上,被后头的人扶住了。一群人顿时嚷起来。

  “打人了!”

  “他打人!”

  “城里人打人了!”

  前头那几个后生往前涌,有人攥起了拳头,有人弯腰去摸地上的砖头。陶立宝也跟着嚷:“你凭什么动手?你凭什么?”

  “我没动手。”陈太忠说,“他推人,我拦着。拦完了,我松开了。你们都看见了。”

  他站在铁门前头,两只手垂着,没攥拳,也没往后退。那几个后生涌到他跟前,最近的一个离他不到一尺,酒气混着汗酸味扑在他脸上。他没动,看着那个人,看着他手里那块砖头。那人举着砖头,举了半天,没砸下来。

  蹲在墙根底下那几个上了年纪的民工站起来了,其中一个花白头发的老汉走过来,拽住那个举砖头的后生的胳膊,用曲阳话骂了一句,骂得很重。后生回头看了老汉一眼,砖头扔在了地上。

  陈太忠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开盖子,按了三个键。1,1,0。人群静了一静。

  “喂,110吗?”陈太忠说,声音不高,可周围的人都听得见,“我在城东第十中学校门口。这里有四十多个民工在讨要工钱,把学校大门堵了,学生出不来。现在没有人受伤,请派人来维持秩序。”

  那边问了几句,他一一答了,又报上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码,挂了电话,把手机揣回口袋里。陶立宝看着他,脸上的肉抽了两抽,冷笑了一声。

  “报警就报警。”陶立宝说,“警察来了也不能不让人吃饭。警察来了,我们也是这几句话,欠钱还钱,天经地义。”

  “对。”陈太忠说,“欠钱还钱,天经地义。警察来了,你就跟警察说这句话。可推人这事,警察来了,你也得跟警察说清楚。”

  陶立宝噎得张了张嘴,扭过头去,冲那个推人的后生骂了一句曲阳话,后生缩着脖子,退到人堆后头去了。马路边上那群家长里,有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推着自行车挤过来,车把上挂着一个饭盒,棉帽子的护耳放下来系在下巴底下。他凑到陈太忠跟前,压低嗓门问:“同志,你是管事的?我闺女在里头,高二的,没事吧?”

  “没事。”陈太忠说,“一会儿从后门放,你去后门等。”

  男人松了口气,往铁门那边看了一眼,看着墙根底下那片缩着脖子的民工,脸沉下来,骂了一句:“这帮外地人,要钱要到学校来了,拿孩子当人质,缺德。”

  “他们三个月没拿到钱。”陈太忠说,“今天还没吃饭。”

  男人愣了愣,扭头看他。

  “堵门不对。”陈太忠说,“可饿肚子也是真的。”

  男人没说话,看了他一会儿,又看看那群民工,看了半天,把车把上的饭盒摘下来,掂了掂,像是在想什么。最后他还是把饭盒挂回去了,嘟囔了一句“那也不能拿孩子撒气”,推着车往后门那条胡同去了。走出去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冲墙根底下那个花白头发的老汉看了一眼,摇了摇头,走了。

  陈太忠转过身,弯腰从地上捡起晓艳那条围巾,拍了拍上头的雪,隔着铁栅栏递过去。晓艳接过去,攥在手里,没往脖子上围。她看着他,嘴唇抿得紧紧的,下巴在抖,没几下,被她自己咬住了。

  “没事吧?”陈太忠问。

  “没事。”

  她把围巾往脖子上绕了一圈,绕得很紧,转过身去,冲王老头说:“王师傅,把后门开了,让学生从后门走,一个班一个班地走,班主任跟着,送到路口。”王老头应了一声,拎着钥匙往里跑。陶立宝在铁门外头喊:“蒙主任,你别想从后门溜!”

  “我不溜。”晓艳回过头来说,“学生走后门,我在这儿。你们有话,我就在这儿站着听,站到你们说完为止。”

  她说完,回过身来,两只手重新攥住了铁栅栏,站在路灯底下,围巾裹到下巴。

  后门那边先是一阵乱,接着就有了秩序。王老头拿着手电在前头照路,班主任们一个班一个班地把学生领出来,排成两路,贴着围墙根往后门走。学生们背着书包,一边走一边回头往前门这边看,有个男生冲着门外喊了一声“民工叔叔再见”,被班主任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旁边的同学憋着笑,憋得肩膀直抖。

  门外那些家长得了信,一窝蜂地往后门那条小胡同跑,自行车铃响成一片。有个当妈的跑得急,鞋跟崴了,一瘸一拐地还往前蹿,嘴里喊着她闺女的小名。晓艳一直站在铁门里头,没回头。她嘴里在点班级,从高一一班点起,一个个点到高三,她才把攥着铁栅栏的手松开,在大衣上蹭了蹭,手心里全是铁锈。

  “走完了?”陈太忠问。

  “走完了。”晓艳说,“住校的二十几个,回宿舍了,生活老师看着。”

  她说完,把手揣回兜里,看着门外蹲回墙根底下的民工们,没再说话。等警察的那二十来分钟,门口反倒消停了。陶立宝喊累了,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陶立国站在他边上,还是揣着手。那几个冲在前头的后生也蹲下了,有人从怀里摸出一个冷馒头,掰成两半,分给旁边的人。

  陈太忠从铁门跟前走开,走到墙根底下,在那个花白头发的老汉身边蹲下了。老汉看了他一眼,没吭声,接着抽他的旱烟,铜锅子一明一灭,烟味又冲又辣。陈太忠掏出自己那包烟,抽出一根递过去。老汉看看这支带过滤嘴的烟,又看看他,接过去了,没点,夹在耳朵上。

  “大爷,哪个村的?”陈太忠问。

  “曲阳陶家庄。”老汉说,“都是一个庄的,四十三个,三十个姓陶。”

  “陶师傅是您本家?”

  “本家侄子。”老汉说,拿烟袋锅子朝马路牙子那边指了指,“老大立国,打小就闷,跟个锯了嘴的葫芦似的。老二立宝,能说,十几岁就跟着人跑工地,跑出门道来了,拉着庄里人出来包活。头两年挣了点,今年栽了。”

  他说得慢,曲阳话一句一句地往外蹦,陈太忠有一半听不太懂,连蒙带猜。

  “三个月没发钱,他兄弟俩也没拿着。”老汉说,“立宝把家里的猪卖了,给庄里人买了两回面。再往下,卖啥都不够了。”

  “那今天堵门,是谁的主意?”

  老汉没马上答,吧嗒了两口烟。

  “甲校长讲的。”老汉说,“下午他们去找甲校长,人家说他管不了,让找蒙主任,还讲蒙主任背后有人,找她就有钱。立宝回来一说,后生们就来劲了。”

  陈太忠没说话。蒙主任背后有人,这话从甲波嘴里出来,传到曲阳陶家庄的后生们耳朵里,就成了“找她就有钱”。

  “刚才那个推人的,”老汉又说,“是我孙子,二十一了,没出过门,头一回跟着出来,愣。你要是讹他,也讹不出钱来。”

  “我不讹他。”陈太忠说,“他也没把人推倒。”

  老汉看了他一会儿,把耳朵上的烟取下来,在手里捻了捻,又夹回去了。

  “你是城里的干部吧?”老汉说,“家长不穿你这身。”

  陈太忠笑了笑,没认,也没否认。老汉也不追问,低下头去,在鞋底上磕了磕烟袋锅子,磕出一小撮红火星子,落在雪地上,嗤嗤地灭了。远处马路上,有一辆车亮着灯开过来,开得不快。

  七点差几分,一辆蓝白道的北京吉普开过来,停在马路对面,车顶上的警灯没开,车门一开,下来三个人。头一个四十上下,中等个,穿着一件警用棉大衣,领口的毛翻着,帽子扣得端端正正,脸长,颧骨高,嘴角往下耷拉,看着就冷。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民警,一个拿着手电,一个腋下夹着个黑皮本子。

  三个人穿过马路,民工们自动让开了一条道。领头的那个走到铁门跟前,先看了看铁门上的锁,又看了看门里的晓艳,最后才转过脸来,看着陈太忠。

  “报警的是你?”

  “是我。”陈太忠说,“招商办的,陈太忠。”

  那人的眼皮跳了跳。

  “清湖分局治安大队,刘东凯。”刘东凯说,伸出手来,跟他握手,一碰就松开了,“陈科长,久仰。”

  “久仰”两个字说得很客气,可眼睛一点不热,跟这天气差不多。陈太忠不知道他在哪儿听过自己的名字,听的又是什么,看这张脸,听的大概不是什么好话。

  刘东凯没再跟他客套,转过身去,面朝着民工们,从棉大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喇叭,按了按,喇叭里滋啦响了一声。

  “都听着。”刘东凯说,“我是清湖分局的。欠钱讨钱,有地方说理,劳动局、教委、法院,哪个都能去。堵学校大门,不行。学生没招你们,没惹你们。现在,都给我撤到马路牙子那边去,把门口让出来。”

  他的声音从喇叭里出来,又冷又硬,一个字一个字往人耳朵里钉。民工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动。

  “退。”刘东凯说,“我数三声。数完了,谁还堵着门,谁就跟我回分局,把话说清楚了再回来。”

  他没数。他就那么举着喇叭,看着那一片人。墙根底下那个花白头发的老汉先动了,拎起地上的铺盖卷,往马路对面走。他一动,那几个上了年纪的跟着动,接着是后生们,一个一个地往后蹭,磨磨唧唧,可到底挪开了。最后剩下陶家兄弟俩还站在铁门跟前。

  “你们俩。”刘东凯放下喇叭,“领头的?”

  “我们是施工队的。”陶立宝说,“我们来要钱,不犯法。”

  “要钱不犯法。”刘东凯说,“堵门犯法。走,门卫室,坐下说。”

  他冲门里的王老头扬了扬下巴:“老师傅,开门。”王老头看看晓艳,见她点了头,王老头把锁打开了,铁门吱呀一声拉开一条缝。刘东凯先进去,两个民警跟着,陶家兄弟俩互相看了一眼,也跟进去了。陈太忠落在最后头,进了门,站到了晓艳旁边。

  门卫室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煤炉子,墙上挂着一张值班表,一个暖壶,桌上搁着一部黑色的电话机。王老头把炉子捅旺了,又去找凳子,找来两个小马扎,屋里顿时挤得转不开身。刘东凯在桌子后头坐下,把帽子摘下来搁在桌上,夹本子的那个民警把本子翻开,掏出钢笔,拔了笔帽。

  “名字。”刘东凯说。

  “陶立宝。”

  “陶立国。”

  “哪里人?”

  “曲阳。”

  “干什么的?”

  “施工队。”陶立宝说,“十中这两栋宿舍楼,是我们包的。”

  刘东凯一句一句地问,民警一句一句地记。问合同谁签的、什么价,干到哪一步,拨过多少,还欠多少。陶立宝答得快,数字张口就来;陶立国在边上,偶尔补一句,补的都是陶立宝漏掉的。问到钱为什么不拨了,陶立宝看了陶立国一眼,陶立国揣着手,看着炉子,开口了。

  “合同是黄强签的。”陶立国说,“去年签的。签之前,甲校长请我们吃过饭,在城东那家狗肉馆。吃完饭,甲校长说,盖楼的事,他给我们说话。我们就给了他一份辛苦费。”

  屋里静了。民警的钢笔停在本子上。晓艳站在门边,手攥着围巾的一头,攥紧了。

  “辛苦费多少?”刘东凯问。

  “这个不说。”陶立国说,“我就是讲,甲校长收了我们的辛苦费,现在钱不拨了,他把我们推给蒙主任,说她能做主。人家一个女娃,她能做什么主?他这是拿个女娃顶缸。”

  刘东凯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摆了摆手。

  “这些我不管。”刘东凯说,“谁收了谁的钱,谁签了谁的合同,那是纪委、检察院的事。你们要举报,写材料,去该去的地方。我今天来,只管两件事。”

  他竖起两根手指头。

  “第一,今天不许堵门。第二,不许动手。”刘东凯说,“刚才门口谁推了人,谁拿了砖头,我都看见了。今天算了,算你们饿急了。下回再有,人带走。”

  陶立宝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陶立国拿胳膊肘一顶,又闭上了。晓艳这时候从门边往前走了一步。她的围巾还攥在手里,脸上的白褪下去了一点,冻红了。门卫室里的炉子烧得旺,热气一烘,她鼻尖上沁出一层细汗,拿手背抹了,看着桌子对面的陶家兄弟。

  “刘队长。”晓艳说,“我能说两句吗?”

  刘东凯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

  “陶师傅。”晓艳说,“甲校长说我能做主,这话我不认。我是教导主任,基建的事轮不到我。可今天你们找到我了,学生关在里头一个钟头,家长在外头等,我站在这儿,就不能说我不管。”

  陶立宝看着她,陶立国也抬起头来了。

  “我的意思就三句话。”晓艳说。

  她顿了顿,嗓子哑,她咽了口唾沫,接着往下说,一个字一个字的。

  “第一,停工。两栋楼,从明天起,一块砖都不许再往上砌。”

  “第二,重新核实费用。你们干了多少,该拿多少,拨了多少,还差多少,请教委派人来,一笔一笔地算。”

  “第三,重新核查资质。你们施工队有没有资质,楼盖得合不合格,请懂行的人来看。”

  门卫室里没人出声。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陶立宝的脸色变了,张嘴就要嚷:“停工?那我们……”

  “我还没说完。”晓艳说。

  陶立宝的话卡住了。

  “工人的工钱,不能拖。”晓艳说,“三个月了,人家要吃饭,要过年。已经拨下来的那些款子,学校账上还有一部分,先拿出来发工钱。不发给你们兄弟俩,发到工人手上,一个人一个人地发,一个人一个人地签字按手印。”

  她说完了,屋里静了好一会儿。陶立宝愣住了,看着她,嘴半张着,半天才挤出一句:“那……剩下的呢?材料钱呢?”

  “剩下的等核查。”晓艳说,“查清楚了,该给多少给多少,一分不少你们的。查出来不该给的,一分也不多给。”

  陶立宝没那么好打发,嘴里还在嘟囔:“工钱先发,材料钱呢?砖厂的钱、水泥厂的钱,人家天天上门要,我拿什么给?我把自己卖了给?”

  “老二。”陶立国说。

  “我说两句怎么了?”陶立宝扭头冲他哥,“合同上写着按进度拨款,进度到了,钱不拨,这是谁的理?停工?停工一天,脚手架租金照算,一天八十,谁给?”

  刘东凯一直低着头翻本子,这会儿抬起头来了。

  “陶立宝。”刘东凯说,“账,你找教委算,找法院算,都行。今天在这个屋里,人家蒙主任把工钱先发的话说出来了,当着我的面,记在本子上了。你要是觉得不够,明天你自己去教委,后天你去法院,我不拦你。今天,就到这儿。”

  陶立宝张着嘴,看看刘东凯,又看看他哥。陶立国揣着手,冲他摇了摇头,摇得很慢。陶立宝把嘴闭上了,一屁股坐回马扎上,马扎腿吱呀一声,差点散架。陶立国一直揣着手,这会儿把手从袖筒里抽出来了,搁在膝盖上,看着晓艳,看了很久。

  “蒙主任,”陶立国说,“工钱,你能保证?”

  “我保证我去说。”晓艳说,“明天一早我去教委,当面找钱主任。成了,我给你们打电话;不成,我也给你们打电话。我不躲,我不从后门走。”

  陶立国没说话,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满是裂口的手。看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冲刘东凯点了点头。

  “行。”陶立国说,“我们等一天。”

  刘东凯“嗯”了一声,示意民警把这几句也记上。民警低头刷刷补上几行,把本子转过来,让陶家兄弟俩签字。陶立宝签得龙飞凤舞,陶立国签得慢,一笔一画,像是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陶家兄弟签完字出去了,刘东凯没急着走,把本子翻到新的一页,抬头看着陈太忠。

  “陈科长,你是报警人,也是在场的。”刘东凯说,“说两句。”

  陈太忠就说了,几点到的,看见什么,那个后生怎么推的人,他怎么攥的,攥了多久,什么时候松的。他说得很平,跟报账差不多,民警在边上记。刘东凯听完,问:“你跟蒙主任什么关系?”

  “朋友。”陈太忠说。

  “朋友。”刘东凯重复了一遍,在本子上点了点笔尖,没记,“她给你打的电话?”

  “是。”

  “她不打给甲校长,不打给教委,不打给我们,打给你。”刘东凯说。

  这话不是问句。陈太忠看着他,没接。晓艳在门边上动了动,要开口,陈太忠冲她摇了摇头。

  “甲校长电话打不通。”陈太忠说,“教委下班了。打给你们,是我打的。”

  刘东凯看了他一会儿,嘴角往下耷拉得更厉害了,把本子合上了一半,又打开,写了一行字。

  “陈科长的名字,我在分局里听过几回。”刘东凯说,“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我这人不爱听人说,我爱自己看。”

  “那您看吧。”陈太忠说。

  刘东凯没再说话,低头接着写。陈太忠从头到尾站在门边,靠着墙,一句话没说。他看着晓艳说那三句话。她站在门卫室那盏二十五瓦的灯泡底下,围巾攥在手里,额前的头发被热气熏得打了绺,她也不管,就那么说,一句一句的,嗓子劈了,字没劈。

  他想起她刚当教导主任那会儿,跟他说过一回,开全校大会,她站在台上念稿子,念到一半,底下有个老教师咳嗽,她就忘了词,在台上站了半分钟,脸红到脖子根。现在她站在一群讨债的民工跟前,没有稿子。九点多,门外头一阵自行车铃响,有人推门进来了。

  是甲校长。

  甲波五十多岁,矮胖,戴一顶黑呢子帽,穿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外头套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脸冻得通红,一进门就摘帽子,露出一个秃脑门,冒着热气。他先看见了刘东凯,愣了愣,脸上立刻堆出笑来,上前就要握手,刘东凯坐着没动,他的手伸了一半,又缩回去了。

  他扭过头,冲陶家兄弟俩一瞪眼,开口就埋怨:“老陶,你们这是干什么?有事不能好好说?跑到学校门口来堵门,这叫什么事?你们不讲方法嘛!”陶立宝的脸刷地黑了,张嘴要骂,陶立国一把拽住了他。

  甲波又转向晓艳,脸上的笑换成了另一副,又是赔笑又是心疼:“小蒙,辛苦了,我在教委开会,开到这会儿才散,一接到信儿就往回赶。你看这事闹的,让你受委屈了。”

  晓艳没接这个话,就那么看着他。

  “这样。”甲波搓着手,“楼的事,我回头找专家来校验校验,看看到底干了多少,该拨多少。钱的事,我明天去教委跑一跑……”

  “甲校长。”晓艳说,“专家您找。”

  甲波一愣。

  “教委我也报。”晓艳说,“两边一块儿看。”

  甲波脸上的笑僵住了。他张着嘴,看着晓艳,像是头一回认识她。那笑僵在脸上,退不回去,也挂不住,过了好几秒,才慢慢往下塌。他咳嗽了一声,说:“小蒙,这个,教委那边,我去说就行了,你一个教导主任……”

  “我明天一早去。”晓艳说,“刚才当着刘队长的面,我已经跟陶师傅说了,我去。说了的话,得算数。”

  甲波没话了。他扭头看看刘东凯,人家低着头翻本子,眼皮都不抬。甲波又看看陈太忠,不认识,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眼睛在陈太忠的呢子大衣上转了一圈,转回来,脸色更难看了。刘东凯把本子合上,站起来,戴上帽子,冲两个民警一摆头。他走到门口,经过陈太忠身边的时候,停了停,扭过脸来看了他一眼。

  “陈科长。”刘东凯说,“今天你没动手。”

  陈太忠看着他。

  “我记下了。”刘东凯说。

  他说完,推门出去了,门帘子在他身后甩了两甩。刘东凯一走,甲波也想走,可他没马上走。他磨蹭着,等陶家兄弟俩出了门卫室,才凑到陈太忠跟前,脸上又堆起了笑,压低声音问:“这位同志,您是……哪个单位的?”

  “招商办。”陈太忠说。

  “招商办?”甲波的笑停了半秒,“招商办的同志,怎么到我们十中来了?”

  “路过。”陈太忠说,“看见门口堵着人,进来看看。”

  甲波看着他,眼睛眯起来,把他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看了半天,看不出名堂,干笑了两声,说好好好,招商办的同志热心,回头我请您喝茶。

  “甲校长,”陈太忠说,“陶家庄的人说,下午是您让他们来找蒙主任的。”

  甲波的脸刷地白了,又刷地红了,红到秃脑门上。

  “胡说!”甲波说,嗓门猛地拔高了,又赶紧压下来,“这帮人,嘴里没一句实话。我是说,蒙主任管教学,有关学生的事可以找她,钱的事……钱的事我什么时候说找她了?”

  陈太忠没跟他争,点了点头,说那是我听岔了。甲波杵在原地,张了张嘴,没话了,扭头去找晓艳,她在门卫室里跟王老头交代明天扫雪的事,背对着他,没回头。甲波站了一会儿,戴上帽子,推着自行车走了。

  十点,人散了。

  陶家兄弟领着民工们走了,说是回工地边上的工棚,四十多口子挤在两间油毡房里,生着一个炉子。走的时候,那个推人的后生落在最后,扭头瞄了陈太忠一眼,目光躲躲闪闪的,嘴唇动了动,到底没说什么,被那个花白头发的老汉拽走了。

  甲波说他明天还要去教委开会,跟晓艳又客气了几句,骑着车先走了,车铃一路叮叮当当,到路口一拐,没了。刘东凯的吉普车也开走了,尾灯在路口闪了两闪。校门口一眨眼空了。路灯底下剩下一地烟头,几个踩扁的方便面袋子,还有一只不知道谁掉的棉手套,冻在冰碴子里,抠不出来。

  晓艳从门卫室里出来,走到台阶上,站了站,腿一软,坐下了。她坐在门卫室外头的水泥台阶上,两只手揣在大衣兜里,围巾裹到下巴,缩成一团。台阶是冰凉的,她也不管,就那么坐着,眼睛看着对面马路上的路灯,看着路灯底下那只冻住的手套。

  陈太忠走过去,在她旁边站着,没坐。两个人谁也没说话。门卫室里,王老头在收拾马扎,铁腿刮着水泥地,吱吱地响。远处有公共汽车开过去,轰隆隆的,车窗里的灯一格一格地亮着,空的。过了好一会儿,晓艳开口了。

  “我今天怕了。”晓艳说。

  她的声音很轻,嗓子还是哑的,说完了,自己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鞋尖。

  “那人推我的时候,”晓艳说,“我腿软了。王师傅要是不扶,我就坐地上了。”

  “你没看出来。”陈太忠说,“你说那三句话的时候,嗓子都没抖。”

  “那是装的。”晓艳说。

  她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

  “我在讲台上讲了两年课,别的本事没练出来,就练会了一样,装。”晓艳说,“学生在底下闹,你不能慌,你一慌,他们就更闹。你得端着,端到自己都信了,他们就信了。”

  陈太忠没接话。他从大衣兜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根,想点,看了看她,又塞回去了。门卫室的门开了,王老头端着两个搪瓷碗出来,碗里冒着热气。

  “蒙主任,喝口热水。”王老头说,“这位同志也喝口。”

  晓艳接过碗,两只手捧着,没喝,就那么捧着暖手。热气扑在她脸上,她的脸在热气里一明一暗的。陈太忠也接了一碗,道了谢,王老头摆摆手,回屋里去了,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炉子的红光从缝里漏出来,照在台阶上。晓艳低头吹了吹碗里的水,喝了一小口,烫得缩了缩脖子。

  晓艳捧着碗,看了他一眼,忽然问:“英国好玩吗?”

  “下雨。”陈太忠说,“天天下。”

  “就这?”

  “还有炸鱼,油大。”陈太忠说,“还有一个广东老板,叉烧饭做得好。”

  晓艳笑了一声,嗓子哑,笑出来像咳嗽。

  “你走了十来天,”晓艳说,“回来第二天就碰上这事。你是不是专门回来给我站岗的?”

  “赶巧了。”陈太忠说,“要不是你打电话,我这会儿在招商办写总结,写到第八页。”

  “写什么总结要八页?”

  “一百张名片,谈成一家。”陈太忠说,“剩下七页半,全是解释那九十九家为什么没谈成。”

  晓艳又笑,这回笑出声来了,笑得捧碗的手直晃,热水洒出来一点,烫着了虎口,她嘶地吸了口气,甩了甩手,脸上的笑还没收。

  “明天一早,”晓艳说,“我去教委,找钱主任。”

  “嗯。”

  “钱自坚。”晓艳说,“教委主任。他认得我,当初提我当教导主任,是他签的字。”

  她顿了顿,捧着碗,盯着里头的水,上面漂着一点茶叶末子,是王老头那个碗里原来就有的。

  “我不提我叔。”晓艳说。

  陈太忠扭头看她。

  “提了,这事就脏了。”晓艳说,“人家会说,蒙晓艳一个教导主任,敢跟校长叫板,敢让施工队停工,还不是仗着她叔。我今天说的那三句话,就都成了她叔说的。我不提,谁问我也不提。”

  她说得很平,一个字一个字的,跟在门卫室里说那三句话的时候一个调子。陈太忠看着她,看了一会儿,说:“你自己去。”

  “我自己去。”晓艳说。

  她又喝了一口水,喝完了,把碗搁在台阶上,碗底碰着水泥,当的一声。

  “你陪我到教委门口。”晓艳说,“不进去。”

  “好。”陈太忠说。

  晓艳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她把围巾往上拉到鼻子底下,只露出两只眼睛,那两只眼睛看着马路对面,看着那只冻在冰里的手套。又坐了一会儿,她站起来,拍了拍大衣后头的土,把两个碗送回门卫室,跟王老头说了几句话。王老头说蒙主任你放心,明天一早我就把门口扫干净。

  陈太忠去马路边上把自行车扶起来。车子扔了三个钟头,车把上落了一层霜,车座冰凉。他推着车,晓艳走在旁边,两个人往育华苑那边走。一路上谁也没说话。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两个人的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晓艳走得很慢,他也就推得慢,车链子嗒嗒地响。

  走到半道上,晓艳忽然开口了。

  “那个推我的后生,”晓艳说,“你攥他手腕的时候,他手上全是口子。”

  “看见了。”

  “我不追究他。”晓艳说,“刘队长要是问,我就说没事,人家没推着。他二十来岁,跟我们高三的学生差不多大,在家里大概也是个念不起书的。”

  陈太忠推着车,没说话。他想起墙根底下那个老汉说,是我孙子,愣,头一回出门。

  “那三句话,”晓艳又说,“我是昨天夜里想好的。”

  陈太忠扭头看她。

  “甲校长礼拜五就跟我透过底,说陶家要来闹。”晓艳说,“我当时就琢磨,真闹起来,我说什么。我写在本子上,改了好几遍,停工放第一句,工钱放最后,因为最后那句人家记得住。今天说出来,跟本子上一个字都不差。”

  她说着,自己笑了一声,笑得很短。

  “教导主任就这点本事。”晓艳说,“什么都得先备课。”

  “备得好。”陈太忠说。

  “备得好也腿软。”晓艳说。

  两个人都笑了。笑完了,又不说话了,路灯底下,两个影子挨得不近也不远,车链子嗒嗒地响。到了育华苑门口,晓艳站住了,转过身来,看着他。

  “今天谢谢你。”晓艳说。

  “谢什么。”陈太忠说,“我就站着。”

  “你站着就够了。”晓艳说。

  她说完,转身进了小区,传达室的老头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陈太忠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拐进楼洞,楼道里的灯一层一层地亮上去,到她家那层,停住了。他跨上车,往红旗巷蹬。

  回到红旗巷,快十一点了。

  他没开大灯,拉亮了床头那盏台灯,和衣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睡不着。闭上眼,就是铁门外头那一片安全帽,那个后生手背上的口子,晓艳攥着铁栅栏的白指节。他翻了个身,又翻回来,索性坐起来,从三屉桌的抽屉里翻出一个笔记本,拧开钢笔。

  他把今天听来的数一样一样记下来。总价八十六万,四回拨款,两成两成三成三成;二层完了,三层一半;四十三个人,欠薪三个月,每人每月三百;脚手架租金一天八十;砖厂、水泥厂的欠款,陶立宝没说数。黄强签的字,三个红戳子。甲波下午让他们找蒙主任,说她背后有人。

  记完了,他看着这一页,看了半天。这一页东西,晓艳用得上。礼拜四教委来人,她要是心里有这些数,说话就更有底。他可以明天一早拿给她,说你看看。他想了一会儿,把那一页撕下来,叠了两叠,夹回笔记本最后头,没打算拿出去。

  这些数,陶立宝在铁门外头冲着她喊过一遍,她就在跟前,她听见了。她要是记得,用不着他抄;她要是不记得,教委的人来了,会一笔一笔地问出来,那时候她再听一遍,记得更牢。他抄好了递过去,她拿着这页纸去跟人家对质,嘴里出来的就是他陈太忠记的数。

  他把台灯关了,躺下。隔墙老刘家的电视还在响,武打片打完了,换成了天气预报,说明天阴有小雪,最低气温零下九度。

  礼拜二早上五点,他就起来了,端着脸盆去水房洗衣裳。

  老刘媳妇说得对,五点的水房没人跟他抢。水龙头里的水冰得扎手,他把棉袄搓了两遍,又搓那件衬衫的领子,搓得指头发红发麻,领尖上那块焦黄到底没搓干净,剩下一圈印子,像是洗不掉了。他拧干了,搭在楼道的铁丝上,衣裳在冷风里一会儿就硬了,冻成了一块板。

  回屋的时候,天还黑着,对门老刘家的灯亮了,老刘媳妇隔着门问:“陈科长,洗完了?”

  “洗完了。”

  “我就说吧。”老刘媳妇在门里说,声音挺得意。

  礼拜二早上七点半,陈太忠在育华苑门口等着。

  天还是阴,夜里又落了一层薄雪,地上白花花的,自行车的车辙压出一道一道黑印子。他推着车,站在小区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跺着脚,哈着白气。传达室的老头隔着玻璃看他,看了半天,认出来是昨天夜里那个,冲他点了点头。

  七点四十,晓艳出来了。

  她换了一身衣裳,深灰的呢子大衣,里头是一件白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溜光,在脑后挽了个髻,脸上搽了一点雪花膏,嘴唇上抹了一层油,冻裂的口子看不出来了。手里拎着一个人造革的黑包,鼓鼓囊囊的,装着材料。

  “写了一夜?”陈太忠问。

  “写了三页。”晓艳说,“十中宿舍楼的情况,昨天的事,我的三条意见。写完了,我念了两遍,删了一半,又补了一半。”

  她把包往胳膊底下夹紧了,冲他点了点头,两个人往教委去。出了小区门,晓艳侧过脸来看他,问:“你夜里睡了没有?”

  “睡了。”

  “骗人。”晓艳说,“你眼睛里都是红丝。”

  “你也没睡。”陈太忠说,“雪花膏搽了两层,眼圈还是青的。”

  晓艳拿手背碰了碰自己的眼角,瞪了他一眼,又忍不住笑了,说你倒是会看。笑完了,她把包往胳膊底下又夹了夹,说:“我两点睡的,五点醒的,醒了就再睡不着,把那三页纸又念了一遍,念着念着天就亮了。”

  “念熟了?”

  “熟了。”晓艳说,“熟得跟教案一样,钱主任要是问我第二页第三行写的什么,我张嘴就能背。”

  她说着,步子又快了些,高跟鞋在雪上踩出一串小坑。市教委在老城区,离育华苑不远,走路二十分钟。晓艳走得快,高跟鞋踩在雪上,一步一个坑,有两回差点滑倒,陈太忠伸手扶,她自己站稳了,没让他扶着。到了教委门口,八点差五分。

  教委是一栋四层的灰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院里两排梧桐,叶子早落光了,枝杈上挂着雪。院门口有个传达室,进进出出的都是夹着包的干部,有人认得晓艳,冲她点点头,眼睛却在陈太忠身上多停了两秒。晓艳在院门口站住了,回过身来,看着他。

  “我进去了。”晓艳说。

  “去吧。”

  她没马上走,站了一会儿,把包从胳膊底下拿出来,拎在手里,又夹回去,又拿出来。

  “你在这儿等着?”晓艳问。

  “在这儿等着。”陈太忠说,“梧桐树底下。”

  晓艳点点头,转身进去了。她走得很直,背挺着,高跟鞋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嗒嗒地一路敲到办公楼门口,推门进去了。陈太忠推着车走到院墙外头那棵最粗的梧桐树底下,把车子支好,靠在树干上。树皮上结着冰,硌着后背,凉气隔着大衣往里渗。他掏出烟来,点上一根,慢慢抽。

  吴言没跟他说过这一句,可他心里有数:这个门,他不能迈。只要他踏进去,人家眼里就成了招商办的陈太忠陪着蒙晓艳来告状,她那三页纸就白写了。一根烟抽完,他又点了一根。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人越来越多,有骑车的,有走路的,有一辆上海牌小轿车开进去,停在办公楼门口,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夹着包上楼去了。

  陈太忠不认识,猜大概是哪位领导。

  抽到第二根烟,教委院子里出来一个人,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夹着一个文件夹,走到院门口,站在他旁边那棵梧桐树底下,也掏出烟来。打火机打了三下,没打着,风大。陈太忠把自己的火柴递过去,那人道了谢,拢着手点上,吸了一口,冲着院子里吐出一团白烟。

  “等人?”那人问。

  “等人。”陈太忠说。

  “这么早来教委办事的,不是告状的,就是调动的。”那人说,笑了一声,“你是哪样?”

  “我是陪人的。”

  那人看了看他,没再问。两个人站在梧桐树底下抽烟,各抽各的。抽了一会儿,那人自己开口了,大概是憋得慌,想找个人说两句。

  “一大早就来了个女同志,十中的,找钱主任。”那人说,“十中那事你知道吧?昨天闹得满城都知道了。我是基建科的,礼拜四我得去。”

  陈太忠没吭声,吸了一口烟。

  “那个楼,早该出事。”那人说,“黄强签的合同,签的时候我们科里就有人嘀咕,施工队连个正经资质都没有,曲阳一个村里拉出来的。可黄强是主任,他签了,谁敢说。现在黄强走了,这摊子就烂在手里了。”

  他把烟灰往雪地上弹了弹。

  “甲波那老东西,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那人说,“今天说病了,没来。病什么病,躲呢。”

  陈太忠还是不吭声。那人看他不接话,也觉得没意思,把烟头扔在雪地上,拿脚碾了碾,说了一句:“那女同志倒是有胆子,一个教导主任,敢让施工队停工,还写了三页纸,条条有理。钱主任看完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跟我们说,这个蒙晓艳,比她们校长强。”

  他说完,夹着文件夹回院子里去了。陈太忠站在梧桐树底下,把这句话在心里放了放,没往外拿。他想,这话等晓艳出来,也不能说给她听。说了,她就知道他在门外头打听了;她不知道,那句话就干干净净是她自己挣来的。九点十分,晓艳出来了。

  她从办公楼里出来,站在台阶上,往院门口看了一眼,看见了梧桐树底下的他,走过来了。走得不快,脸上看不出什么,嘴抿着,包夹在胳膊底下。

  “怎么样?”陈太忠问。

  “钱主任让我回去等。”晓艳说,“他说礼拜四派人来。”

  “派人来干什么?”

  “核查。”晓艳说,“基建科的,还有一个审计。看合同,看账,量楼。”

  她顿了顿,从包里摸出一张纸,是她写的那三页材料的头一页,上头有钱主任用红笔批的几个字:基建科、审计科,周四赴十中核查。底下签着一个“钱”字。

  “工钱呢?”

  “工钱他说先发。”晓艳说,“从已拨的款里出,学校财务先做个表,按人头,礼拜四核查的时候一块儿看,没问题当天就发。”

  陈太忠松了口气。晓艳把那张纸叠好,塞回包里,抬起头来看着他。她的眼圈有点红,是冻的,还是别的,他分不清。

  “他没问我叔。”晓艳说。

  “嗯。”

  “他问了我昨天的事,问了我那三条,问了我甲校长在不在。”晓艳说,“甲校长今天没来,说是病了。他听了,就在本子上记了一笔,什么也没说。”

  她说完,低下头,拿脚尖在雪地上划了一道,划完了,又拿鞋底抹平了。

  “我回学校了。”晓艳说,“下午还有两节课。”

  “我送你。”

  “不用。”晓艳说,“你回单位去。你们秦主任今天不是回来吗?”

  陈太忠一愣,想起丁小宁昨天说的话,点点头。晓艳冲他笑了笑,很浅,转身往十中那个方向去了。走出十几步,又回过头来,冲他摆了摆手,摆完了,转过身,走得更快了。陈太忠推着车往回走,一路上想着那张纸上红笔批的几个字。周四。他掰着指头算了算,礼拜四,正好是圣诞。

  他不知道这跟圣诞有什么关系,就是觉得这日子有点巧。

  从教委往招商办骑,他绕了一段路,从十中门口过。校门开着,王老头拿着一把大扫帚在门口扫雪,扫得干干净净,连昨天那只冻在冰里的手套都抠出来了,搁在门卫室的窗台上,等人来认。铁门上的锁换了一把新的,挂在门闩上,没锁。

  再往东,宿舍楼工地的围挡边上,搭着两间油毡房,顶上压着砖头,烟囱里冒着黑烟。门口支着一口大铁锅,底下烧着木头,几个民工围着锅蹲着,手里捧着碗,在喝什么糊糊。那个花白头发的老汉也在,看见他骑车过来,抬起头,认出来了,冲他举了举手里的碗。

  陈太忠捏了闸,单脚支在地上,冲老汉点了点头。老汉身边那个后生,就是昨天推人的那个,也抬起头来看他,看了一眼,脸红了,赶紧把头埋进碗里,喝得呼噜呼噜响。陈太忠没下车,蹬起来走了。走出老远,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口大铁锅冒着热气,被风刮得斜斜的,往工地那半截楼上飘。

  回到招商办,快十点了。丁小宁一见他进门,就从外屋的小桌子后头站起来了,眼睛在他脸上转了一圈,问:“十中的事,怎么样了?”

  “你怎么知道?”

  “昨天你走得那么急,我就打了个电话问传达室,老张头说看见你往城东骑。”丁小宁说,“城东就那么几个地方。今天早上十中的事满大街都在传,四十多个民工堵了学校,来了警察。”

  陈太忠没细讲,只说没出事,学生都回家了,警察劝散的,教委礼拜四派人来。丁小宁听着,点点头,没多问,转身去给他倒水。倒完了水,她把搪瓷缸子搁在他桌上,站在桌边,小声说了一句:“没打架吧?”

  “没打。”

  “那就好。”丁小宁说,“你要是打了,我账本上还得给你记一笔,记你欠人家医药费。”

  她说完,回外屋去了。陈太忠端着缸子,看着她的背影,想起她在汽车站那会儿,大概没少见人打架。谢向南从报纸后头探出头来,说:“十中?甲波那个学校?”

  “嗯。”

  “甲波这人,”谢向南说,把报纸放下了,“我跟他打过交道,八几年的时候他在教育局管后勤,招商办借过他们的礼堂开会,借条打了,椅子少了三把,他非说是我们弄丢的。后来一查,是他们自己人搬回家了。”

  “后来呢?”

  “后来他升了校长。”谢向南说,又把报纸举起来了,“你说后来呢。”

  陈太忠笑了一声,低头喝水。十一点多,桌上的电话响了,是清湖分局打来的,一个年轻的声音,说是刘队长让问问,陈科长下午有没有空来分局一趟,昨天的笔录要本人看了签字。

  “两点。”陈太忠说。

  清湖分局在城北,一栋三层的旧楼,门口停着两辆吉普和一辆三轮摩托,院子里有人在冲洗警车,水在地上冻成了一片镜子。陈太忠把自行车锁在门口,进了楼,在二楼最里头找到了治安大队的牌子。刘东凯在办公室里,桌上堆着卷宗,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屋里的烟味呛人。

  他看见陈太忠进来,没站起来,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从一摞卷宗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把里头的几页纸拿出来,推过去。

  “看看。”刘东凯说,“没错的话,每页签字,按手印。”

  陈太忠一页一页地看。字是昨天那个年轻民警的,记得很全,连他说的“攥了两三秒”都记上了,后头还用括号补了一句:经现场其他人员证实,陈某松手后未再有肢体接触。他看完了,没改一个字,每页签了名,按上手印,指头上沾了红印泥,拿草纸蹭了半天也没蹭干净。

  刘东凯把那几页纸收回去,装进纸袋,封好口,在封面上写了几个字。

  “陶家兄弟,今天上午我又去了一趟工棚。”刘东凯说,眼睛没看他,看着纸袋,“四十三个人,挤两间油毡房,一个炉子。我跟他们说了,礼拜四之前再堵一回门,我就按聚众扰乱秩序办。他们说不堵了,说蒙主任说话算话。”

  陈太忠点点头。

  “甲波,我也打了个电话。”刘东凯说,“问他礼拜一那天下午有没有跟陶立宝说过找蒙主任那句话。他说没说过,说是陶家的人瞎编。”

  他终于抬起头来,看着陈太忠,嘴角往下耷拉着。

  “这事归教委管,归纪委管,我不掺和。”刘东凯说,“我就是告诉你一声,有人在说谎。是哪一个,我不知道,你也别去打听。”

  “我不打听。”陈太忠说。

  刘东凯看了他一会儿,摆了摆手,意思是可以走了。陈太忠站起来,走到门口,刘东凯在后头又说了一句:“你那手印按得正。”陈太忠回头看他。刘东凯已经低下头去翻卷宗了,没再说话。

  出了楼,昨天记笔录的那个年轻民警在院子里冲车,看见他,关了水龙头,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凑过来,小声说:“陈科长,我们队长这人就这样,脸冷,您别往心里去。”

  “没往心里去。”

  “昨天回来,他在车上说了一句。”民警说,回头看了看二楼的窗户,“他说,那姓陈的,跟人家说的不一样。”

  “人家说的是什么样?”

  民警挠挠头,嘿嘿一笑,没说,拧开水龙头接着冲车去了。水哗哗地浇在吉普车的轮子上,泥汤子淌了一地,转眼就冻住了。

  下午三点,谢向南把秦连成那间办公室的钥匙拿出来,让小朱去打扫。小朱拎着暖壶、抹布进去,擦桌子、擦窗台、给那盆君子兰浇水,浇完了,又把秦连成桌上的台历翻到今天,翻完了才发现,台历还停在他出国那天,中间那十来页,她哗啦哗啦地往后掀。

  陈太忠在自己桌上写交接单。主持这一个多礼拜,他在的时候签了什么,出国那几天谢向南代签了什么,十一笔账,三份文件,两个电话记录,一条一条地列清楚,从头看了一遍,在末尾写上:以上事项,原样交回。签名,日期。谢向南凑过来看了一眼,说:“写这么细?”

  “秦主任明天要问。”

  “他明天顾不上问。”谢向南说,“明天宣布你,他高兴,什么都不问。”

  “他不问,我也得写。”陈太忠说,“他哪天想起来要问,单子在这儿。”

  谢向南摇摇头,回自己桌上去了。丁小宁在外屋描收条,听见这几句,手里的笔停了停,又接着描。下午四点,晓艳打来电话,说学校财务已经开始做工钱的表了,四十三个人,一个一个对;陶立国下午来了一趟学校,没带人,一个人来的,站在门卫室门口,说蒙主任说话算话,他们等到礼拜四。

  “他还说了一句,”晓艳说,“说昨天那个穿呢子大衣的,替他谢谢。”

  “谢什么?”

  “他没说。”晓艳说,“我猜是谢你没讹他侄孙子。”

  挂了电话,陈太忠在桌前坐了一会儿,把伯明翰的总结又拿出来,接着往下写。

  傍晚他去巷口那家牛肉面馆吃饭,老板认得他,问今天怎么这么晚,他说单位有事。老板给他多舀了一勺牛肉,说昨天城东十中闹民工了,说是来了一卡车警察,你们当干部的知道不知道。

  “一辆吉普,三个警察。”陈太忠说。

  老板愣了愣:“你咋知道这么清楚?”

  “猜的。”陈太忠说。

  老板将信将疑,回灶台后头去了,跟他老婆小声说,这人说是一辆吉普,三个警察,跟亲眼看见似的。他老婆说你管人家呢,人家是干部,消息灵。陈太忠低头吃面,吃得满头大汗,抬腕看了看表,八点。他推着车往市委家属院去。

  夜里九点,秦连成到了凤凰。他是从素波坐长途汽车回来的,团里在素波散了,各回各家。陈太忠下午接到他的电话,说九点前后到,让他去家里楼下接,“箱子沉,我这把老腰拎不动”。秦连成家住在市委家属院,一栋五层的老楼,没电梯。

  陈太忠八点半就到了,站在楼门口等着,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他咳嗽一声,灯不亮,跺一脚,也不亮,就那么站在黑地里。

  九点过一刻,一辆出租车开进院子,停在楼门口。车门开了,秦连成钻出来,穿着那件深蓝的呢子大衣,围着一条格子围巾,是在伦敦买的,标签还没剪。他看见陈太忠,脸上的褶子全笑开了。

  “太忠!”秦连成说,“等多久了?”

  “刚到。”

  “刚到个屁,你鼻子都冻红了。”秦连成说,“拎箱子,后备箱里,两个。”

  陈太忠拎了两个箱子,一手一个,跟着秦连成上楼。箱子沉得要命,不知道装了什么,他拎到三楼,喘了口气,秦连成在前头回头看他,说年轻人不行,体力不行,他陈太忠说秦主任您在巴黎吃胖了,箱子跟着沉。秦连成哈哈大笑,楼道里嗡嗡地回响,楼上有人开门骂了一句,他赶紧捂住嘴。

  到了五楼,秦连成的老伴开了门,接过箱子,让陈太忠进屋坐,陈太忠说不坐了,秦连成拽着他进去,说坐五分钟,喝口水。屋里暖和,暖气片烧得烫手。秦连成把大衣脱了,蹲在地上打开一个箱子,在里头翻了半天,翻出一个扁扁的铁盒子,上面印着外国字和一座铁塔。

  秦家老伴端着一盘洗好的苹果从厨房出来,搁在茶几上,冲陈太忠笑,说:“小陈,老秦在电话里提了你好几回,说你在英国办了件大事,他吃不下睡不着的,就怕你出岔子。”

  “你别瞎说。”秦连成说,“什么大事,就是跑了趟腿。”

  老伴瞪他一眼:“跑腿?那你在电话里叹什么气,叹得我在这头都听见了。”说完转身回厨房了,背影还在笑。陈太忠低着头憋笑,憋得手里的茶杯直晃。秦连成瞪他:“笑什么笑,你回来不也一样?昨天在横山,郑志国说你开口就是‘梁先生’,跟个香港人似的。”

  “您怎么知道?”

  “郑志国给我打电话了。”秦连成说,“他说你这回懂事了,排日子先问区里。我说那是自然,我带出来的人。”

  他说着,自己先得意起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烫得直咧嘴。

  “巴黎的巧克力。”秦连成说,“团里一人一盒,你也有。”

  陈太忠接过来,盒子凉冰冰的,沉甸甸的。

  “杨副市长在巴黎,”秦连成说,“一句话没再提伯明翰。”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陈太忠,眼睛里有点东西,像是笑,又像是别的。陈太忠没接话,把巧克力盒子捏在手里,捏了捏。

  “好事。”秦连成说,“不提,就是过去了。”

  他站起来,从老伴手里接过一杯热茶,递给陈太忠,自己也端了一杯,在沙发上坐下,往后一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明天例会,”秦连成说,“宣布你的事。市里的文件早到了,谢向南跟我在电话里说过,锁在我抽屉里。明天一宣布,主持的事你交回来,往后你就是业务二科的科长,正科。”

  陈太忠点点头,没说话。

  “还有一件事。”秦连成喝了口茶,“德比那封信,原件到了吧?”

  “到了。礼拜四到的,谢科长收着。”

  “你负责回。”秦连成说,“写英文。”

  陈太忠一愣:“秦主任,招商办没人能写英文信。”

  “我知道没人能写。”秦连成说,“我也不能写。王玉婷是团里借来的翻译,团散了,人家回原单位了,不能老使唤人家。”

  他把茶杯搁在茶几上,看着陈太忠。

  “那你去找人。”秦连成说,“找对人。”

  陈太忠端着茶杯,想了想,说:“找对人,是什么人?”

  “英文好的,嘴严的,干活利索的。”秦连成说,“还有一条,不能是想借这封信往上爬的。这封信是凤凰跟德比的事,谁翻的无所谓,关键是翻对了,寄出去了,人家看了,觉得咱凤凰办事靠谱。”

  陈太忠点点头。秦连成放下茶杯,看着他,忽然问:“十中那事,你在场?”陈太忠一愣。

  “谢向南在电话里说的。”秦连成说,“他说你礼拜一那天下午接了个电话就跑了,跑去十中,第二天满城都在传十中闹民工。我一猜就是你。”

  “我在场。”陈太忠说,“报了警,没动手。”

  秦连成“嗯”了一声,手指头在茶杯沿上转了一圈。

  “没动手就好。”秦连成说,“太忠,我不问你跟十中什么关系,那是你的事。我就说一句,招商办的人,别往教委的事里头掺和。你明天就是正科了,多少人盯着。掺和深了,人家不说你热心,说你手伸得长。”

  “我知道。”陈太忠说,“礼拜四教委去核查,我不进那个门。”

  秦连成看了他一眼,像是没想到他答得这么干脆,点了点头,没再说这个。五分钟到了,他起身告辞。秦连成送到门口,又叮嘱了一句:“太忠,明天别迟到。宣布的时候,你得在。”

  “迟不了。”陈太忠说。

  他揣着那盒巧克力下楼,黑灯瞎火的,他摸着墙一级一级往下挪,到了二楼拐角,窗户外头,又在下雪了,雪片子不大,落在窗玻璃上,化成一道一道水印子。

  回到红旗巷,快十点半了。

  筒子楼里静悄悄的,楼道里那盏灯泡又换了新的,四十瓦,亮得晃眼。他上楼的时候,老刘家的门关着,门缝里透出电视的光,在放什么武打片,乒乒乓乓的。他掏钥匙开了门,屋里冷,炉子早灭了,他也懒得生,插上电炉子,坐在床沿上,把那盒巧克力搁在三屉桌上,跟那两块五挨着。

  铁盒子上那座铁塔是巴黎的,他在电视上见过。两块五是雷蕾的,硬邦邦的钢镚,国徽朝上。一个是领导从巴黎带回来的,一个是女记者还他的油毡钉钱。他看着这两样东西,看了一会儿,觉得好笑,自己也说不清笑什么。他把巧克力盒子上的塑料纸撕掉,揭开盖子,里头一格一格码着二十四块,锡纸有金有银还有红。

  他拈了一块金纸的,剥开,搁进嘴里,苦,甜,又苦,化在舌头上,满嘴都是香。

  他想起丁小宁说的,当正科长那天得请客,请外屋的。他看了看盒子里剩下的二十三块,盖上盖子,把盒子推到桌子里头,心说明天拿到单位去,外屋的一半,里屋的一半。

  他把明天要穿的衣裳找出来。西装礼拜一早上洗的,在楼道里冻了两天,收回来是硬的,搭在椅背上缓了一晚上,才软下来,皱得不成样子。他灌了一暖壶开水,拿暖壶底在西装上一道一道地压,先袖子,再前襟,最后是领子,压得满头汗,西装上冒着白汽,满屋子湿羊毛味儿。

  压完了,他把西装挂在门后的钉子上,退后两步看了看,比没压强,比熨的差远了。他想起谢向南说的,你这领子跟你有仇,觉得这身衣裳跟他也有仇。明天秦连成宣布,他就穿这身站在会议室里,小吉大概要乐。随他乐去,正科长也是穿皱西装的正科长。

  十一点,他拿起电话,拨了吴言家的号码。他没打算打。可这一天下来,十中门口的事堵在心里,堵得他躺不下。他想找个人说说,想来想去,能说的人,只有一个。电话响了四声,那边接起来了。

  “喂。”

  是吴言,声音平平的,不像是被吵醒的。

  “是我。”陈太忠说,“太晚了吧?”

  “看文件。”吴言说,“说。”

  陈太忠就说了。从昨天下午四点多晓艳那个电话说起,说他骑车赶过去,四十多个民工堵门,陶家兄弟,甲校长从后门溜了;说一个后生隔着栅栏推了晓艳一把,他攥了那人的手腕,没拧,攥了一会儿,又松了;说他打了110,分局治安大队的刘东凯来了,劝散,做笔录。

  说晓艳当着刘东凯的面说了三句话,停工,核实费用,核查资质,工钱先发;说甲校长九点多才来,晓艳说专家您找,教委我也报。

  他说得很细,说了二十来分钟。吴言在那边一声没吭,只偶尔“嗯”一声,表示她在听。说到攥手腕那一段,他停了停。

  “我攥了他的手腕。”陈太忠说,“攥了两三秒,又松了。”

  吴言那边静了一会儿。

  “松得好。”吴言说。

  陈太忠握着听筒,没说话。

  “攥住了,是拦。”吴言说,“攥着不松,就是打。你松了,刘东凯那句‘你没动手’才说得出口。”

  陈太忠“嗯”了一声,想了想,又说了今天早上的事,陪晓艳到教委门口,站在梧桐树底下抽了两根烟,没进去;晓艳出来说钱主任让她回去等,礼拜四派人来核查。

  “刘东凯那人,对你什么样?”吴言问。

  “客气。”陈太忠说,“冷。他说他在分局里听过我的名字,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他要自己看。”

  “那就让他看。”吴言说,“冷的好。热的人,今天对你热,明天就能对别人热。冷的人记账,你一笔一笔做对了,他一笔一笔记着。”

  陈太忠想起刘东凯合上本子那句话,我记下了。

  “他最后说,我今天没动手,他记下了。”

  “那这笔账,”吴言说,“你就别再给他添坏的。”

  “我想问问,”陈太忠说,“晓艳学校这事,我还能帮她做什么。”

  吴言又静了。这回静得更久,陈太忠以为线断了,冲话筒喂了一声。

  “在听。”

  她顿了顿。

  “她学校的事,你站她边上。”吴言说,“别站她前头。”

  陈太忠握着听筒,一动不动。

  “昨天那一回,你挡在她前头,是对的。”吴言说,“有人动手,你挡,这是站前头。可挡完了,你就该退半步,退到她边上去。她说那三句话的时候,你在哪儿?”

  “靠着门卫室的墙。”陈太忠说,“一句没说。”

  “那就对了。”吴言说,“礼拜四教委来人,你一句话别替她说。”

  “我本来也没打算说。”

  “那就好。”吴言说,“你一开口,人家就说她是靠男人。”

  这句话说得平平常常,跟说天气一样,可陈太忠听着,心里咯噔一声。他想起晓艳坐在门卫室外头的台阶上,捧着那碗热水说,我不提我叔,提了这事就脏了。她不提她叔,是怕人家说她靠叔;他要是开了口,人家就说她靠男人。叔也好,男人也好,都一样,那三句话就成了别人的话。

  “明白了。”陈太忠说。

  “明白就行。”

  她那边传来翻纸的声音,哗啦哗啦的,大概是在翻文件。

  “德比的信谁写?”吴言忽然问。

  陈太忠一愣,没想到她连这个都知道,转念一想,伯明翰的事她一直在跟,知道也不奇怪。

  “秦主任今天夜里刚回来,让我找人。”陈太忠说,“他说找对人。”

  “外办老钱那里有人。”吴言说,“你去问他。”

  “钱主任?”

  “外办钱主任。”吴言说,“他管外事翻译这一摊,市里谁英文好,谁在干什么,他心里有本账。你去问,别自己满大街去找,随便拉来的人底细不清楚,信里写错一个字,丢的是市里的脸。”

  “好。”

  “挂了。”吴言说。

  听筒里嘟嘟地响起来。陈太忠握着听筒,在耳朵边上又贴了一会儿,才放回去。他坐在床沿上,看着电炉子的红丝一明一暗。站她边上,别站她前头。这句话他在心里过了两遍,越过越觉得,吴言说的不光是晓艳的事。屋里暖和过来了。

  他起身脱大衣,一只袖子还没褪下来,门缝底下窸窸窣窣地响,有一张纸塞了进来,白的,在水泥地上滑了一截,停在他脚边。

  他弯腰捡起来,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横格的,上头是对门老刘的字,铅笔写的,歪歪扭扭:下午有个女的打电话到传达室找你,说是总机班的,说你回来了也不说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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