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陵夜话（白人美女/大洋马）

作者：梦中梦789
 
 
　　1945年公历12月26日，沈阳。
　　记得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就以中华民国空军少校的身份，被派去为美国航空技术调查团做陪同翻译。我们穿梭在中国各地的机场与机库之间，评估着日本战败后留在中国的飞机与设施，其中也包括东北苏占区。我除了帮助美国人评估日本航空工业的水平，来东北前还被告知，我还有着为国军重返东北做先期踩点与场地评估的使命。到了1945年10月，调查团任务就基本结束，现在大部分美方人员已经撤离，留下少数人和我在沈阳做资料拍照和装箱。
　　今天12月26号，有个苏联联络官通知我们，邀请调查团所有人，包括我，在12月31日，前往盟军俱乐部参加庆祝胜利的新年宴会。我想或许也包括城里大部分的美国人，一定级别的苏联人，以及一些受欢迎的中国朋友，我听说不但国军会派一些人参加，八路方面也会派人以各种别的名义混进去，大家都想看看苏联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盟军俱乐部，原是关东军的司令部，如今成了苏联人的游乐场。
　　12月31日中午，人便陆续到来。大厅里灯火辉煌，与外面的冰天雪地形成鲜明对比。除了客人，苏联高官还找来了不少日本侨民拘留所里的年轻女人，以及沈阳当地的舞女、妓女，供宾客们跳舞、玩乐。
　　国军的人看不惯为何苏联已答应驱逐八路，城里还有如此多的八路人员。但毕竟此地现在仍是苏联人的天下，他们只能将不满压在心底，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客气。国军和八路双方的旧相识相遇，语气不善却仍要寒暄几句，美苏军人互相祝贺，却也难掩彼此间的敌意。
　　我也在这喧嚣中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我的胞弟。他穿着苏联空军的军装，我穿着美国军装，我们已经十五年未见。岁月在我们脸上都刻下了痕迹，我不确定他是否改了名字。自从回到东北，我已遇到几个老同学，因曾担任伪职，如今改名换姓，打算远走他乡，以逃避审判。
　　我试探着用他的表字“云卿”称呼他，又提及几件童年往事。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与确认。我们都明白，这里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临近黄昏时，趁着宴会的混乱，我们兄弟俩相继下楼，随便找了一台车，驶出了喧嚣的市区，来到了北陵机场。
　　这里早已看不到奉军当年的痕迹，美国运输机的旁边停着苏联坦克，美苏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聚在火堆旁，说着互相听不懂的祝贺话。国共两军的士兵也聚在一起烤火闲聊，不时有人唱上几段民歌小调，引来众人的哄笑。
　　我们走到当年张大帅的点兵台旁，这如今只剩一个残存的砖土台基，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孤寂。又从附近日本飞机的油箱里，用捡来的手摇泵抽出残存的一点油底子，倒进空桶里点燃，扔进几块大木头。火焰升腾起来，驱散了部分寒意，也照亮了我们兄弟俩的脸。
　　附近的几个老兵，也被这火光吸引，路过时停下了脚步，我们没有回避他们。
　　两个穿着深绿军大衣的国军士兵走了过来。一个自称是53军的连长，老张，也是东北军出身的东北人。他带来的那个看起来长相文气的小战士，是关内补充的学生兵，小李。老张说，53军打完抗战后，又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明年就要调回东北。他是先头部队，如今53军里的东北人已经十不存一，大多都在战场上打光了，新补充的多是关内各省的。
　　两个穿着灰蓝色棉衣的八路军士兵也围了过来。自称是东北挺进一支队的王连长，带着一个看起来挺精神的小伙小刘。老王原来是东北军57军的，后来在山东投八路，但能坚持到重新回东北来的东北人也不多了。小刘是个山东的新兵，老实又能干。
　　老张和老王，虽然身处不同阵营，但同样的东北军出身，让两人在拌嘴的同时，也生出几分惺惺相惜。
　　这时，一个老农民打扮的人，提着一个黄铜烟袋锅，也过来借火。他自称是当年抗联的老周，1940年抗联都被打败了，他也逃回老家务农为生。
　　老周看着我们选的这个避风处，认得这个砖土台子。他说，当年上面还搭着木头架子，张大帅喜欢在这里检阅奉军的兄弟。只要奉军打了胜仗，张大帅就笑呵呵的，慷慨地见谁都撒一把大洋。如今大帅死了十七年了，当年的看台没了，只有这地基还在。
　　提起张大帅，老张和老王都唏嘘不已。他们都是1930年跟少帅入关时入伍的，没见过大帅，但至今张大帅在东北人心里，还是那个曾经美好时代的象征，那个总是笑呵呵的小老头。
　　小李不知道张大帅是谁，问是不是跟张宗昌一样，是个爱吃狗肉、娶一大堆姨太太、国民革命军要打倒的那种人？小刘倒是对张大帅略有耳闻，说他是个杀了李大钊的残暴军阀。
　　老周陷入回忆，缓缓说道：“不管他都干了啥，民国以来关内军阀混战的时候，他保了东北近二十年太平。自从他被日本人炸死了，东北就再也没有消停过。”
　　话题很快聊到了少帅，绕不过去的就是九一八。
　　老王说：“29年中东铁路战争输给苏联，那仗就不该打。打了让日本人动了心思，原来东北军并不那么强，就开始盯上我们了。”
　　老张：“可30年中原大战，可是奉系最强的时候。那时候都传说，委员长要和少帅平分天下，封少帅做整个北中国的王，黄河以北都归他。”
　　老周苦笑一下：“可是小六子入关了有啥好的？那不跟熊瞎子掰棒米一样，掰一个，扔一个。当时关外的东北军里都传说，少帅入关后，就不要我们了。918时，我就在沈阳，先跟了黄显升将军，后随部投了马占山，然后又进山打游击，一直打到打不动了。”
　　周老问起我当时在哪，我想了想说：“918时，我也不在东北。31年石友三要叛乱，我跟一批东北航空队的被调到北平，但也没用上，就一直待在北平了。”
　　小李略带羡慕地说：“原来你是能开飞机的人啊，那家里很有钱吧。”
　　小刘则有些不屑：“那能怎么样，大少爷哪知道我们这些农民的苦。听说当飞行员的都很怕死。”
　　我看着这两个后来人，不禁想起我年轻时。于是我开口说道：“我家一开始也是农民。父亲那一辈人靠进山里挖人参和做高粱烧酒起家，又投资山里的小煤矿发了财。有了钱，就把我们兄弟两个送到城里读书。那时跟一帮奉军里的大少过着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的生活。在那几个好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兄弟进了当时还很新奇的奉天航空队，学起了怎么开飞机……”
　　小刘似乎看不上我这个穿着美国军装的土豪劣绅，弟弟的一身苏联军装，让他产生了某种敬意，于是向我弟弟走去，有些想听英雄故事的问他918时他在哪？是不是跟杨靖宇将军在一起，然后退到苏联了？
　　弟弟拿出酒瓶喝了一口，盯着蹿升的火苗，缓缓开口：“在日本，和日本人在一起。说起来，我以前和我哥一起在哈尔滨玩乐时，就跟一个日本妓女美惠子很要好，我觉得日本女人温顺又规矩，真是理想的老婆。我哥就喜欢白俄的妓女，觉得金发碧眼的女人才叫漂亮。在奉天航空队里，我哥爱和白俄顾问一起混，我和一个日本来的教官，陆航预备役的佐藤少佐关系很要好。
　　31年初，在佐藤少佐帮助下，我和其他几个奉军飞行员被以自费留学，但奉天财政厅发给补助的形式，选派到日本留学。918那天，我正在东京航校上课。第二天一早，我和一同前来的几个奉军航空队学员突然被日本警察控制。他们说我们当中有苏联间谍，需要配合调查。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我们就被分别带往不同的地方，单独软禁起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几个同行的伙伴。
　　日本人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只是日复一日地盘问、监视。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地方的中国留学生也被关进来，和我一起待上一段时间，又被放走。他们也只是隐约听说奉天出了事，但具体情况一无所知。几个月过去，周围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只剩下我一个人还被关着。那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常年有几千人，日本管不过来，可我学的东西比较金贵，日本人自己也搞不太懂，他们也得往英美派留学生，和英美学。关了我几个月后，32年2月，佐藤少佐才来接我出去。”
　　说到这里，弟弟咳嗽了几下，苦笑着说：“苏联的酒不如日本的好喝。”
　　这时小刘像是猛然想到什么的追问：那你是不是答应日本人做了汉奸。
　　老王拍了拍小刘说：他要真是汉奸，还能是这身皮子吗？
　　然后老王从兜里掏出一瓶日本清酒递过去说：山东缴获的，我自己都没舍得喝。
　　弟弟接过去，喝一口，说声:“谢谢，这味道真是怀念啊。”
　　他看着火堆继续回忆过往说起：“佐藤少佐和我见面后对我说：‘奉军有人发动了兵变，赶走了张学良，把溥仪迎接回去了，现在满洲人民都很欢迎溥仪回去，还邀请了关东军协助一起建设新国家，日本为了保护你，免于让你受暴徒伤害而进行了保护性的拘禁，你也要明白帝国的苦心，以后为满洲的未来而服务啊。’
　　当时我就觉得佐藤的话里有漏洞：如果真是奉军的将军们不满少帅而发动兵变，那完全可以自封大总统，大元帅，这种事民国以来又不稀奇，何必把溥仪拉出来，给自己找个活爹？
　　可看出来了又能怎样？我也只能假装听信了他的那套东西，然后佐藤少佐让我跟他继续学航空技术，可学来学去，都是些基础的东西，佐藤少佐天天和几个教官鬼鬼祟祟的谈论我，好像是说我这人杀了可惜，但上头认为暂时又放不得。只是借故拖延时间，观察我是否可靠罢了，我也只能谨慎应对。一直到了1932年5月才放我回东北，让我收拾一下，7月去长春航校报到。
　　从长春航校毕业，我被分配去了满洲国航工作，我们兄弟的老父母也被日本人接来，住进了协和寮，每月都发点钱粮，但不能随便外出，其实就是人质。不定期还有些不三不四，但穿着统一黑色制服的日本人找我们单独谈话，询问我们对时局的看法，每次这样的谈话后，我身边和我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就会消失几个，没人知道他们去哪了，也没人敢问。”
　　国军的小李忍不住插了一句：“那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胞弟冷冷的回答：“现在知道了，要是当时就知道，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儿。”
　　胞弟伸手往篝火边伸了伸见没人接茬，继续说道：“38年日本人推行日满一体，要培养可靠的皇民，佐藤少佐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娶他的一个堂妹，佐藤信子，一个死了丈夫的开拓团寡妇，模样还挺好看，只是结婚那天，新娘是关东军的车送来的，佐藤少佐解释说，因为这种事得宪兵队批准。”
　　说到这里，弟弟突然笑了一下，伸手往篝火里加了几块木柴，继续说：“最初几个月，我们过得很幸福，我很怀念那段日子，佐藤信子是那种让我看一眼就喜欢上的那种日本美人，她很温顺，也很苗条，凡事都让着我，照顾我生活也很用心，真是很理想的老婆，我一度觉得也许这样也挺好，娶这个老婆这辈子都可以知足了。
　　然后有一天我起夜，看到她正在床头填写，我的思想动态和行程调查表，信子见我发现了，很是歉意地跪着向我叩头说：这种东西宪兵队每个月都要。如果我怀疑她，她可以让我自己来填就好了，她绝对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
　　从此以后，我们关系逐渐冷淡，然后分居，但商量过后我们谁也不敢提离婚，因为后果我们承担不起。于是她申请以抚养亲族的名义搬去和她的亲戚同住，并把我收入的三分之一直接打进她的账户里，她每月定期拜访我的父母，留住几天帮着做家务。我每月也去她那住几天，带去一些食物送给她们。
　　1942年，日本大量从东北抽调航空人员参加南洋方面作战，我也因此被从满洲国航调到了满洲航空队做地勤和塔台等工作。佐藤少佐也恢复现役后，被派去了东印度作战，后来又去了拉包尔，他走后还不定期写信给我，说认为我是他最优秀的弟子之一，我对他也一直充满敬意，他是个很优秀的技术军人，不太过问政治，但坚决贯彻皇国意志。
　　在从雅加达发出的回信里，他兴奋地提起当地慰安所里居然有不少荷兰白种女人，让他感到玩的极为愉快，42年10月到了拉包尔，内容就逐渐暗淡，尤其43年4月山本大将阵亡后，他在信里用很潦草的拉丁语写了一句：这里正在成为日本航空精英的最大坟墓。看来他是觉得如果能被信件检查员看懂这句话，信件很可能会被中途销毁。43年9月信子告诉我，他已经阵亡在了拉包尔，被美军飞机炸死在地面上。
　　小刘搓着手，略带迟疑地插了一句：“那你现在还想念他吗？”
　　弟弟沉默了片刻，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火堆，望向了遥远的南太平洋。他缓缓地点了点头，声音低沉却清晰：“不管怎么说……他对我个人，是有恩的。”
　　弟弟继续说道：“进入1944年，日本从满洲抽走的航空人员越来越多，其实一直以来所谓的满洲国航空队，就是日本人的培训机构而已。现在日本的飞行员逐渐不够用了，这才逐渐允许比较可靠的中国人替补上去，只能在后座做观察员，或者机械师。后来也允许被认为皇民化的做飞机驾驶员，轮到我时，不但后座的日本人公开向我展示他带了手枪，还有一架日本人驾驶的飞机在旁边伴飞，一副随时准备击落我的样子”
　　小李从地上捡起一把雪来，握成了水擦擦脸，问道：“那你就这么一直忍着？”
　　弟弟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叹了口气继续说：“41年末就有地下党的人和我接触，但他们并不强求我马上表态，只是让我自己好好想想，时不时给我带点违禁的书报，让我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我看完就扔进火炕里，这种东西我不敢留下，起码现在的生活还算体面，我收入确实算高的，生活算好的，当然这是和中国人比，但确实让我舍不得，而且随着我越来越直接为东北的日军服务，地下党的人也安抚我不要心急，暂时雪藏可能更好。
　　44年下半，由于日本本土被轰炸，佐藤信子响应日本号召，回国做女工，帮助本土生产和照看她留在本土的亲族，我们的婚姻到此结束，44年冬天由于物质匮乏，我们兄弟的老父母也相继病死了，我简单料理他们的后事，就得马上归队。”
　　小李听完低声追问一句：“那她回日本后……你还给她写过信吗？”
　　弟弟摇头：“写过两封，都没回音——也许她死了，也许她不想回，我觉得后者可能更大，我们这段关系，对她并不值得炫耀，也许还有些可耻。”
　　弟弟看着篝火继续说起：“1945年春季，我开始和几个日本飞行员一起轮换执行每月2次的二线侦查任务，驾驶或者乘坐95式双座教练机，从二线的小型机场起飞，沿着乌苏里江巡航几百公里，目视观察几个被发现的苏军集结点是否有异常，回来报告看到的情况。4月开始频率增加到每月4次，5 月起，日本人对我的登机准备几乎不检查，可说不准哪次突然搞特检，宪兵扛着刺刀走过来，把飞机上的每颗螺钉，我身上每个线头都看一遍，像抽生死签；他们从不提前打招呼，只为让所有人知道，别跟太君耍小聪明。油料也被严格控制，刚好够任务所需，经常还略少。”
　　也就在这段时间，地下党的人介绍我和一个在长春飞机场工作的白俄机械师认识，他头发灰白，但技术扎实，一样深受日本人信任，几次试探性接触后，他向我摊牌，他是苏联间谍，现在可能已经暴露，急需逃出满洲，但他左思右想没有什么好办法，地下党的人说，也许我能帮他。我想起45年初的时候，我确实有一次和地下党的一个地勤，在一起修飞机时，假装不经意的低声说了句：我想做点有价值的事，哪怕稍微冒点险，但风险要可控，我不能随便把自己搭上。现在看来，应该是来活了。
　　我询问他这么做的动机，这个白俄说：我虽然我不喜欢苏联，我觉得现在苏联是没有灵魂的俄罗斯，但更讨厌日本，日本人对白俄社区的态度极为粗暴，时常在突击搜查时，无故打砸家具，殴打路人，而他接触的情报里，也显示日本有各种各种进攻苏联的疯狂构想，所以决定应该为了保护同族做点什么，这才成了间谍。
　　在最后一次试探接触时，我要求他必须给我到了苏联后的安全保障才行，但他反问我，对苏联，我有这个价值吗？
　　于是我当场手绘了几个日军二线机场的平面草图，跑道参数和推测位置。这个白俄间谍看后欣然点头说：‘虽然这几个地方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一旦开战，日军战机必然从主要机场向这些备用小型机场疏散，再进行反扑。这个价值足够了，我以个人身份担保你到了苏联不会有生命危险。’他说完我把草图抢过来在蜡烛上烧掉。
　　然后他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的，我觉得话到这里也无需隐瞒，因为我就在这其中一座机场工作，这也是我能带你出去的底气，虽然我也没被告知这些信息，但我们这些搞技术的，对这种基础问题，还不是扫一眼就看穿了。
　　于是交易成立，最后一项就是需要制造一道假的命令，把这个白俄飞行员，调到我轮值的小型二线机场，日本人认为这几个机场位置足够隐蔽，守卫也比较放松。
　　6月的一个清晨，趁着日本昼夜守卫换班时，我作为飞行员，利用微弱的一点自主权，决定提前几分钟起飞，给我加油的日本地勤照例少加了一些让我省着点用，白俄机械师在被简单检查证件后，也被允许作为替补的观察员登机。
　　在最后一个规定的检查点和时间，我向塔台报告一切正常后，我开始猛然转向，飞向我不熟悉的地方。整个飞行过程里，我的每次报点都故意延迟几分钟，这样会给塔台一种我可能遇到强风阻碍而飞行速度降低，但油耗却会增加的错觉，从而尽量飞得更远一点，尽量远离地面人员的目视可观测空域，最后的转向我也故意让飞机表现出一副遭遇狂风横吹过去的样子，我希望让日本人相信这不是有预谋的叛逃，而只是一次我无法控制的意外，一来我心理上会好受点，二来我不想连累在那做地勤工作的中国人。
　　我没有如何飞向苏联的地图，也不知道航向角，只有附近的乌苏里江算个大概的参照物，由于夏季水流充沛，江面宽阔，油料不够飞到对面的，我只能滑翔到江岸边迫降，然后尽快游泳上岸，回头看时湍急的河水已经把那架小飞机冲到礁石上拍碎，很快就沉没了。不久我们遇到了苏联边防军，经过一周的政审，我顺利过关。
　　又过了几周，地下党的人告诉我日本人观测到了我的飞机迫降在江面，并在下游沿岸打捞起了部分飞机碎片和我的随身物品，据此认定机组2人和飞机已经一同沉入江中，上报为天气导致的意外，因此没有连累其他人。
　　至于那个白俄机械师的假调令，欧战结束后苏联正疯狂发布自相矛盾的远东调度信息，希望用海量冗余情报淹没关东军的情报分析能力，以掩盖真实行动时间。关东军情报部门的案头，堆积如山的‘紧急文件’尚且无暇核实，那份临时调令的可能有假，自然被其他‘更重要’的事项淹没了。
　　不久苏军派了一个叫伊莉娜的女兵来给我做生活指导，我们很快做了夫妻，我把她睡了，然后早上醒来，我又看到她在写我的思想调查报告，我没有生气，也没对她不满，反而觉得这是我应得的，我是个叛徒，背叛了信任我的日本人，还有……我也不确定和我有什么关系的那个国家。
　　8月苏军发起进攻时，拨给我一架伊16飞机，让我带路，于是我被纳入苏联空军，穿上苏军的皮子。我驾驶飞机飞到指定地点后，向目标发射信号弹标记出目标范围，然后在附近盘旋，等轰炸结束后和打击机群一起返航，每次执行这种任务时，都有一架雅克3作为僚机故意降低速度在我的侧后飞行，说是替补，其实……我一样对此生气不起来了。
　　前几天伊莉娜和我商量，苏联撤军的时候，她会一起走，问我跟她一起去库班吗？我想了想，还是别去给苏联的特高增加负担了，等苏联撤军时，我们的婚姻就此结束了。我会永远爱她，但我更想留在中国。
　　弟弟说到这缓了口气，略带一丝苦涩的说：“说起来，刚才在俱乐部里，我看到一个日本女学生有些眼熟，问了一句，原来是佐藤少佐的小女儿，被他留在满洲的开拓团里了，现在被苏联大官们搂过来，抱过去的，喜欢的不得了，她说看我眼熟，想让我捞她出去，我赶忙离她远点。”
　　老周猛吸一口旱烟说：“她这女娃这时候知道求人了？我可是亲眼见过日本开拓团看上的地方，就把中国人都撵走，把房子土地腾出来给他们，日本兵押着中国农民到山沟里重新开荒，饿死了好些人那。”
　　我也接茬道：“我也在舞池里看到一个中国舞女有些眼熟，聊了几句，她妈还是咱们中学时候的校花，现在因为父亲担任过伪满的公职，家产被没收，父亲被关起来，母亲流落街头，她被迫给一个国军大官做情妇。她也想让我帮着说情，我自问可没这个本事。”
　　老张抽着烟笑了笑说：“这种事，现在在关内多得是，那些中小汉奸倒霉了，老百姓确实都很高兴，可也有不少本分人被拖累的，那些接收大员到处胡作非为，看上什么就说是敌产，看见漂亮姑娘就说是汉奸家的，闹得大家都怕有点小钱就说是勾结日本人赚来的。”
　　老王也跟着笑了笑说：“我们可不一样，上级教育我们要清算真汉奸，可也要区分胁从者，只要没有主观恶意的，不欠血债的普通胁从者，我们一贯不予追究，对有知识有文化的，更要予以尊重”
　　老张抽完烟，摸摸口袋里没了，走过来对我说：“老总，赏个烟抽，解解乏。”
　　我从口袋里正好摸出一个铝雪茄盒，美国朋友前几天给的，我顺手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根，自己也点起来。
　　老张吸了一口笑着说：“还是美国人这玩意劲大，老总，我看你这身皮子不一般，又是这里唯一胸前带麻将块的，在关内混的还行吧，也像个有故事的人，跟我和老王这样苦当兵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跟着大部队，一会儿打到南，一会儿打到北，跟驴拉磨一样不闲着，也记不太住都打过什么小仗，打的大仗那功劳也是长官的，我们混着吃粮就知足了。”
　　我微笑一下，低头看看胸前的麻将块，我只保留了2块勋略，一块民国航空委员会发的忠诚航空服务奖章勋略，一块中美混合团发的优秀中队集体奖章勋略，别的我都没往上挂，我觉得自己不配，虽然像我这么能活的，换别人早就是勋章收割机了。
　　我看了看周围几个人身上都没带勋表，想了想觉得也对，勋章这东西，国军很少发给团以下，八路军没有这东西，都是发奖状，苏联倒是也有，但我弟弟这种身份还是算了，只有美国人很重视这个，官兵身上往往都有好几排，跟他们一起混，我也得跟着意思一下。
　　我深吸一口雪茄，咳嗽几下说起：“我这身皮子也穿不了几天了，国军马上要整军裁撤，现在都谣传上面的意思是，杂牌军出身的军官，大多会被要求退休，中央嫡系的应该都会保留。我跟着那几个美国人忙完最后这几天，就得脱了军装，自己找凉快地方待着去，具体命令可能过完年会下来”
　　小刘有些不解的说：“都是干革命，还分什么亲疏，那是封建大家族的落后思想”
　　我点头认可：“是啊，想想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现在列强被打倒了，也该除去我们这些旧军阀出身的人了，空出位置给那些新时代里，齐奋斗的人。”
　　小李插话说：“我听说这次整军是为了和平训政，为了统一军权。”
　　我也表示同意：“确实如此，我不反对这么做，抗战胜利后的新时代里，我这种旧军阀出身的，继续在国军里，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可有些事，经历过才知道，原来并没有想的那么好。
　　1932年，就是同样一套，统一军队指挥的大道理下，北平的奉军航空队没有做任何反抗，几乎是全员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被中央军吞并。但大家希望加入中央军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希望中央军尽快带领我们打回东北去，所以才同意的。然后就是，器械和物资被中央军接收后，取消编制，打散人员，拆分到各地后，降职一些，劝退了一些，挤走了一些，剩下的又被一遍遍的审查，限制使用。所以有些远走投奔其他派系，拒绝中央军歧视的人会说：奉军航空队灭亡了两次，一次在奉天，一次在北平，都被要求不抵抗，都被消灭在地面上。
　　918那次，从奉天逃到北平的人说：那时候北平、南京、奉天的三条电话线，同时都在喊‘不准动’，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了。上面都要求不得抵抗，不得起飞飞机，不能和日军作战，不然虽胜也按抗命执行军法，于是眼看着日本顾问和教官们，领着日本军队去抢占北陵和东塔两座机场的机库，却毫无办法，奉军航空队就这样被日本消灭在了机场地面上，航空队的人只能带着抢救出来的器材，跟着大部队一起入关。”
　　小刘听到这里对我态度也稍微变好了点，问道：“那918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
　　我看向老周，只有他是当时在场的，老周敲了敲烟袋，重新塞上点，头也不抬地说：“没人知道，也许100年后都不会有人知道，但也许上面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可要是张大帅还在，就不会有这种事。”
　　小刘又瞅我一眼，嘴角带着点顽皮的笑： “那照这么讲，您这个‘土豪劣绅’也打过日本呗？我个人看——算半拉团结对象！不过到底咋定性，得等咱上头日后‘算总账’再说。”
　　我看看我弟弟对我也是一副充满玩味的样子，现在轮到他和其他人也想知道我在抗战时干什么了。我清清嗓子，喝口兜里带来的威士忌：“被中央收编以后，经过在南京中央军校预科班的学习和特别政审，我在1933年春季考入中央航校，34年由于遇到伪满洲国成立，上海12*8事件等的影响，航校对东北人的审查逐渐变得十分严格，我也要接受军法处的单独谈话，又被关了好几次禁闭，有那么几次让我觉得自己可能会被枪毙在这里。几个月后，由于其他东北空军人员做担保，我被批准加入民国空军，但仍不被信任。
　　1934年秋季我从航校毕业后，由于东北出身，一时没有地方可以安置，于是航空委员会和校方商议后，建议我以私人身份暂且去美国留学，到1936年夏又安排我验收在美购买的飞机。到1937年中期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我被从美国召回，授予空军少尉军衔作为替补飞行员和机场地勤，战争爆发后，一时整备修理飞机的需求更为迫切，我被留在地面上，看着淞沪战场上，中日第一次大型空战，中国方面损失很大，但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打击，后来地面战局崩了，于是我被抽调去参加金陵兵工厂的搬迁，中途又被调到广州，看到了天河机场的中国飞机起飞后，再次和日军一番苦战，广州沦陷前，我被要求尽量抢救出可用器材。
　　1938年到41年，苏联派飞行队援助期间，我被调往西安，每月执行1，2架次的驾驶苏联伊15战斗机，从兰州飞到西安的转场任务，但不参与空战，后来得知这种相对安全的转场飞行，每月飞行员损失也达到十分之一。
　　和苏联航空队的人在一起时，我有时能听到他们评价中国飞行员十分勇敢，敢打敢拼，有那么不服输的一腔热血，但整个中国空军的优点，也就到此为止。缺点可就不少了，我一开始还反驳一下，后来想想，他们说得也对。
　　总结起来主要是训练度过低，甚至有低到只飞了20多个飞行小时就被投放战场的，好一些的也就50多个小时。在和苏联人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其实也不怎么明白空战到底该怎么打，教程就是起飞、降落、简单编队、空中射击，其余靠飞行员自己摸索；但苏联自己有油，烧得起，飞行员到参战前一般攒到200—300小时。我在美国看过更狠的：一线中队入门门槛通常是500—600小时。
　　中国飞行员大多只会起飞，降落都不熟，不会仪表、夜间、编队作战，根子就是训练时间太短，培养体系残缺。地勤水平也马马虎虎，整备修理一样低劣：很多东西国内无法自制，买来后又常被倒卖、挪用。对高级军官他们骂得更狠，那些就先不说了。
　　老王插话：“空军大少爷，你说的这飞行小时是啥？我们也听不懂，你有没有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干一架的时候？”
　　我想了想：“抗战前半程还真没有，但也不是我不想。我几次写申请想出战，都到大队长级别就被打回来。一来对我的使用要慎重，二来在美国验收飞机时，我跟厂家学过几个月结构和维修，对照图纸和技术说明能看明白零件组装和故障排除。而当时中国找个懂修飞机的比找个会开的还难。于是我只能在地上东拼西凑把飞机拢瓷实点，看着那些大少爷、留洋学生、华侨子弟飞上天跟鬼子干，很多就再没回来。
　　苏联人在的时候，中国空军还能顶一下，很多比我厉害的技术专家把苏联飞机技术吃透了，觉得中国自己要造也不难，于是到处搜罗可用材料自己也能造出来几十架，可还是老问题，发动机国内造不了，燃油太少了，很多汽车都改烧柴火。到41年苏德打起来，苏联断货了，中国已有的飞机逐渐打光了，那才是最困难的时候。于是我又被调去防空部队，高炮没几门，其他仪器更少，只能做做计划，测测水文数据。其实就是暂时闲置起来了。
　　日本人飞过来，我们在地上观察，大多数时候只能用音响测音机估方向，再用简易测高尺比划，对着防空电话喊几声，比如“敌机一架，推测高度五千，距离估算三千，方位西北”，然后把音机塞进洞。这时炸弹往往就落下来了，每人自己找了壕沟先钻进去保存自己再说，就这么活成了老妖精。”
　　老张笑着来了一句：“谁还不是呢，能活下来就是阎王爷不收，八字够硬，但也得自己机灵点。”
　　我继续说道：“42年中期就有美国人逐渐过来帮咱们了，43年全国搜罗会英语、留过美的，我这才被作为仅剩的这点底子入选去给美国人做联络官，然后被调到印度阿萨姆给驼峰航线做半程护航，这才终于有机会去打仗了。阿萨姆的贾布瓦空军基地蚊虫多、气候潮湿，加上地形起伏和日军轰炸，每月都有因为疾病和作战而死的中国飞行员，国内也不时派来补充新兵。
　　去印度办事的中国军官随着远征军的设立多了起来，几乎是人人参与走私，我也不能免俗。英印官员自己也贪，但更乐意看中国人出丑，于是不时抓一些过火的。其实只要把携带物品做了申报、按 15 % 交“礼品税”，税款当场就能讲价进他们口袋，他们并不太管你实际走私了多少；可要是不申报就想带走，那就会闹得很难看。美国人也知道，他们也参与，不过觉得只要大部分援助物资能运到中国去，中美飞行员私下赚点外快，军方默许，只是不时警告：别耽误正事，不得影响正常空运。
　　只是有一个事闹得挺大的，委员长去埃及开会的时候，印度查处了一起中国军官走私案，搞得委员长很没面子，下令把涉案的人都抓回昆明，为首的枪毙，其他的判刑。”
　　小刘听到这里咬咬牙说：“听你这么一说，这国民党可真是烂透了，还到处丢中国人的脸。”
　　小李也有些失望，好奇的问：“那你既然上过天，打下过日本飞机吗？”
　　我好好想了想：“有击伤，无击落。前期国内让我们让着点美国人，有功劳也别抢，照顾盟友面子。后来，后来日本飞机越来越少就不够打的了，而且空中那么乱，谁也不知道有的飞机起火了，是谁打的，当场就被打爆的不多。要是遇到有一个鬼子的飞机掉到附近的，不但当时空中每个人都说自己打的，附近的英军高炮部队也说是他们打的。吵来吵去就只好在场每个人都记零点几功，人人算战绩，这才皆大欢喜。
　　小李听了觉得有意思：“听着像楚霸王死了，一群人上去分尸体。”
　　我也觉得有点这个意思，笑着说：“还真有点像那么回事，要是遇到比较完整坠毁的日本飞机，好多人都会拿着刀上去切一部分做战利品，最受欢迎的是喷了红圆圈图标的地方，其次是带数字的零件，其他飞机部件也会被拆成小块当做这是自己参与打下日本飞机的见证。
　　后来中国不缺飞机也不缺飞行员了，只有滇西战役时调我回来做了两个月对地攻击，其他时间还在印缅战场和美国人混。我回国作战那段得知上头议论：按资历够中队长了，可因奉系军阀出身，要限制升迁。一直到战争结束，我都是上尉飞行员。再回去作战就不那么拼命了，觉得反正到头来还是如此，每次出任务在鬼子头上扔几个炸弹，对得起这身皮子了。胜利后我和很多人一起晋一级到少校，文件上说最多不得逾少校，我正好卡线，也算混到头了。随后被派去陪美国人做技术调查，一直干到现在，美国人一走，我就得结清薪水退伍。”
　　我弟弟这时问我：“那你这些年有遇到过你喜欢的那种洋妹子吗？”
　　我挠挠头：“有的，两段，第二个和我在贾布瓦结的婚，我自己都不敢想的大好事，居然真的遇到了。
　　第一段是我刚到印度时，和一个英印混血的女人，她是英国在印度官员和当地印度女仆的私生女，被招来做地勤打字员，她肤色有点黑，我们上了几次床，后来她被父亲嫁给了一个死了夫人的印度土邦王公，希望以此巩固英印政府和那个土王的关系。
　　第二段是1944年中期开始，和一个阿根廷的女记者，她叫布伦希尔德·哥达，她身高有1米9，比我高出1头有余，但身材很苗条，腰围不盈一握，金发碧眼，四肢修长有力，面容英朗清秀，力气也很大，胸围丰满，在我看来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完美。
　　她父亲是一战时期德国的老派军官，还是个小贵族出身，后来德国革命了，她家为了避嫌，把冯去掉了，然后又赶上战后经济危机，和很多乡里人一起居家移民阿根廷。德国吞并捷克的时候，她家5个孩子里，她的3个哥哥都回德国参军，1个哥哥在中东策划当地土王的反英政变，她自己也在英国以记者身份为德国收集情报，只是行事谨慎，英国人屡次搜查她都没发现把柄，于是英国人向阿根廷政府多次试压后，迫使报社把她从英国调到阿萨姆战区，其实就是流放惩戒。
　　在阿萨姆基地，由于她一开口，就把自己是德国同情者这件事几乎写脸上了，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爱搭理她，只有我觉得这无关紧要，德国现在又没和中国打仗。虽然她把我当二等人，但这里的美英军人也把我当殖民地军队的二等人，这个我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
　　由于英国人以各种借口克扣她应得的薪水，想要看她出丑，于是她为了生活下去就开始找我借钱，刚好我参与走私赚了点，就借给她，还时长请她吃饭，逐渐我们混的越来越熟，但她又还不起欠我的钱，就提出肉偿，我同意了。
　　1945年5月，英国情报官员找她谈话，告诉她，英国缴获了大量德国的外交和情报的档案，如果发现她真是德国间谍，就会把她吊死，除非……英国人暗示她只要找个战胜国的军人结婚就可以洗脱嫌疑，远走高飞，本来给她介绍的是美国人，但她觉得这是对她的羞辱，把她当做战利品一样占用和分配。她想起中国这次也是战胜国的，英国人不以为然的说：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是个搭便车的，不出一兵的战胜国。
　　布伦希尔德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反击英国人的机会，她马上把我拖进去，说要嫁给我，并马上当着那个英国情报官的面写了申请，那个英国情报官气的摔门而出，最后这件事一路闹到英国在印度的总督府，还是给批准了，反正阿根廷法律又没不许，她想嫁就嫁吧。
　　我们的婚礼在贾布瓦一间军用礼拜堂举行的，那段时间，受即将胜利的气氛感染，办婚礼的军人很多，主要是美国飞行员和英国、澳大利亚、南非以及印度当地的女地勤和女护士。
　　一开始礼拜堂里还坐着一些看热闹的白人官兵，一看是我们这一对，纷纷起身离开，最后连牧师也在英国军官暗示下走了，只有一个英印军的军官看着这幅场面觉得有些滑稽，对我说：中国的上尉飞行员，你这次的战绩可比打下100架日本飞机还亮眼。”
　　说到这里，我灌了口酒补一句：“她现在在天津等我，我打算过几天脱下军装就去找她，她父亲来信，希望她能回家，那个德国老人已经顾不上他女儿嫁给什么男人了，最近他收到了4份迟到的讣告，4个儿子都为德国战死了。布伦希尔德认为可以想办法蹭美国人的船，先到加州，无论如何先带我回家看看。然后我们再商量去处。”
　　这时天边已经有些发白，这一夜快要结束了。
　　老王站起来说：“说起这美国人啊，不但把云南的牛都吃光了，现在还到处横行霸道还没人敢管，看着中国的女学生就往车里拽，谁要稍一得罪就办你个破坏盟谊之罪。”
　　老张也扑撸下帽子说：“苏联人不也在东北，把好些个日本人留下的工厂都拆走了，到处调戏大姑娘小媳妇。”
　　老周也叹口气说：“还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没本事，既然借了人家的兵，就得受点人家的气。要是张大帅还在，必不至于如此。”
　　这几人各自走散，只留下我们兄弟还守着快要烧完的篝火。
　　云卿胞弟对我说：“哥，你这次走了，就别回来，眼看中国就又要打仗了，苏联从东北撤军之日，就是八路和国军在东北开战之时，如今我已经受了八路的招揽，秘密入党，过几天去后方做军工高参，既然有人要，我想留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明白，感谢你的好意，那么就此别过，有缘再见。”
　　我们兄弟就这样背对着背，谁也不再回头的，走向两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