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发现自己怀孕时,汪晓青觉得自己完蛋了。
她刚成为英国布莱登大学的博士,主修艺术创作。
她时髦漂亮,前卫大胆,想过无数种未来。
“但现在,我要被婚姻和孩子困住了。”
心理落差,孕反严重,汪晓青感到“身体被胚胎占据,没有自我。”
丈夫拍下她躺在沙发上的模样,爆发怒吼:
“现在的我太丑了,别拍!”
但那晚,Annie想起了老家的族谱:
上面,女性仅有姓氏,而没生男丁的女子,没有名字。
“我必须记录,证明我的存在。”
于是,她按下快门,拍下了这张震惊世界的照片。
照片中,汪晓青只着内衣,巨大的孕肚、扎眼的妊娠纹,
她目光锐利,肢体呈现出一种战士的姿态。
肚子上,是她的签名落款,预示着一个系列的开端:《母亲如同创造者》。
创造生命,在史诗中,是神的工作。
但汪晓青的勇敢,没有换来任何支持。
母亲大发雷霆:“为什么要拍这样的东西?”
对老一辈而言,裸露是可耻的,更何况是一位孕妇的裸露。
导师更是发出灵魂拷问:“谁会对一个亚洲女性做妈妈的故事有兴趣?”
汪晓青没有动摇。
“你决不能被时代和别人的期待所打败。”
“而且,你们难道没有看到一个母亲正在创作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吗?”
“那是比成为艺术家更难的存在。”
从此,汪晓青开始了长达25年的记录。
2002年,孩子1岁,坐在腿上。
“我们一起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2003年,汪晓青穿着围裙,依然坚持深造。
儿子摔伤了腿打着石膏,用一块蛋糕哄着拍照。
角落里,是他最爱的车车和小熊。
2004年,庆祝圣诞节。
孩子一天一个样,他已经不玩车车了,有自己的座驾。
2006年,一起用功。
孩子天马行空涂鸦梦想,妈妈争分夺秒修改论文。
2010年,主题是“迁移与不安”。
这一年,儿子长高了,一起搬家了。
汪晓青也长袍加身,博士毕业了。
2011年,筑梦。
纸飞机变成小飞机,昨日与回忆变成云朵与天空。
汪晓青搂着孩子,造了一个五彩的梦。
2014年,很特别。
孩子和汪晓青一样高了。
左边是他喜欢的漫画,右边是妈妈创作的油画。
母子俩的爱好,成为了一种默契与互文。
2018年,“为自由而争辩”。
座位和2006年的《用功》互换,画风也完全不一样。
已到青春期的儿子,有了独立的看法,而人到中年的母亲,有着自己的坚持。
2020年,远距关系。
放手,是母亲的必修课。
孩子有了自己的学业,母亲深耕着自己的事业。
画框上摆满封面和报道,妈妈也在完成自己的远行。
2022年,50岁生日。
汪晓青借用了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的构图。
儿子西装革履,长大成人,母亲年过半百,作品绕身。
孩子,不正是母亲的杰作吗?
而他,也开始创造自己的世纪。
汪晓青说,这不仅是一次记录,而是在构筑一条不断延伸的时间隧道。
其中,因为搬家、损坏、展览累身有过中断,但正如约翰·伯格所言:“摄影是一种拯救行为。它将事物从不断的消失中拯救出来,放进一种静态的、持续的‘现在’。”
而在这条隧道中,母亲的形象是多变的:
她可以是孕妇、妈妈、博士、画家、登上头条的艺术家、创造生命的主体。
但归根到底,她一直是她。
在成长的过程中,汪晓青目睹了很多“她不是她”。
出生在中国台北的汪晓青,一共三姐妹。
每次出门,路人会理直气壮问母亲“为什么不多生个男孩?”
甚至对着汪晓青讲:“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好在哪里,汪晓青不知道:
“我也是人啊,为什么比男生差?”
直到她看到族谱里那些消失的名字,汪晓青开始思考:
女性用身体完成创造生命的壮举,却只能在牺牲的叙事里被淹没。
宗族的边缘化,让她拥有无需“传宗接代”的自由。
她读书、追梦、努力证明自己的存在。
《母亲如同创造者》让汪晓青一夜成名,但她的创作还未完成。
在记录的过程中,儿子的态度一直在改变:
从一开始满心骄傲自我介绍,到不置可否的无所谓,再到不动声色的沉默。
直到上大学,儿子去听汪晓青的演讲。
他说:“原来女性在过去受到许多不平等的待遇,我大概了解你作品的背后的意义。”
或许,那一刻这个艺术系列真正完成闭环,在这条母亲构筑的时间隧道里,孩子找到的不是意义的终点。
是创作的起点。
汪晓青记录时间,也探讨教育。
她的另一系列“儿子和我一样高”,让无数家长感慨万千。
2002年的一天,汪晓青把儿子抱到矮墙上合照。
当儿子和她一样高时,显得特别兴奋。
“他第一次以成人的视角看世界。”汪晓青分析道。
于是,汪晓青决定用妈妈的身体作为基准,进行一场教育游戏。
5岁,一起做饭。
你需要站在椅子上,才能和妈妈一样高。
8岁,回家过年。
你要站在小石坡上,才能和妈妈一样高。
12岁,走过山林。
你只用站上一块石头,就和母亲平视。
13岁那年,拍摄那天。
你啊,已经和妈妈一样高了。
时间是一个残酷的变量,成长的背面,是衰老。
16岁那年,妈妈要站到石块上,才能与你并肩。
20岁那年,疫情肆虐。
妈妈要站上台阶,才能与你同高了。
22岁,你即将大学毕业。
整整20年过去,汪晓青感慨:“一样高”的游戏,是母亲的欣慰与哀愁。
汪晓青不仅在定格岁月变幻。
在拍摄过程中,要找到使两人一样高的垫脚物,并不容易。
她想借此告诉儿子:
这世间,要平等对话、感同身受亦非常艰难。
无论是长辈与后辈、女性和男性,都需要去关注与努力,才能用一样高的视角去看待世界。
“你长大后的新世界,妈妈想用你的高度去探索。”
“也希望你在未来,也多用女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是母亲送给儿子,一封长达20年的家书。
汪晓青总说,记录是残忍的。
越远的记忆越淡,然后慢慢消失。
“但这不就是人生吗?”
没有人可以抵抗时间的镰刀,但母亲的镜头可以在流逝中刻舟求剑。
如今,汪晓青依然在记录与创作。
她咀嚼衰老的滋味。
“有人说衰老是智慧,但却又令人害怕。”
她凝望教育的意义。
“作为妈妈的我,从未放弃学习与成长。”
“本身就是最好的身教。”
她依然会给孩子拍照片。
一张剪影,一个侧脸,一段故事。
“我的摄影史,就是人生历史,也是新的家族历史。”
“我会拍到很老很老,直到手指无力扣动相机。”
但总有人,在扣动相机。
10年前读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当中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
“所有的照片都是memento mori。拍下一张照片,就是参与了另一个人(或另一件事)的死亡、脆弱、易变性。
正是通过切下这一刻并把它冻结,所有的照片都见证了时间的无情流逝。”
Memento mori,在拉丁语中,意为:
勿忘你我终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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