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最私密的创伤，终于有人敢拍了

摄影师朱玲玉曾经历过一次流产，
情绪崩溃，身体也留下创伤。
后来她才知道，很多女性都有相似的身体经验。
从2019年开始，
她启动了“中国女性子宫叙事”的摄影项目，
聚焦流产、生育过的女性，
征集了100多个女性故事，并拍摄相关影像。

《失重》
《请勿倒置》
在朱玲玉接触过的女性当中，
大部分人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怀孕流产，
在不平等的关系里迷失，
也长期自我罪责，独自承担和消化痛苦，
经历了漫长的性别意识觉醒。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
我国每年的人工流产率大约25‰，
每40个女性中即有1人做过流产。
2022年，人工流产人数976万，
首次超过新生人口数。
然而，这个话题却鲜少出现在公共视野里。

《计划外生育》
朱玲玉希望流产这件事被重新解构，
不再是女性羞耻的隐痛，
能够成为被正视的公共议题。
让有这些经历的女性有途径表达，
也能够被关心，不再被贴标签、污名化。
以下是她的讲述。
自述：朱玲玉
编辑：张雅兰


朱玲玉
我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也是摄影师。从2019年至今，我就在做一个关于“中国女性子宫叙述”的摄影项目。我当时共征集到了一百多个女性流产、生育的故事，记录并拍下六个人的故事和影像，包括我在内。
想做这样的创作，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2017年，我生下一个孩子。分娩的过程并不顺利，发生了胎盘粘连。医生告诉我，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之前流产过，没有处理好。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八年前的那次人工流产。
那是一段我不愿意回忆的经历，它甚至是非常痛的。我以为时间能抹平一切，但我的子宫记得。它用这样一种方式提醒我：那个创伤始终存在。

朱玲玉也是自己的拍摄对象之一
我还记得当时去做流产手术，医生连头都没抬一下，直接递给我一张手术单。我去手术室，身边是一起等候的女性，我能看到她们的沉默，以及脸上那种羞耻的神情。
手术结束后醒来，我的第一个身体感受是冷——我半裸着被扔在一张病床上。当时我的情绪有些崩溃了，因为你的身体是这样被对待的，医院像流水线一样处理女性的身体。
我们很少谈论流产。在社会语境里，它是羞耻的，是你“不会保护自己”、“不自爱”、“愚蠢”的证明。你没有办法对任何人提起，也没有人替你分担这种伤痛，只能独自消化。我记得手术之后，我开始疯狂工作，用这种方式来屏蔽那段记忆。我以为只要我不去想，它就真的过去了。但身体不会撒谎。

朱玲玉拍摄的姑姑
生育之后，我坐月子。姑姑从农村来看我，聊着聊着，她就说起了自己的流产经历。
我姑姑一直在农村生活。她连续生了五个女儿，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出儿子，她在村里被污名化，被叫作“绝户”。为了生一个儿子，她一共怀孕了十二次，流产六次。每一次等到大月份知道了性别，就去引产。她说起这些的时候，非常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情。
她还告诉我，在农村，男人是不会避孕的，流产就是避孕手段。比如我堂姐，流产了十次。
我从来没有从这个层面上去了解我身边的这些女性。我听到这些时，非常震惊。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年她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一个人默默哭了很久。
那时我下定决心：我想要做一个关于女性子宫的项目，我要找到更多的女性，链接到更多女性的身体经验。


《匿名的女人》
2019年，我在网上公开征集拍摄对象，收到了一百多个私信和回复。
我从这一百多个故事中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六人，用影像的方式去呈现。大部分女性，她们愿意倾诉，却不愿意出镜，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公开谈论流产，依然要背负巨大的道德压力和社会评价。
她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流产，她们没有强烈的避孕意识，甚至几乎没有接受系统的性教育。意外怀孕之后，她们默认要去做流产。她们身边的伴侣也基本认为，这只是几分钟的麻烦，需要被解决掉。
我们都以为手术做完了，“麻烦”解决了，子宫就像被格式化了一样，一切归零。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自然分娩》
我拍摄的六个故事里，每一个都不一样，但又都折射出相似的困境。
我把她们带到一个私密的影棚——不只是物理空间的安全，也是心理上的安全。我通过采访，让她们做口述，把所有没有公开过的经历、情绪全部敞开。在那之后，再用身体语言去呈现那些感受。讲述的时候，她们常常失语、哽咽，也会有愤怒，和独自背负的孤独感。

拍摄对象高晓君
高晓君，拍摄的时候她48岁。她在26岁到48岁，总共做了四次流产。拍摄的时候，她的状态非常失落。
她第一次流产是因为太年轻，没有做好准备，伴侣也不想要。第二次是同样的情况，她自己也没有勇气独自面对。第三次，她开始迷茫了——因为她的子宫一次一次被“格式化”，她不知道她的人生到底应该走向哪里。第四次，她已经结婚了，但男方有孩子，不想要再多一个，她又一次选择了流产。
她说，在她那个年代，女性的性别教育和性意识的苏醒是相当漫长的。她甚至用了“怠惰”这个词——“我们从来没有勇气一定要去做一个更独立的人”。时代局限，观念局限，等她真正开始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经历这四次流产时，她已经绝经了，无法再怀孕。

《子宫隐喻》
她把四次流产当作墓碑一样，立在她生命的某个位置上。我问她，如果把自己的子宫外化，想象它会像什么？她说，她的子宫就像一个西瓜，一层一层地被刮，越刮越薄，最后都要被戳破了。听起来就非常痛。

《注意防护》
另一个拍摄对象叫Alex，她经历了三次流产。
第一次也是在二十出头，懵懵懂懂，不知道为什么会怀孕，顺其自然去做了手术。第二次是在性开放的阶段，她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在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严厉地羞辱自己，觉得自己有罪。但是后来她也意识到，这不是性开放的问题，是没有做好保护措施的问题。
我看到了一个女性从自我谴责走向自我理解的过程。这种认知的转变，需要穿越严厉的社会污名化指摘，穿越内在羞耻，重新树立自己。我认为这个表达非常勇敢和珍贵。

拍摄对象Alex，她拿着流产胎儿的B超照片
Alex第三次流产，是在婚内。她非常用心地准备迎接这个孩子，买了小衣服，准备了婴儿床。但怀孕到六个月的时候，胎死腹中。手术后，她的身体依然默认自己要当妈妈，分泌乳汁，刺激母性，可是孩子已经不在了。她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来消化这个生命的丧失，这种被动状况下的流产，也会让女性经历严重创伤，外人常常无法理解。
她带了一张B超照来拍摄，像一个小小的墓碑立在那里。拍摄的时候，我为她选择的道具是一个纸箱，上面画了一个“轻拿轻放”的标识——我希望这个生命和这段经历能够被温柔地托举。

《刮宫勺》
有一个匿名的拍摄对象，她因为丈夫不想要孩子，经历了三次流产。最后一次，她甚至没有告知男方就自行处理了，因为她知道丈夫一定不想要。直到人到中年，她才开始崩溃，她才意识到这段关系是多么不对等。我为她拍摄了一张静物：一个刮宫勺放在水杯里，被水折射成两段。那种断裂感，就是她生命的某种隐喻。

明德，因为家暴流产并失明

《请勿踩踏》
还有一个拍摄对象，是一个盲人，她被家暴导致流产，同时双目失明。当她跟妈妈说这件事的时候，妈妈说：“哪个女性没有流产过？”她非常不能接受这句话——她正在经历的是一个生命的创痛，但这句话让她的痛被轻描淡写地否定了。
她后来选择去寺庙，请法师超度婴灵。她用这种方式来释放内心的愧疚和自责。拍摄的时候，我选择了带有“请勿踩踏”这个符号的箱子给她，我想表达的是：禁止对女性的暴力。


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查阅了数据。2015年，全国每年人工流产的人数达到1300多万，其中25岁以下的女性占一半以上。2022年，人工流产人数是976万，超过了当年新生儿的总数。
流产不是少数女性群体的经历，它折射的，是女性在社会处境中的普遍处境。但我们对它的讨论，是严重扭曲的。
首先是社会观念。一个女性如果经历了流产，大家会怎么评价她？“你太不会保护自己了、”“你不自爱”、“你很愚蠢”......这些评价会被女性内化，变成一种自我罪责。你觉得你有罪，你觉得对不起自己，你甚至不愿意再回想这件事。男性，在其中隐身。
其次是公共话语的误导。以前，满大街都是无痛人流广告：“温馨入梦三分钟”、“今天手术明天上班”、“学生半价”......这些广告词制造了一种虚假的轻松感，好像流产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手术。

《自然撕裂》
但事实上，无痛人流并不意味着更安全。在麻醉状态下，患者只是对疼痛没有反应，而流产可能带来的子宫穿孔、内膜粘连、感染、输卵管阻塞等后遗症，从不在广告的呈现之中。这种广告的误导是系统性的。
社会文化用道德审判女性的身体，医疗系统用商业话术掩盖身体的代价。两者的合力，使得女性在流产议题上始终处于失语与被操控的双重困境中。
我们从小经历的性别教育里，对流产是无知的。我们不知道如何拒绝男性不戴套的要求，不知道怎么让男性主动承担避孕责任，我们顺理成章地顺从了，流产后，默认了这是一种应当由女性独自承担的后果。
于是，流产变成一个被污名化、被羞耻化、被遮蔽的话题。它甚至不被认为是一个公共议题，而只是一个女性的日常事件。很多女性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如果不是你这个项目，我从来没有想过流产可以放在公共空间里讨论。”
我希望打破这种沉默。我希望流产这件事能够被重新评价，重新审视。这不是鼓励或者反对流产——恰恰相反，只有当女性真正认识到流产背后的身体代价、心理创伤和社会困境，她才能做出更理智、更成熟、更保护自己的决定。也只有在这样的认识之上，女性才有力量去拒绝那些不平等的性关系，去要求男性承担起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轻拿轻放》

《月经延迟焦虑》
我在这个项目里也拍了自己的部分。我有一个很日常的感受，我相信大部分女性都有，只要我的月经一直延迟，我就会非常焦虑：我是不是又怀孕了？我要不要再做一次流产？那种焦虑不只是对身体的担忧，更是对再一次经历那种羞耻和创伤的恐惧。我用很多验孕棒放在生活垃圾里的意象，来表达这种“怀孕焦虑”如何侵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流产不仅仅是女性身体与生命权利的关系，它还蕴含着“她”和“决定她身体的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包括她和伴侣，她和自身、外界的多重关系。流产，是女性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具体生命事件和多重关系的结果，这一直被男性视野所忽视。


朱玲玉和儿子
关于子宫叙事，不仅仅关于流产，还有生育。在做了流产项目之后，我又继续做了生育的部分。
2017年，我怀孕了。那是一次意外怀孕。社会环境里其实并不支持我生下这个孩子——当时我未婚，政策上不允许单身女性在异地建档，道德上也面临各种压力。但当我第一次看到B超，感受到那个生命体跟我之间的连接时，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种感觉。
我选择成为一个独抚妈妈。因为我觉得我是生育的主体，我的子宫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要不要生。
我必须独自承担所有的生育代价——从怀孕的身体不适，到分娩的风险，到坐月子的恢复，到哺乳、堵奶、照养孩子，再到之后漫长的养育。
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崩溃时刻。孩子还没有断奶的时候，我恢复工作了。出差拍摄，长时间站在镜头前面，我没法及时挤奶。我的乳房变得像石头一样硬，堵奶了，痛得像宫缩一样。拍摄结束之后，我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去疏导那些堵塞，按压那些硬块，那种疼痛是剧烈的、私密的，几乎没有人在公共话语里谈论它。

《生育与死亡》：朱玲玉还原了自己高一时的梦境：站在一棵枯树下，树枝上挂满胎盘，表达了她最初的生育焦虑
生育被过度浪漫化了。我们常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但这种浪漫化遮蔽了太多真相。生育的代价女性承担得比例过重，而且没有任何系统性的支持。我当时拍了一张照片：一棵枯树上开满了花，我做了一个维纳斯的姿态，举着一个苹果。那棵树是假的，花是假的，维纳斯也是假的——我想讽刺那种虚假的生育浪漫主义。

《分离焦虑》
后来疫情来了。我没有办法在那种状态下一边出差拍摄，一边照顾孩子，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孩子长时间分离。
分离之后，我出现了很严重的分离创伤。我每天通宵不睡，反反复复看孩子的视频。莫名其妙地流泪，非常非常想念他。那是一种真实的身体和情感上的创伤，是分离创伤。
为了表达这种分离创伤，我做了一个布景：一棵树，我把给孩子织的毛衣抽出一根线，绕成一个毛球。树的远端，我向着树奔跑，手里攥着那个毛球——那根线代表思念的距离，越靠近孩子，线就越短。

那是我生育故事中的一部分。生育不是一个节点，它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从怀孕、分娩、哺乳、养育到面对分离，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身体经验和情绪。
我一直没有停止这个项目。现在我也在写一本书，叫《母亲的语法》。我想把我这些年的思考——关于生育、关于母职、关于女性身体和情感——都写下来。那些崩溃、愤怒、愧疚，那些日常的庸常和琐碎，在公共话语里几乎看不见。但我认为它们是有意义的，甚至比那些“成功的意义”更重要。
女性的崩溃、愤怒、愧疚，都不是应该被压抑的东西——它们都是一种母职的语法，它们需要被释放，被看见，被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