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盘盯上一线城市高学历女性，“她们真的相信自己在谈恋爱”

为何“杀猪盘”盯上的，总是一线城市28岁以上的高学历女性？而这些女性在受骗过程中，也总是以为自己在恋爱？
在亲历者李希言和记录者何袜皮的叙述中，我们重塑了对“杀猪盘”的认知。他们通过一套精密的流程，使受骗者与被拐卖到园区的诈骗人员都深陷其中。
作者｜洛卡来编辑｜Felicia题图｜《鹦鹉杀》
李希言每天都在假扮一位“完美恋人”：他30岁出头，有稳定的工作，被前女友伤害过，是个适合结婚的对象。
而现实中的他，肉身被困在柬埔寨的某处电诈园区里，每天的任务就是把屏幕另一端的女性引向一个虚构的投资平台下单。
这名年轻人一边应付业绩要求，一边配合国内警方取证、阻止受害者转款。在人类学学者何袜皮的纪实新书《我在电诈园区当卧底》中，记录了他被拐骗进电诈园区、被迫从事“杀猪盘”、后成为警察的卧底揭露电诈内幕的经历。
《我在电诈园区当卧底》将于11月15日发行。(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此前帮助另一名被困者脱身，已经耗费了何袜皮大量时间和精力，她一度决定不再直接参与同类救援。2025年12月，其中一位（杀猪盘）受害者向她提起李希言，希望他能够回国，为受害者的案件提供证词。得知这个年轻人在园区里仍设法帮助别人，她改变了不再参与救援的决定。何袜皮迅速联络柬埔寨内政部，及时提交了李希言提前准备好的材料，并联络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
等待救援期间，两人几乎每天通话。让何袜皮印象最深的是李希言的“松弛”：有时还在大办公室里，他就拨通语音，问她今天过得怎么样，反倒是她催促：“你先去语音房再说。”他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如果真有什么意外会再找机会跟她联系。但在她看来，这份平静并不意味着他不害怕，只是他有着强大的内心。他常常在语音房里拖着她聊上一两个小时，讲述公司里发生的事，还聊起了其他被骗进来的业务员。“我从这一点看，他的内心应当还是焦灼的，而我可能是他当时从外界获取安全感的途径。”何袜皮在书中写道。
100天后，在何袜皮和中国警方的帮助下，他顺利逃出生天。
在离开园区约300天后，何袜皮与新周刊深入聊及她所观察的东南亚诈骗园区的真实，更多的内容请收看刀锋时间视频播客。
活下去需要演技
看到自媒体人徽剑遇害的新闻后，李希言更加谨慎地维护自己的信息。在一个平静的下午，他向我们诉说了他此前的故事。
如果不是因为一次疏忽大意，26岁的李希言还在到处流浪。
2025年，李希言收到一位自己关注已久的旅游博主“威廉”的邀请，从泰国来到柬埔寨西港。他起初留了心眼，谢绝对方接机，自己订好机票、旅馆和出行车辆。
到达西港后，威廉请李希言吃饭，告诉他自己明天要到金边出差。准备离开时，李希言透露了自己也有到金边游玩的打算。威廉说，可以安排旅行社的车送他，自己在金边等他。考虑到带着行李坐大巴不方便，两人又认识了这么久，他接受了这份好意。
（图/央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
第二天，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旅馆楼下。上车五六分钟后，李希言盯着导航，发现路线越来越偏，便发消息询问。威廉安抚他，可能是司机选了别的路。20多分钟后，车子驶进“金港娱乐城”，两扇铁门在他身后关上。
李希言知道，他被卖了。他赶紧低头，想拿手机质问威廉，却看见两人的聊天记录瞬间从屏幕上消失——对方使用了聊天软件的双向删除功能。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连这个朋友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就这样，李希言被卖进了星辰公司，他首先学会的是配合。刚进去不到一小时，他就目睹了一名业务人员遭受殴打。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他：“好好留在这里做业务，就能挣到钱。”李希言判断，如果表现得不配合的话，下场会更惨。
（图/电影《孤注一掷》）
随后，他进入一套用惩罚推动的工作流程。公司要求业务员每天将新认识的人加到指定的、不受监管的第三方聊天软件上；如果连续完不成任务，就会遭到体罚、鞭打或电击。业绩差的小组则是从早上九点工作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每天如此循环，没有任何休息。李希言说：“在里面，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今天又活了一天’。”
园区里的消遣很有限，许多人靠香烟、槟榔和酒精缓解压力。中国烟酒价格昂贵，没有业绩的业务员只能抽一种售价1.5美元的本地烟ORIS，大家戏称它为“狗推烟”。一瓶在国内卖3元人民币的可乐，在园区超市要卖1.5美元。
星辰公司每月预支的100美元零花钱，会被记进每个业务员的“赔付”里。没有业绩的李希言，连一瓶大瓶冰红茶都舍不得买。他会花0.5美元买一瓶冰镇的当地品牌矿泉水，吃完饭后把凉水含在嘴里，“水我都舍不得咽下去，就这么撑过来的。”
在试图寻求何袜皮的支援并暗中与她联系时，李希言有时显得比何袜皮还要松弛。
他以给“客户”打语音电话为由，走进办公室里的隔音语音房，讲述自己的处境。何袜皮在书里回忆，有时他还没离开大办公室，就已经拨通电话、和她打起招呼，反倒是她催促：“你先去语音房（注：电诈公司为业务员以语音对话骗取对方信任而设的独立玻璃房）再说。”
李希言解释，这种平静有一部分是必须“表演”出来的。身边的人都以为他在和客户聊天，如果他表现出紧张反而容易引起怀疑。在联系何袜皮之前，他已经用同样的方式，与警方以及其他愿意帮助他的人通话多次。
（图/电影《孤注一掷》）
真正难熬的是通话结束以后。前一秒的他在讲自己的经历，说一些真话；推门回到工位，屏幕上显示的又全是诈骗话术，他得重新扮演一个并不存在的男人，向陌生女性表达爱意，回应她们对未来的期待。“在语音房里我好歹还能像个人一样，正常地讲我自己的事情，再说点真话。”结束之后，自己又得马上戴上面具，回到欺骗别人的事情中。
为了不被转卖，他每天都需要想办法让管理层相信自己有做出业绩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也不能让自己“真的做出业绩，因为我真的不想骗人。”
李希言一直对“出去”有着坚定的信念。“我接受过‘可能出不去’的现实，但我没接受‘不出去’，这两件事不一样。”李希言说道。
在外界的配合下，他手里的一部分“客户”变成了知情的受害者或警方。他们登录不同账号，与业务员维持聊天，帮他完成新增任务。遇到不知情的真实女性，李希言会设法记下姓名和联系方式，赶在对方准备大额转账前，把她们的信息交给警方。
偶尔，业务员会聚在一起，围观、调侃被骗女性发来的私密影像。李希言不愿参与，却又担心表现得太不合群，成为被排挤的异类。他只能假装自己饶有兴致地站在人群中；遇到有人给自己发私人照片，他也会劝对方用双向删除功能删掉。
他也无法始终沉浸在为这些受害者担忧的焦虑里。他说自己每天脑子里想的是：“我今天任务完成没有？会不会挨打？我得怎么活下去。”
在当时的限制下，李希言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拦诈骗，为了保命，他所做的是“最优的选择”。但他还是认为自己在每天的流程中，欺骗过别的女性感情。
（图/纪录片《Tinder诈骗王》）
那是某年12月底，他已经处在即将被转卖的边缘。在交友软件上，他认识了一名生活在韩国的中国籍朝鲜族女孩。她告诉他，自己刚生过一场大病，差点没能活下来；出院后，又被韩国的杀猪盘骗走了几百万韩元。听见“投资”两个字，她显得犹豫。
李希言还是硬着头皮，用公司设计的话术向她保证：“大部分让你线上投资的都是骗子，千万不要信。但我这个是正规投资，是真的能带你赚钱的。”
为了打消诈骗对象的顾虑，星辰公司还有另一套办法：业务员谎称，投资平台与公益平台存在合作，让女孩在正规的公益平台捐出约700元，再凭捐款截图向客服登记，她的虚拟交易平台账户便会记入100U（注：交易平台上的货币单位）的收入。女孩照做了，看到账户里多出的数字，更加相信了李希言的说法。
这是李希言进入公司后拿下的第一个“首充”。李希言后来解释，自己当时想的是，让女孩完成前两笔小额投资，拿到公司用作诱饵的返款，再找机会阻止她继续投入。实际发生的却是，女孩收到首笔连本带利的返款后，几天没有上线。后来她才告诉他，自己的病又复发了，正在吃药看病，没有心情再弄投资。
（图/纪录片《Tinder诈骗王》）
没有发生后续的大额转款，并不意味着他忘记了这段对话。“人家刚被骗子坑过，带着一身伤，好不容易又信了一个人，结果遇到的还是我这个骗子。”
对李希言而言，每拦下一笔转账，至少能让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做一点愿意做的事。“今天没白熬。”
而网线另一端，那些被这家公司骗过的女性，也逐渐成为他向外求救的重要联系人。
被盯上的一线城市高知女性
一线城市中高收入女性，是这类诈骗公司重点的捕猎对象。
刚进公司时，李希言学到的是怎样在聊天中辨认一个女性有没有“诈骗价值”：年龄28岁以上、职业好、公积金高。
“公司教我们看的不是人，是标签。”李希言说。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公积金，意味着更好的贷款资质。公司认为，对方手里有多少存款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即便储蓄不多，也可以引导用户去平台借钱，“她们的借款额度是最宝贵的”。
真正和这些女性聊起来，他发现，不少女性学历高、经济独立，日常工作忙碌，却缺少稳定的陪伴。“她们现实里其实很孤独，面临着沉重的催婚压力，极度渴望能有个懂自己、能提供稳定情绪价值的人。”李希言说道。
（图/电影《鹦鹉杀》）
让李希言印象最深的是她们身上的反差。这些女性在外是女强人，在网聊里却因为太渴望被爱，被骗子们打造的“未来”套牢。一旦投入了感情和钱，哪怕她们察觉到了不对劲，也会自己骗自己，根本拔不出来，“看着她们把软肋和巨款交给我们这群人，我心里其实特别不是滋味。”
除了纠结，让他不好受的还有他必须去面对她们的期待。星辰公司给业务员准备了一套很完备的诈骗话术：从童年的温情往事，到被前任背叛的经历，再到每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 
屏幕前的“恋人”，背后是一整个电诈公司的SOP：公司里有不同的业务员负责各项流程，加好友、文字聊天、语音和视频出镜。一个人的脸拼接上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嫁接上预先准备好的人物经历，拼凑成同一个虚拟恋人的样子。业务员有时还得按照组长的要求，不断调整聊天的语气和内容。
（图/纪录片《陌生号码：高中短信诈骗疑云》）
在聊天开始时，用户有防备心是很正常的。业务员要持续问候、分享日常，等对方渐渐习惯这份陪伴，再将投资引入关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谁都会被打动——不愿回应、没有产生依赖的人，他们就不再花时间聊下去。“我们本身也就是一个广撒网的游戏。”
而那些留下来的女性用户，会得到业务员更密集的关注。等感情建立起来，投资这一话题就会与两人的未来绑定，所谓的“共同未来”被反复提起：赚到钱以后去哪里旅行，住什么样的房子，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星辰公司将这个过程称为“造梦”。
原本需要个人作出独立判断的投资决策，逐渐和对恋人的信任绑在一起；犹豫是否转钱，也可能被业务员追问“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李希言时常感到自己很麻木。在对话框里，他看起来很投入地和对方制造一个未来，而在屏幕外，他每天盘算的却是当天的任务有没有完成，会不会挨打，怎样才能继续撑下去。
这种分裂感也存在于他每天看见的办公室里。有业务员一边给女性发送“我爱你”，一边却希望对方能多被骗点钱。只有后台跳动的充值数字，才是业务员最关心的。李希言最记得同事间常说的一句话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再也不相信爱情的女孩。”而说这话的业务员甚至是在看戏般地调侃。
（图/电影《巨额来电》）
看着那些女生被骗，就像看着一场被慢慢放大的悲剧，李希言感到特别窒息。
一直到被解救之前，他都不愿意骗这些女性。于是他便设法将真实客户的信息交给警方，赶在对方准备大额转款前劝阻。但他很快发现，哪怕用户受到了警方的警示，也并不意味着转账的行为会立即终止。
（图/电影《孤注一掷》）
在网络安全公司工作的小冰，对“男友”的身份一直有所怀疑，却仍尝试了两笔小额投资，并顺利提现。对方随后要求她投入二三十万元，还鼓动她贷款。李希言向警方提供线索，警方及时劝阻，她最终没有造成财产损失。
有人及时止住了损失，也有人失去大笔积蓄。清风将准备给女儿买房的600万元售房款，陆续投入虚拟投资平台。提现时，对方又索要150万元“解冻金”。她在网上的曝光帖中发现端倪，没有继续汇款。李希言看到她在曝光帖下的留言，核对公司内部的收款信息后确认了清风的身份，与她本人取得联系。
一次，李希言将公司内部群聊中的一张转账记录80万转发给警方。而这个女性竟在当地警察上门劝阻之后，完全不信任警察，反而相信“男友”的解释，继续转钱。李希言看到这些消息感到又急又气，他冒着生命危险给警方报信，承担了暴露的风险，而对方却还选择继续汇钱，“如果被发现了，我真的会被打死。”
他在被解救后，问一名受骗的女性为什么当时还要转账，对方回答：“我太恋爱脑了。”
（图/电影《鹦鹉杀》）
他也试图去理解这些女性，“那时她们已经被一整套话术困住。骗子会提前告诉她们，不要向警察承认网恋，将警方的提醒，解释为过度反诈。”李希言解释道。如果受害者将警方提醒告诉骗子，反而又成了骗子安抚、说服她们的机会。
在与这些受害者建立信任之后，她们开始反过来帮他。李莹帮他联系上办案民警；清风则向何袜皮留言求助，希望李希言能安全回来，提供关于诈骗公司的情况。
女性受害者仍在处理自己的损失，也为另一个被困的人寻找出口。
营救
何袜皮最初听清风说起李希言这号人物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会不会是另一个骗局？
有着多年媒体经验的她对这次求助有着很强的警惕：一个被困在园区的底层业务员，为什么能掌握其他人的诈骗记录？又为什么愿意联系受害者？清风给她看了一张手机翻拍电脑屏幕的照片，解释上面每笔转账的时间和金额，都能与自己的受骗记录对应。
在此之前，何袜皮已经参与过另一次救援。2025年9月，一位关注她公众号多年的读者小王，在留言区反复留言求助，称自己被骗进柬埔寨的电诈园区。何袜皮通过国内警方和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了解到可行的营救方式。但担心通过向当地警察报警可能泄露求助者的信息，让他遭受更严重的伤害，因此迟迟不敢贸然行动。
在多方咨询、征求小王意见后，她选择向柬埔寨内政部提交材料，再将报案信息发给大使馆，请求督促处理。救援需要的材料十分具体：本人照片、身份证件、园区定位，还要有办公室和宿舍的详细位置。何袜皮发现，对被没收证件和手机的人来说，凑齐这些并不容易；家属可能掌握受害者的证件照片，却不知道亲人究竟被关在哪里。
求助者“小王”的留言。(图/微信公众号“没药花园”）
在等待约一个月后，小王才逃出园区。在那之后，他还经历了长时间的羁押和移交流程，才得以回国。这段经历消耗了何袜皮大量时间和精力，且容易被不明所以的人质疑是否从中获利，她一度决定，不再直接参与同类救援，只在看到求助时告知对方可以尝试的渠道。
但清风的请求让她重新考虑尝试营救李希言。李希言身在园区，却试图阻拦诈骗活动。她希望他回国，为受害者提供证词；何袜皮也想弄清，他如何在园区中传出信息、帮助其他人。
李希言告知了何袜皮他的详细情况。此前他想了很多方法向外求助，早就准备好一套完善的报警材料。何袜皮将资料提交给柬埔寨内政部，这一次对方回复及时，还主动建议她联络大使馆确认。她因此推断，营救李希言是很有希望的。
李希言却不敢太期待：“其实在那种地方，我们最怕的不是外面不救，而是怕‘假救’。”他在园区里早就听说过太多当地警察和园区勾结、通风报信的事。一旦有人报警，警察前脚刚走，后脚公司就将“报警的人打个半死或者直接转卖”。李希言坦言，如果真的有人来查，又碰上内鬼通风报信，那他就彻底完了。
（图/央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
等待救援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借着打语音的机会，与何袜皮聊上一两个小时。他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如果真的被转卖，也会再想办法向外界联系。何袜皮留意到他的平静，总想多聊一会儿，猜想自己可能成了他从外界获取安全感的途径。
2026年1月7日，何袜皮转达了外界的变化：柬埔寨内政部再次索要李希言的照片，似乎很着急，工作人员甚至向她打来语音电话。她判断，柬埔寨内政部近期或许就会行动。
当天下午，李希言仍像往常一样回到办公室。公司的大主管突然叫他过去，说警方想要找他，追问他如何报警，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暴露。他否认报警，照着事先准备的解释应对，直到听见对方播放的语音：警察已在宿舍门口等了十几分钟，为什么还没把人带过去？
（图/电影《孤注一掷》）
临走前，管理人员仍逼他录下一段自称“自愿工作”、做出巨额诈骗业绩的视频，威胁他出去后不要乱说。李希言配合着演完，随后被带离办公室。而那部用于向外联络的工作手机，始终放在他的裤兜里，没人发现。
他终于走出了园区。但他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他很平静。回国的路也并非顺畅，他在西港（当地）警局的拘留所又滞留了一个月才得以回国。当飞机落地中国境内时，他终于有了一种“一切都结束了”的感觉。
回国以后，李希言陆续联系一些正在经历受骗的女性，提醒她们不要再转钱。有人不信，有人直接骂他是骗子。他说，能理解这种反应：一个已经被杀猪盘深度洗脑、被整套话术闭环牢牢困住的人，思维早已被彻底重塑。在骗子长期的灌输驯化下，连上门劝阻的警察、官方的反诈预警都全盘否定，又怎么可能相信我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图/纪录片《Tinder诈骗王》）
他并不把这些试图帮助的行为称为弥补。在他看来，他的目的就是“少一个人被骗”。但已经转出去的钱，很难再回来，这也是他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的地方。
现在，李希言对幸福的理解变得具体：醒来能吃到想吃的东西，没有人被囚禁，也没有人规定他几点睡觉、几点出门。
我问李希言，回顾这段经历，他还有什么想表达的。他想了想，回道：“我觉得电诈园区这个称呼简直是太轻了，应该叫集中营。里边是人口买卖、殴打，发生了很多非常残忍的事情。”
我安慰他，“但是你活下来了。”李希言说，他活下来了，但有更多的人没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