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文明起源

人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性欲？
《性与文明起源》
   内容简介：人类文明的起源和进步的驱动力，是人类学的未解之谜。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只是部分地解释了人类体质的演变，如直立行走、体毛脱落、第二性征等。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联的极度脑膨大、概念化语言、抽象思维、超强认知能力和语境化意识等，完全或部分地脱离了人的生物学属性，不能归结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结果。人类的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其繁殖功能，性欲作为一种强烈的奖赏而存在。性奖赏对大脑的刺激，有助于维持人脑中高度可塑的基础结构——神经网络。后者是我们学习与记忆、知识积累和意识形成的物质基础。然而，强烈的性奖赏也带来了强烈的性冲突，非常不利于构建稳定的群体结构。根据骨骼化石的性二型推断，原始人类大约在100万年前就可能是一夫一妻制的婚配模式。古代人类社会可能并不存在混交制的婚配模式，因为混交制的性二型差异和睾丸体积都很大，与人类化石和人体解剖不符。也许是因为一夫一妻制是唯一的模式，即能够同时满足男女的性奖赏需求，基本解决性冲突而实现性公平；又能够促进夫妻合作，共同抚养“幼态延续”的后代。人类婴儿出生时的极端“幼态”是对直立行走导致的盆骨变窄和分娩困难的解决方案。具有性边界的家庭单元在人类社会中起源，可促使社会体量和密度不断扩大、结构不断复杂化，最后出现社会分工，人类文明就此起源。此外，《性与文明起源》一书对人类性行为和性心理的生物学机制，也作了非常专业的讨论分析。


性，是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明起源，属于史前历史和考古学领域。

二十世纪可谓是“性”之世纪。首先在理论上，先有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原文1905发表）、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原著1933年出版）以及金赛的《性学报告》（原著1948年出版）等巨著的横空出世，随后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学研究”轰动世界。然后在行动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爆发了一场席卷世界，乃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余音绕梁”的“性解放”运动。迄今为止，讨论人类的性包括生理、行为和疾病，相关的书籍已经浩如烟海。关于人类的文明起源，研究著作更是繁若星辰。然而，将人类的性与文明起源关联起来的著作，却寥寥无几甚至没有。而将性当成人类文明起源的主要动力，那就非常惊世骇俗了，即便是伟大的弗洛伊德也不敢做此猜想。

历史和考古学的证据告诉我们，文明发源于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但此前必定经历过漫长的“黎明前黑暗”。人类文明产生的生物学基础是其大脑的容量和结构，其复杂性可谓是宇宙之最。复杂化的大脑是产生文明的必要条件，人类是唯一具有概念化语言和语境化意识的动物。文明的起源便是建立在这两个特征之上，但它们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经过600多万年的洗礼，人脑不断膨大，在约200万年前膨大加速了（在脑容量对时间的增长曲线上形成一个驻点）。神经系统也发生了相对应的变化，如神经网络的单元更多，结构更加复杂化。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而性在其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性的基本功能是繁殖，因此动物的性行为完全围绕繁殖的成功率展开，而这在人类则发生了偏差。人类的性活动是以享乐或奖赏为主，繁殖反而变为次要功能。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或者说发生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哪个阶段？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转变，或性欲的进化适应性在哪里？毫无疑问，原始人类的生存条件是非常严酷的，任何不利的改变都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为了追求性奖赏，人类面临的困境包括但不限于：消耗大量的时间和能量；吸引天敌的注意；减弱了对竞争者（有时也致命）的防备；激发了社会矛盾；更容易传播疾病；外露膨大的雄性器官和女性第二性征如乳房妨碍快速运动和搏击等。人类具有硕大的脑、概念化语言、语境化意识以及强烈的性欲，这些现象背后是否有内禀的关联？

从进化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进化可分为体质变化和文化进步，这两个过程是平行的，但它们的进化驱动力并非完全一致。人类的体质进化主要是受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结果。文明化过程显然没有遵循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规律，否则上面提到的性奖赏的负作用就不会存在。既然性奖赏对体质人类学没有贡献，那她就应该对人类文化的进化有所作为，否则，大自然是非常“冷酷无情”的。如果将人类的体质进化比喻为一条河流上的船，从远古驶来；那么文明就像河流边上的一条高速公路，虽然出现较晚但行车则胜在速度。正是由于文化的积累和文明的诞生，人类搭上这辆快车后迅速成为了这个星球的最具优势的物种。当您理解了人类文明的起源，也许会发现：大自然进化出语境化意识，可能是生态系统最大的败笔。

生命系统中存在两套通用的信息编码，一套是遗传基因（字母表征），一套是神经脉冲（数字表征）。前者有四个密码元素，即DNA的A（腺嘌呤）、T（胸腺嘧啶）、C（胞嘧啶）和G（鸟嘌呤）或RNA的A、T、U（尿嘧啶）和G；后者为二进制编码，即动作电位的有（1）或无（0）。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信息可以脱离具体的物质基础而可以完整地存储与传递。如A T C G即可以是DNA上带有不同碱基的核苷酸，也可以是打印在纸上或存储于电脑的字母，甚至可以记忆在人脑之中。二进制的存储方式更多：如神经元动作电位的有无；阿拉伯数字的1和0；带阈值的电或磁信号（大于阈值为1，小于阈值为0）；激光照射粗糙的表面（凸起为1，凹陷为0）等。这两套字母和数字也分别编码了人类的身体结构和文化的记忆积累（文明基础），它们相生相克。如果将其拟人化，那么遗传系统的目标是稳定地留下最多的基因拷贝，即道金斯所标榜的“自私的基因”；神经系统则希望保持稳定的复杂网络结构，以编码更多的信息。在一些情况下如觅食和求偶，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有机体这台生存机器能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成瘾，二者有很大的冲突，都希望自己占据更多的资源。求偶时，优良基因和聪明策略的协同可以留下更多的后代；成瘾时，神经系统只顾自己的满足而损害基因遗传的需求。后者如毒瘾者把资源（钱）用于毒品消费，而不是成家生子。性欲兼具这两种属性，然而冲突似乎远大于合作。既然存在如此强烈的冲突，为什么人类进化中没有将其淘汰呢？

人类的体质进化与文明化过程，似乎分别与“字母”和“数字”所代表的信息编码系统相对应。在我的这两本著作里，读者可以发现，通过一个神经系统的“间接竞争”机制，将生物进化与文明进步统一到同一个“轨道”上，并且有效地将上述两个编码系统的冲突转化为进化的驱动力。正是这两套系统的矛盾（即对立和统一），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基因给了我们人类硕大的脑；而基于“大”脑的智慧又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基因的拷贝数量（70多亿个个体）。借助间接选择的桥梁，我们实现了从生物进化过渡到文明进步的跨越。

国内外的同类专著惯常将一些生物学法则直接推广到人类社会。如社会生物学将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还原为基因的操控；或者认为人们的意识、创造性、幽默感以及文学艺术等“无用性状”，都源自性选择。此二者的共同之处，就是过度地强调人类社会的生物学属性，弱化甚至排除文化因素的影响。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是建立在：有机体只是DNA 制造更多的DNA的机器。源自巴特勒的名言“小鸡只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工具”。然而，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式的生搬硬套。人类语言的进化已经远远超出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功能；而如果从实用性的生物角度分析，艺术和音乐也不过是无用的浪费而已；人类的道德和幽默在觅食和躲避天敌的过程中则毫无用途。这些“无用”的性状，极其类似于公鸡的头冠、狮子的鬃毛、麋鹿的大角、雉鸡的长尾、青蛙和小鸟的鸣叫等。“无用性状”理论的鼓吹者指出，所有这些于生存不利甚至有害的性状，都是性选择的结果。性选择起源学说存在致命的缺陷，所谓的“无用性状”在人类的男女都同样具备，而不是像鲜艳的鸡冠、雄伟的鹿角和华丽的雉尾那样，于雌雄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因此，这些人类的“无用性状”就不是性选择的产物，人类文明也不是性选择的成果。这些理论的代表作，包括《社会生物学》、《自私的基因》、《裸猿》和《The mating mind》等，在学术界都有巨大的影响力。

对这些理论的批判，自它们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著名的心理学家、行为学派创始人华生就发表一个广为人知的宣言：“给我一打健康的、适当的婴儿，以我自己特有的方式培养他们，我保证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训练成为我所希望的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人；当然，也可以是乞丐和小偷，这与他的天赋、倾向、爱好、能力、职业和祖先的种族无关”。以斯金纳领军的行为学派，认为每个人出生时大脑都是空白一片，即所谓的“白板”（tabulae rasa）理论。强调人的大脑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人的意识、经验、宗教、艺术等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行为学派完全否认人类的生物学属性，也有失偏颇，毕竟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提出“相对论”。

上述两个学派，不是极端的“右”倾（基因决定文明）就是极端的“左”倾（行为脱离遗传）。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只有对上述观点的批判，但尚没有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替代之，也没有一座桥梁连接其“左”“右”。社会生物学家威尔森在《论人的天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中说过：“任何特定理论的优雅，或者说优美，是通过其所能解释的现象多寡及其表述的简洁性来衡量的。”“一个科学理论的权威性，就在于它是否能将少数公理性的概念转变为对可观察现象的详细预测。”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马赫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科学可以认为是一个最小化的问题，它包含对事实最全面的表述和最经济的思维。”然而，性驱动人类文明的理论，是否做到了优雅、优美、全面或经济呢？读者可以见仁见智。

洛伦茨（1903—1989）被称为“现代动物行为学之父”，获得1973年度诺贝尔奖。作者有幸成为他的第三代直系传人之一，即康拉德·洛伦茨（始祖，奥地利）→沃尔特·黑利根贝格（第一代，德国）→凯瑟琳·卡尔（第二代，南非）→***（第三代，中国）。洛伦茨的著作颇丰，包括《动物与人类行为研究》（2卷）、《论攻击》、《所罗门王的指环》、《狗的家世》、《灰雁的四季》等多部作品。追随祖师爷的脚步，多年来我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写出《行为进化——从动物本能到人类文明》（科学出版社2021）和《性与文明起源》。前者是自然科学的专著，但将触角伸向人类的进化；后者是社会科学的专著，着重探讨人类文明化过程中性的驱动作用。

本书是一部极其严肃的文理结合，以人文为主的专著。在书中我重点阐述了性如何驱动人类文明的起源和进步；同时，为性行为和性心理提供了翔实的生物学背景。这些生物学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生态适应、神经机制和内分泌调控等。本书也引用了许多历史资料、神话和传说，并编撰了一些相关的寓言，以说明原始人类和古人对性的崇拜、压抑和张扬。读者见谅，作为动物行为学者——典型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擅入社会科学的领地，实在有些胆大妄为。但是，理工男的严谨，将带你领略异样的风光。如果说弗洛伊德是一只“闯入人类文明花园的野猪”，那么我，可能就是一位“应聘园丁岗位的农夫”。秉承一贯地毫无浪漫色彩的实用主义，硬生生地将美丽的性、浪漫的爱情和优雅的文明，还原为冷冰冰的“生物性状”。但愿我没有将牡丹和玫瑰当杂草拔除，也没有在花园随地排泄，更没有践踏文明的土壤。然而，我想说：“所谓文明，只不过是人类愉悦自我的副产品。”